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2026年最先在央视与观众见面的历史题材巨制，本剧聚焦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期的乱世风云，在开播前便已经收获豆瓣超1.1万人标注的“想看”。

开年以来，热度最高，也最受影视迷期待的电视剧，非《太平年》莫属了。

作为2026年最先在央视与观众见面的历史题材巨制，本剧聚焦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期的乱世风云，在开播前便已经收获豆瓣超1.1万人标注的“想看”。

剧中白宇饰演的钱弘俶、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俞灏明饰演的郭荣（柴荣），将那段“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不过，开播之后，在话题度持续走高的同时，也有一些观众表示，五代十国的这段历史对自己来说实在太过陌生，要想看懂剧情，还是得先做足功课。

这当然不能怪观众了，事实上五代十国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冷门的时代之一，在教科书里被一笔带过不说，就连以这一时期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在《太平年》之前也极为少见。

究其原因，一来是缺乏高知名度的英雄人物，短短五十三年，仅中原王朝就有15位皇帝如走马灯般登台又离场，二来则是这一时期的昏暗与残忍，远远超出当代人的想象。

然而，五代十国却又是理解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它一头连着巨唐，一头连着富宋，把两个法度，气质甚至是世界观都截然不同的王朝串联在一起。

在20世纪，流行过一种叫做“唐宋变革论”的历史学说，指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世”，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这种说法其实古已有之，明人陈邦瞻就认为，唐宋之间，“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皆大不相同。

从唐亡到宋兴，不过半个世纪，何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

答案就藏在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同样，想要真正看懂《太平年》的底层逻辑，特别是赵匡胤、钱弘俶等人物的取舍与命途，就不得不从更高视角着眼，以“大历史”的沧海横流，把握“小人物”的悲欢浮沉。

故事要从遥远的公元754年说起，这一年是天宝十三载，距离唐玄宗坐上皇帝大位，已经过去整整42年了，他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公子哥，一点点变成了年届七旬的老人。

唐玄宗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当政的这四十多年里，对内，国家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仓廪丰实，礼乐兴盛，对外唐军在边庭不断开疆拓土，四海番邦，纷纷来服。甚至于在私生活上，每天还能听年轻貌美的杨贵妃喊自己一声“三郎”，弹弹琴、吃吃荔枝，一把老骨头也随之年轻了起来。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如果他能在这一年驾崩的话。

庙堂上的王公贵胄和市井里的升斗小民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年竟是他们人生中，甚至是未来200年里的最后一个“太平年”。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被视为中国封建历史转折点的安史之乱，爆发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不到两个月，叛军攻陷洛阳，安禄山称帝，又过了半年，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唐玄宗携亲信仓皇出逃，刚走到马嵬坡前就遭遇兵变，贵妃香消玉殒。

但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个月之后，向西北方向逃跑的太子李亨在当地将士的拥立下自行登基，众叛亲离的唐玄宗，被迫成了太上皇。

拜《长恨歌》所赐，安史之乱前期的历史，已广为当代人所知。其实白居易在诗中也含蓄地点明了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举兵叛乱时，安禄山的官方身份是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所谓“节度使”，本是唐玄宗为边境扩张需求而设立的官职。节者，节制也，度者，调度也。

由于边境地区去国千里，交通、情报、后勤等方面沟通多有不便，长安对这些地方的掌控便往往需要由长期驻扎在当地的将领代行，节度使因而便统摄了地方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成了无名但有实的“土皇帝”。

当国家政治清明、财政充裕时，节度使是一剂治国的良方，但当天子年老昏聩、佞臣擅权当道时，它便一转成为帝国最致命的毒药。

安禄山所掌的三镇皆位于潼关以东，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就长期和关陇地区不对付。隋唐之世，关陇门阀长期把控朝堂，对富庶的河北采取政治上打压经济上攫取的政策，引得民怨不止。

“聪明”的唐玄宗想到一出妙计，他将长城以外的胡人内迁到这一地区，试图以胡人制关东，安禄山就是这些胡人的后裔，然而结果却是胡人的武德与关东的民怨很快结合了起来，变成了一股足以颠覆李唐的力量。

用了整整八年时间，搬了不知多少外族的救兵，安史之乱才算彻底平息了。然而李唐的虚弱早已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在河北、两淮，越来越多的节度使开始无视中央的训令，拒绝给中央缴税，成为割据的藩镇，长安朝廷为了清剿这些割据势力，又不得不授予新的将领以节度使的职位，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西部边境，鼎盛期的吐蕃对中原早已垂涎三尺，多次派遣军队下山劫掠，甚至攻陷长安。

事实上，自安史之乱起，唐朝“国都六陷，天子九迁”，中枢畿要之地，在一次次战争中逐渐满身疮痍。

民怨也在进一步沸腾，公元875年，盐商黄巢在山东揭竿起义，辗转大半个中国，一度轰开长安宫阙的大殿而称帝。

危急时刻，皇帝再度想到了老办法，搬外族的救兵，沙陀人李克用率部从河东南下，重创起义军，而起义军内部的将领朱温也选择了投降唐军，转头就给了起义军一记背刺。

在李朱二人的合力下，黄巢起义最终被平定，二人也因功受封，进入了权力中心，天子成了傀儡，巨唐成了残唐，在它最后的二十年，朝堂上已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和他的百姓，目之所及全都是想当曹操的野心家。

朱温最终占得了先机，904年他强行将唐昭宗“请”到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一口气杀掉三十多名朝臣，尸体像病死的牲畜一样被抛入不黄河。

他等不及了，他不甘心只做曹操和司马懿，他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登基称帝。

907年，在尚未翦除李克用等周边强藩的情况下，朱温跳过了“加九锡”这些篡位用的面子工程，直接废掉了唐哀帝，建立后梁。

他终于不再是最大的军阀，从这一刻起，他要成为天下唯一的皇帝。

没有人为李唐的灭亡而有过片刻忧的，伤朱温的身后只有无数双看得见、看不见的眼睛虎视眈眈，磨牙吮血。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

赵匡胤出生的时候，他爹赵弘殷正在洛阳的禁军里当差。

四年前，也就是公元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在河北称帝，是为后唐，随后率军攻破汴京，灭亡了世仇朱家王朝。

赵弘殷因为救李存勖有功，被擢升为禁军将领，就此留在了洛阳。

后唐初年，算是五代乱世中难得的好时候，李存勖灭梁后，又先后扫平了不少先前在朱温篡位时拥兵自立的藩镇，特别是攻前蜀一役，两个月工夫就犁平了易守难攻的川地，引得南方一众小邦惊惧不已。

尔后靠兵变上位的李克用养子李嗣源更是一代明君，他整饬吏治，与民休息，一派中兴气象。

禁军不怎么需要外出打仗，幼年的赵匡胤因而享受了一阵乱世之中难得的太平，每日读书、习武，练得了一身本事，就这么长到了二十一岁，渴望建功立业的他决定走出家门游历天下。

从事后来看，这段童年经历带给他的，或许是一种喋血年代里罕见的天真。他身上有股古典时代才有的豪侠之气，以为文可治国、武可安邦，素好打抱不平，平生嫉恶如仇。

一个广为传颂的轶事是，赵匡胤在游历期间偶遇一位姑娘被强盗劫持，他挺身而出，打败强盗，千里护送姑娘回家。

一路上他夜不解衣，对姑娘以兄妹之礼相待，令她十分感动，这个故事后来被戏曲家改编，这便是经典名段《千里送京娘》。

然而故事终究是故事，在洛阳之外，赵匡胤见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真相。

晚唐以来的连年战事，彻底打崩了华夏千百年来的道德自尊。君臣伦理成了废纸，节度使杀天子，将领杀节度使，而将领一旦无法满足牙兵的蛮横要求，就又会在下一次兵变中人头落地。

父子相弑、兄弟互杀已成常态，各种变态的嗜好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五代武人最臭名昭著的恶行，当属吃人，是字面意义上的吃“人”。

《旧五代史》与《资治通鉴》中均有明确记载，剧中节度使张彦泽军粮断绝时烹食活人、石敬瑭为维稳而包庇罪行的情节，并非是艺术夸张，而是中原五代“权力绞肉机”的生动注脚。

一开始，这些军队还只是因为军粮不足而被迫拿俘虏的肉体充饥，久而久之竟吃出了门道，吃出了瘾头，即便军粮充裕，也要隔三差五去邻近村子里抓几个平头百姓杀了做菜。

有的士兵甚至琢磨出了“以形补形”的心得，哪里受了伤，就专挑人的哪个部位吃。

庙堂之上的那些衣冠之徒，也大多都是禽兽，南汉末代君主刘鋹，像其他亡国之君一样把朝政全盘甩给了宦官，但别出心裁的是，他同时要求为官者必须首先进行阉割，于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朝廷诞生了，满朝文武竟全部都是太监！

血腥，癫狂，糜烂，丑恶，赵匡胤面对的，是在战乱中被彻底唤醒的，人性里最黑暗的一面。

乱世之中，最悲惨的永远是百姓，除了性命之忧，无休止的劫掠也让人根本活不下去。

赵匡胤看到一座又一座城镇成了废墟，一个又一个村庄成了荒丘，原来的人们或成为路边枯骨，或举家逃亡不知所踪，良田废弛，河渠失修，只有年复一年的白雪，还在徒劳无功地尝试洗刷这片土地上的罪恶。

可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如果说乱世之中，还有一片土地能称得上“乐土”，那只能是偏安东南的吴越国。

说起来，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早年也是节度使出身，也是靠半生征伐才据有了两浙之地。

与北方的节度使相比，钱镠远离中原，战火延烧不到自己头上，但自己也难以像昔日的越王勾践一样领兵北上，号令诸侯。

因此，钱镠在吴越国立国之初就定下规矩，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迭，都要奉其为正朔，向其称臣纳贡，以换取对方的承认与支持，这种“善事中原”的策略，让吴越国在乱世中独享安宁。

这种事大主义的做法，其实在南方各国当中并不少见，除了一个例外——南唐。

占据淮南、江南、江西等膏腴之地的南唐，是整个南方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当然也有着最大的争霸野心。

中原王朝与之互有攻伐，因而也需要吴越在南唐的背后予以牵制，但终五代之世，除了在苏州、常州一带有过些许摩擦之外，吴越和南唐之间总体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和平。

钱氏在吴越，共历三世五君，历代君主都称得上是励精图治，保境安民，这在五代十国当中算是独一份的清流。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钱氏对两浙地区的开发，自安史之乱、特别是黄巢起义以来，北方连年战祸，百姓纷纷南渡，太湖平原、宁绍平原人口急剧膨胀，人地矛盾愈发尖锐。

钱镠主政之后，着力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安顿北方流民，特别是疏浚西湖、建捍海石塘两项举措，彻底改造了杭州的水利环境，周边方圆数十里的土地皆受其益，也奠定了杭州成为两宋南方第一大城的基础。

在钱氏的手上，杭州乃至两浙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可谓泽被后世。

如今的教科书上，总会提及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吴越钱氏的举动，正是这一漫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只是，无论是钱镠抑或赵匡胤都没有想到，百年之后，杭州将在风云际会中成为左右宋室乃至华夏生死的地方。

钱俶第一次见到赵匡胤，是在公元976年的春天，这一年，钱俶47岁，赵匡胤49岁。

钱俶本名钱弘俶，和两个哥哥一样，同属弘字辈。只不过自从赵匡胤称帝之后，一贯事大的吴越人主动选择了避其父讳，把祖宗定下的字辈从名字里删了出去。

尽管年龄只差两岁，但一个是打小就长在深宫里的弱柳，一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雄主，从一开始这场“博弈”就没有什么天平可言，只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

赵匡胤能称帝，是个人努力与历史进程相结合的最好范例，他之所以会被称为宋祖，与唐太宗一样，就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太乱了，结束了乱世，当然是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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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阿珍的生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