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轻时的吴敬中，大概率也是个热血青年，北伐时期或许也曾站在讲台上振臂高呼，要驱除鞑虏，要恢复中华。

《潜伏》里的吴敬中，其实是民国官场的一个缩影。

年轻时的吴敬中，大概率也是个热血青年，北伐时期或许也曾站在讲台上振臂高呼，要驱除鞑虏，要恢复中华。

那时候他的眼里是有光的，心里是有火的，为了那个理想中的新中国，他也曾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

可时间是最无情的溶剂。

随着他在军统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随着他对时局的洞察愈发深刻，他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腐朽，看到了人心的鬼蜮。

那个曾经的有志青年，终于在权力的侵蚀下，活成了一条深不可测的老泥鳅。

当理想主义的火焰熄灭后，剩下的便只有赤裸裸的现实主义。

正如他后来对余则成说的那句名言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句话，不仅仅是他的自白，更是那个时代所有国民党高官的墓志铭。

抗战胜利了，但这对于吴敬中来说，并不是民族的胜利，而是一场饕餮盛宴的开始。

军统天津站重建，这在别人眼里是光复河山，在吴敬中眼里，却是千载难逢的敛财良机。

日本人走了，留下的那些带不走的工厂、房产，那些汉奸们囤积的古董字画，成了无主的肥肉。

吴敬中想吃，而且想大口地吃。

但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吃相不能太难看。

那些日伪留下的固定资产，盯着的人太多，不好下手。

于是，他的目光锁定在了像穆连成这样的大汉奸身上。

这是最好的猎物，既有油水，又没有政治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杀猪爆金币”。

但是，作为一个站长，这种脏活累活他不能亲自下场。

他需要一把刀，一把只属于他、用得顺手、且不会反噬主人的刀。

这把刀，必须得是“自己人”。

这时候，余则成走进了吴敬中的视野。

我们读懂了吴敬中为什么要调余则成来天津，就读懂了中国几千年的官场逻辑。

天津站的高层配置非常有意思。

副站长陆桥山，那是郑介民的人；行动队队长马奎，那是毛人凤的狗。这两人虽然是下属，但背后都站着南京的大佬。

这就是戴笠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帝王心术”。

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封疆大吏一家独大，必须在吴敬中身边安插钉子，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斗争，这样上面才放心。

吴敬中对此心知肚明。

他那句“前栅栏宿猫，后篱笆走狗，建起来很费周章啊”，道尽了这种被监视、被架空的无奈。

在这种局面下，余则成就显得格外珍贵。

第一，余则成是戴笠钦点的英雄，根正苗红，政治上绝对安全。

第二，余则成在军统内部毫无根基，除了依靠吴敬中，他别无选择。

这就像《雍正王朝》里年羹尧一定要带着李卫一样。

吴敬中需要余则成，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在陆桥山和马奎的夹击中，培养一股属于自己的嫡系力量。

吴敬中在敌占区苦熬了那么多年，又是跟日本人斗，又是跟伪军斗，中间还得抽空给延安安插个“佛龛”（李涯）。

可以说，他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但历史无数次证明，功劳这东西，最不靠谱。

一旦他失去了天津站站长这个位置，一旦他失去了手中的权力，他曾经的功劳就会变成过眼云烟。

甚至，那些盯着他位子的人，会把他的功劳变成罪证。

所以，吴敬中必须把余则成变成自己人。

他见面就对余则成说：“你，是我的人。”

这不仅仅是拉拢，更是一种政治契约的缔结

：我保你的前程，你保我的平安。

对于吴敬中来说，外面的国共之争那是大人物们在南京该考虑的事，而在这个小小的天津站里，如何在残酷的内斗中活下来，才是天大的事。

02

为了巩固这种契约，吴敬中使出了惯用的手段。

天津站人员凑齐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大家把家眷都接来。

理由冠冕堂皇

：抗战胜利了，让家属来共享荣华富贵。

但这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权谋。

首先，这是“质子”策略。

老婆孩子都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们做事就得掂量掂量，这就是投鼠忌器。

其次，这也是一种“雨露均沾”的腐败同盟。

大家都把家搬来，都需要房子、车子、票子，大家一起贪，谁也别嫌谁黑，都在一条船上。

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吴敬中对下属的一次忠诚度测试，尤其是对余则成。

然而，就在这个环节，余则成“掉链子”了。

对于接太太这件事，余则成表现得推三阻四，吞吞吐吐。

这让生性多疑的吴敬中瞬间警觉起来。

如果陆桥山或者马奎这样，吴敬中或许还不那么在意，因为本来就没指望他们能跟自己一条心。

但余则成不一样，这是他选定的心腹，是准备托付身家性命的人。

如果余则成对自己有所隐瞒，或者有什么把柄握在别人手里，那这把“刀”，就有可能变成刺向自己的匕首。

吴敬中的逻辑很清晰

：在我的眼睛里，不注重情分的人，难堪大用。一个连老婆都可以抛弃不管的人，怎么可能对长官忠诚？

于是，吴敬中动用了他在重庆的关系，开始秘密调查余则成的底细。

他想知道，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余则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一查，查出了惊天骇浪。

情报显示，余则成在重庆确实有个相好的，叫左蓝。

这本来没什么，男人嘛，谁还没个风流债？

吴敬中自己也是个老江湖，对此并不排斥。

但要命的是，这个左蓝，竟然是个“进步青年”，而且现在已经去了延安！

这就触碰到了国民党官场的红线。

这里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功力，借吴敬中之口，说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

当手下报告左蓝写过激进文章时，吴敬中竟然用了“进步”二字来形容，而且言语间颇为认可。

甚至，他还随口提到了那个绝密的代号——“佛龛”。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吴敬中的潜意识里，所谓的“主义”之争，早已让位于现实的利益考量。

他并不在乎左蓝是不是共党，他在乎的是，这种关系会不会牵连到他。

按照常理，既然查到了余则成和延安方面有瓜葛，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直接把余则成晾在一边，或者秘密处决，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但是，吴敬中没有这么做。

他做出了一个违背戴笠严令的决定

：启用“佛龛”。

要知道，佛龛是戴笠安插在延安的一枚死棋，是战略级的特工，有着“只蛰伏，不启用；待战时，见奇效”的铁律。

为了调查一个下属的情感问题，竟然要动用这种级别的战略资源，这在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都是不可理喻的渎职行为。

那么，吴敬中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私心与恐惧？

03

吴敬中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戴笠“只蛰伏，不启用”的铁令，去动用战略级特工“佛龛”调查一个女人的底细，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残酷。

所有的政治博弈，归根结底都是利益算计。

在吴敬中心里，有一本账算得很清楚

：佛龛是戴笠的棋子，是党国的杀手锏，是为了那场并不确定的决战准备的。

那场决战赢了，功劳是校长的，是戴局长的；输了，那是国运使然，非战之罪。

这跟吴敬中有关系吗？

有，但不大。

正如他后来对余则成推心置腹的那番话

：那么多重兵集团都挡不住，几个小小的特工就能扭转乾坤了？

吴敬中是个极度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他早就看透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正如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无论佛龛这颗螺丝钉拧得再紧，也阻止不了船底的那个大洞。

他唯一在乎的，是在这艘船沉没之前，能不能捞够足够的救生圈——

金条、美元、古董。

无论是去台湾，去广州，还是流亡海外，只要手里有硬通货，他吴敬中就能当个富家翁，安度晚年。

但是，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隐患摆在面前：余则成。

如果余则成是延安的人，那么他吴敬中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穆连成、大肆敛财的罪证，就等于握在了共党手里。

一旦这些证据被捅到南京，被捅到军统高层，那就是灭顶之灾。

为了党国的大业，佛龛自然不能动；但为了吴敬中的身家性命，佛龛必须动！

这就是人性的幽暗之处。

所以，吴敬中秘密联络了佛龛（李涯），让他去查左蓝。

他在赌，赌左蓝和余则成之间还有联系。

如果查实了，余则成就是共党，必须除掉，哪怕他是戴笠的红人，哪怕他是自己敛财的白手套，也不能留；如果查不实，或者两人早就断了，那余则成就是安全的，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自己人”。

那天晚上，吴敬中一边指挥手下紧急转移从穆连成那里勒索来的古董，一边焦急地等待佛龛的消息。

那是他在全剧中为数不多的慌乱时刻。

这种慌乱，不是因为担心共党渗透，而是担心自己的钱袋子破了个洞。

吴敬中的第二次慌乱，来自戴笠的突然视察。

戴局长要来天津站，还要搞“个别谈话”。

这对于心里有鬼的吴敬中来说，无异于一场政治审判。

他太紧张了。

这么多年，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日伪统治下的天津苦苦支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抗战胜利了，那帮在后方享清福的大员们，一个个跑来摘桃子，眼睛都盯着他的位置。

马奎想上位，陆桥山想夺权，这两人巴不得吴敬中出事。

这时候，吴敬中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穆连成的事，余则成纳妾的事。这两件事，一桩是贪腐，一桩是违纪，只要有一桩被戴笠坐实，他这个站长就当到头了。

这一刻，命运的转盘交到了余则成手里。

如果余则成是个死硬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个想借机上位的野心家，他完全可以在戴笠面前反咬一口，置吴敬中于死地。

但是，余则成没有。

因为余则成是个顶级的潜伏者，他深知在官场生存，有时候“站队”比“做事”更重要。

他交了一份完美的投名状

：“一是穆连成的事，二是晚秋的事。我知道的，您放心，效忠党国，首先要效忠长官！”

这句话，简直说到了吴敬中的心坎里。

什么叫“自己人”？

这就是自己人！

那一刻，吴敬中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再是上下级的审视，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激。

于是，那句经典的称呼脱口而出

：“那我就拜托了，兄弟！”

这一声“兄弟”，标志着两人彻底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从那以后，在吴敬中眼里，余则成是不是共党，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马奎是党国忠良，但他想查我；陆桥山是郑介民亲信，但他想搞我。

只有余则成，虽然背景模糊，虽然疑点重重，但他帮我敛财，帮我挡雷，帮我除掉了马奎和陆桥山这两个心腹大患。

这就足够了。

所以，当后来李涯（曾经的佛龛）归队，和余则成斗得不可开交时，吴敬中的屁股始终坐在余则成这边。

甚至到了最后，大厦将倾，吴敬中要撤离大陆时，他谁都可以不带，唯独要带走余则成。

为什么？

因为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他需要一个既能干脏活，又绝对闭嘴，还懂得“效忠长官”的人，来帮他打理那些从大陆带走的巨额财富。

至于余则成是不是“峨眉峰”？

呵呵，那重要吗？

历史总是充满了黑色的幽默。

一个为了信仰潜伏的共产党人，和一个为了私利把信仰抛诸脑后的国民党官僚，竟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与共生。

吴敬中看透了这世道的荒谬，所以他选择了做一个清醒的装睡者。而余则成利用了这种荒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黄昏，吴敬中或许会望着窗外的云层，在心里默默念叨

：只要是能帮我搞钱的，那就是好同志。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