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书总是很忙，忙着记录谁在何时何地又打赢了一仗，开了多少疆，拓了多少土。成王败寇，是它千年不变的冰冷逻辑。于是，我们的荧幕上也总是硝烟弥漫，马蹄声碎，英雄在血色残阳中定格。直到《太平年》播出，它像一位温润却固执的说书人，轻轻拨开这些耀眼的战功与勋章，执意要为

历史书总是很忙，忙着记录谁在何时何地又打赢了一仗，开了多少疆，拓了多少土。成王败寇，是它千年不变的冰冷逻辑。于是，我们的荧幕上也总是硝烟弥漫，马蹄声碎，英雄在血色残阳中定格。直到《太平年》播出，它像一位温润却固执的说书人，轻轻拨开这些耀眼的战功与勋章，执意要为我们讲一个关于“放下”的故事——吴越国主钱弘俶，如何主动“纳土归宋”，让一场本该血流成河的政权更迭，化作一段平滑的历史曲线。

▲《太平年》海报。

这无异于一场“历史观的小型革命”。它竟敢不去歌颂那注定要赢的宋太祖赵匡胤（尽管也拍了他的雄才），反而将所有的光，聚在了那位“输家”钱弘俶矛盾而痛苦的侧脸上。这出戏最精彩的内核，不是“如何得到”，而是“如何舍弃”。在习惯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叙事里，一个君主的最高智慧，突然从“夺取”变成了“守护”。他守护的不是王座，而是治下百姓的炊烟、商贾的集市、文人的书卷。这种将“民”置于“国”之上的抉择，让以“二十四史”为蓝本的传统英雄史诗，显得有些尴尬。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未必都由杀伐来决断，一次克制的深呼吸，或许承载着更深的文明重量。

更妙的是，这部剧把一段被史书几笔带过的“归顺”，拍成了一场极富现代感的“心理现实主义”大戏。钱弘俶不再是教科书里一个扁平的符号，而是一个充满现代性困境的决策者。他夜不能寐，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承受着“不肖子孙”的道德煎熬；他权衡利弊，像一个顶尖的风险评估师，计算着战争与和平各自的代价。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君主的陨落，而是一个负责任“首席执行官”的艰难重组。当白宇饰演的钱弘俶，最终说出那句“不忍以一姓之尊，换万民水火”时，你感受到的不是帝王的悲情，而是一个理性人在承担巨大责任时，所能迸发出的、近乎神性的人道主义光芒。这种塑造，让古老的历史与当代职场人、管理者乃至普通人的责任困境，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当然，《太平年》的精良制作，为这种“反高潮”叙事提供了厚重的托底。那些考据严谨的衣冠礼仪，不再是炫耀知识的道具，而成了构建“可信过去”的砖瓦。当镜头拂过江南未被战火侵蚀的亭台楼阁与市井烟火时，它本身就在为钱弘俶的选择提供最动人的注脚：看，这就是“太平”的模样。

在当下这个时代，《太平年》送来了一缕来自千年前的清凉智慧。它仿佛在问：我们是否过于崇拜“战胜”的姿态，而忽略了“止战”的更高智慧？钱弘俶的“退”，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进”？他退出了对王权的执念，却让文明的血脉安然前进。这部剧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的“降压药”，让我们在热衷论输赢、辨高低之余，能停下来，欣赏一下那主动收敛的锋芒，与那“为万世开太平”的深沉勇气。历史的长河，不仅需要激荡的浪花，同样需要让河流得以持续流淌的、深沉的河床。

深圳报业集团评论员 伍岭

来源：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