摘要：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的死，能被写进档案，却没人敢提她的名字？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的死，能被写进档案，却没人敢提她的名字？

林玉梅，基隆码头工人的老婆，1950年死在审讯室里，官方记录写的是“急性肾衰竭”，可谁都知道，那不是病，是被逼出来的。

她丈夫每天凌晨四点去码头扛货，她在家带孩子、听收音机，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匪谍嫌疑”。

可那台收音机，成了催命符。

王昌诚那天烧了三张纸，日记里写“权当为玉梅姐积阴德”。

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是那个在机器里拧螺丝的人——设备是美国造的ST-3，人工誊写，一错一个字都得重来。

他每天要抄三百条通话，其中二十条是“异常”，按规定，二十四小时内必须上报。

可他挑了十七份，悄悄烧了。

不是良心发现，是他记得林玉梅的笑声，记得她儿子在照相馆门口等妈妈的样子。

那张全家福，现在摆在基隆的追思会上，黑白的，孩子才五岁，笑得没心没肺。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选那十七份。

也许是因为其中一条，是两个老太太在聊谁家的咸菜腌得香；也许是因为另一条，是女儿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那声音，像极了他自己的女儿。

台湾那时候，收听大陆广播判死刑。

每五百人就有一部电话被监听。

三千人因为“知情不报”被关进牢里，定罪率98.7%。

不是因为证据多，是因为你不说，你就该死。

可偏偏有人，用沉默对抗沉默。

王昌诚没逃，没反抗，他只是在深夜，把纸塞进火盆，看灰烬飘起来，像雪。

贾樟柯要拍这部电影，叫《沉默的齿轮》。

他说，这不是英雄的故事，是普通人怎么在系统里，一点点把自己弄丢了，又偷偷捡回来一点。

剧组找到当年的维护手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异常通话需在24小时内上报。

”可没人写：操作员有权选择“看不见”。

林玉梅的儿子，八十二岁了，第一次开口讲母亲最后的样子：她被带走那天，穿的是蓝布衫，脚上那双鞋，是他爸用旧轮胎做的。

她没哭，只说：“你别告诉弟弟，我买糖给他。

”那颗糖，他藏了六十年，直到去年才拿出来，放在母亲的骨灰盒旁。

我们总说历史沉重，可真正压垮人的，从来不是那些大字报、枪决名单。

是那个被烧掉的纸片，是那句没说完的话，是孩子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再也没回来。

你今天能自由地打开手机，听一首歌，骂一句脏话，骂一句政府，是因为有人，曾经在火盆前，手抖着，选了不报。

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英雄。

但有些人，只是没按下那个“上报”的键。

来源：小永影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