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十国的风，从来都是带着刀光剑影的。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君臣猜忌如影随形，兄弟反目、父子相残的戏码在诸国间轮番上演，人命如草芥，权力如附骨之疽。在这样的乱世里，吴越国的前君王钱弘倧，用一场长达二十年的“荒唐戏”，演绎了何为最清醒的生存智慧——世人眼中的沉溺享
文| 史实追踪
编辑| 史实追踪
五代十国的风，从来都是带着刀光剑影的。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君臣猜忌如影随形，兄弟反目、父子相残的戏码在诸国间轮番上演，人命如草芥，权力如附骨之疽。在这样的乱世里，吴越国的前君王钱弘倧，用一场长达二十年的“荒唐戏”，演绎了何为最清醒的生存智慧——世人眼中的沉溺享乐、自暴自弃，不过是他攥在手里最牢靠的保命符。
胡进思的死讯传到越州时，满园的花都开得正好。这位曾经权倾朝野、发动宫变囚禁钱弘倧的老臣，终究没能熬过岁月的磋磨。消息传来不久，吴越国现任君王钱弘俶便亲自从杭州启程，千里迢迢赶往越州看望这位被软禁多年的兄长。行宫之内，兄弟相对，钱弘俶看着眼前身着宽松道袍、面色平和的兄长，语气带着几分释然与安抚：“阿兄可安心了，那老贼已死，往后再无人能害你。”
钱弘倧闻言，只是淡淡一笑，目光掠过窗外嬉戏的游鱼，语气轻得像一阵风：“我如今每日赏花观鱼，饮酒作乐，倒真不知外间事了。”
这话听来，是兄弟情深，弟弟为兄长铲除了政敌，兄长则表明自己早已心灰意冷，无心政事。可细品之下，却藏着说不尽的深意。胡进思已死，那个将他从王位上拽下来的罪魁祸首没了，钱弘倧为何还要继续这场“荒唐戏”？
要知道，彼时的钱弘俶早已坐稳了吴越国的王位，朝堂之上尽是他的心腹，民心归附，国力稳固。若是他真心想让兄长重获自由，大可将钱弘倧接回杭州，哪怕不给实权，只封一个闲散的王爵，让他安享余生，也并非难事。可钱弘倧没有接这个茬，他依旧选择留在越州的行宫里，穿道袍、拥妓乐，日日笙歌不断，挥霍无度到令人咋舌。
这哪里是享受？分明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表演给谁看？给弟弟钱弘俶看，给满朝的文武大臣看，给天下所有盯着吴越国权力格局的人看。钱弘倧心里比谁都清楚，五代十国的权力场，容不得半分含糊。只要他表现出一丝一毫对权力的眷恋，哪怕只是偶然问及一句朝政，都可能成为弟弟心中拔不掉的刺。他见过太多宗室子弟因“功高震主”或“心怀异心”而死于非命，父亲、兄长留下的教训，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宫变，都让他明白：乱世之中，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
于是，他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自污。元宵节夜里，他命人在园中挂满灯笼，一夜耗油量竟达数千斤，将整个花园照得亮如白昼，丝竹之声、欢笑声通宵达旦，传到数里之外；明明是被软禁之人，他的饮食起居却比当君王时还要奢靡，每日山珍海味，姬妾环绕，掷金如土，仿佛全然成了一个沉溺于声色犬马、毫无志向的纨绔子弟。
旁人皆笑他堕落，骂他荒唐，可只有钱弘倧自己知道，这“荒唐”二字背后，是何等的步步为营。他不能读书，一旦捧起书本，便会被人解读为“暗藏韬略，图谋复辟”；他不能结交士人，哪怕只是与儒生闲谈几句，也会被扣上“笼络人心，培植势力”的帽子；他更不能闭门不出、郁郁寡欢，那样只会让人怀疑他“心怀怨怼，伺机报复”。唯有荒唐，唯有挥霍，唯有表现得对权力毫无兴趣，对过往毫无执念，才能让所有人放下对他的戒备，才能换得一线生机。
钱弘倧的倒台，始终绕不开碧波亭那场改变命运的阅兵。那年他刚继位不久，年轻气盛，锐气未减。士兵操练完毕，队列严整，气势如虹，钱弘倧龙颜大悦，当即决定厚赏三军。可就在此时，统军使胡进思却上前一步，躬身进谏：“王上，今日赏赐是否过厚？国库尚且空虚，还需为国家长远计啊。”
话音刚落，钱弘倧的脸色便沉了下来。他本就性情刚猛，眼里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刚登王位，正欲树立权威之时，胡进思此举，在他看来便是公然挑衅。盛怒之下，他抓起案上的御笔，“啪”的一声狠狠扔进了面前的碧波池中。笔杆在水面荡开一圈圈涟漪，久久不散，而胡进思的脸色，却从最初的错愕，渐渐转为阴沉，最后归于一片死寂。
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君王一时意气，扔了一支笔而已，何至于引发后来的宫变？可在五代那个武将跋扈、君权薄弱的年代，君王的笔，从来都不只是写字的工具，它代表着生杀大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钱弘倧当众掷笔，既是对胡进思的公然打脸，更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杀意信号——你敢干涉寡人的决策，便是以下犯上，自有处置之法。
胡进思不是傻子，他跟随钱家多年，历经三朝，太了解这位新王的性格。钱弘倧不像他的兄长钱弘佐那般宽厚仁恕，他刚愎、急躁，且手段果决，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这一掷，掷掉的不只是一支御笔，更是君臣之间最后那层脆弱的窗户纸。回到军营后，胡进思对心腹手下说：“今日王上掷笔，明日恐怕就要掷我等头颅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那年的除夕夜，当钱弘倧还在宫中与妃嫔们共度佳节，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时，胡进思率领亲兵发动了宫变。叛军闯入寝宫，钱弘倧被从温暖的被褥中拖拽出来，身上只穿着单薄的寝衣。寒风刺骨，他看着眼前杀气腾腾的胡进思，只冷冷问了一句：“你要杀我？”
胡进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额头触地，语气却冰冷如铁：“臣不敢，只是王上近日操劳过度，需静养身心。请王上移居义和院，颐养天年。”
所谓的“颐养天年”，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的软禁。从此，钱弘倧便被安置在越州的行宫里，失去了所有的自由。而此时的杭州王宫里，他的弟弟钱弘俶正在处理朝政，面对兄长留下的烂摊子和胡进思的逼宫，眉头紧锁，陷入了两难。
没人知道，那些日子里，钱弘倧是如何熬过从云端跌落泥潭的痛苦。人们只看到，越州的行宫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君王，渐渐变成了一个沉溺享乐、荒唐无度的“废人”。他穿着宽大的道袍，登上假山，用力击鼓，鼓声震天，回荡在空旷的园林里；他仰头大笑，笑声里听不出悲喜，身边美姬环绕，美酒肆意挥洒，洒了一地的醇香与落寞。
钱弘俶曾派人送来越州新产的上等绸缎，那绸缎色泽艳丽，质地精良，是宫中妃嫔都争相追捧的珍品。可钱弘倧看都不看一眼，直接让身边的姬妾们撕了，做成风筝，在园子里放飞。使者将这一幕回报给钱弘俶，钱弘俶听后沉默了良久，最后只轻轻说了一句：“阿兄喜欢就好。”
这兄弟俩，一个在越州的园子里表演荒唐，一个在杭州的王宫里表演大度，可彼此心里都绷着一根弦。钱弘倧知道，弟弟的“大度”是有限度的，一旦自己有任何逾矩之举，那根弦便会瞬间绷断；而钱弘俶也明白，兄长的“荒唐”是一种姿态，一种“我无心争权”的示弱，他需要这份示弱，来稳固自己的王位，也来维持吴越国表面的平静。
二十年后，钱弘倧病逝。宋太祖赵匡胤为他赐谥号“忠逊王”。“逊”，让也。这个字用得极妙，既承认了他曾是吴越国的君王，又强调了他“让”出王位的事实。可这“让”，是自愿的吗？当然不是。这是被迫的、无奈的、为了活命而做出的妥协与退让。他用二十年的荒唐，换来了善终，却也输掉了自己的一生。
《太平年》的结局里，钱弘俶最终选择纳土归宋，结束了吴越国的割据局面。在开封府的深宅大院里，晚年的钱弘俶时常回忆起远在越州的兄长，他曾对身边人说：“阿兄当年若能忍得一时之气，不对胡进思那般刚硬，或许结局便会不同……但也不能怪他，他性子本就如此。我保全了他的性命，却困了他一生，也不知是对是错。”
这话听来感慨万千，可钱弘俶真的理解他的兄长吗？或许并没有。他始终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带着一丝怜悯看待兄长的“荒唐”。他不懂那种从权力巅峰跌落的绝望，不懂那种每日戴着面具演戏、连真心笑一次都不敢的煎熬，更不懂那种明知是假，却必须演到极致的痛苦。
钱弘倧的悲剧，在于他有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因为性格里的刚猛与急躁，失去了王位；他保住了性命，却用二十年的荒唐与隐忍，输掉了自己的人生。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里，他的“荒唐”不是堕落，而是最清醒的自保，是最无奈的生存智慧。
来源：历史寻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