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杭州的战局刚稳住，藩司蒋益澧就一个脑袋两个大——这边善后工作才起步，福建那边又出乱子，朝廷一纸圣旨，现任老大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新上司马新贻马上要到任。
杭州的战局刚稳住，藩司蒋益澧就一个脑袋两个大——这边善后工作才起步，福建那边又出乱子，朝廷一纸圣旨，现任老大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新上司马新贻马上要到任。
蒋益澧的位子暂时不动，可左宗棠在交接时甩给他一道硬茬：
浙江每月必须拨 20 万两银子援闽，每月二十日准时汇出，一天都不能晚。
对刚打完仗、民不聊生的浙江来说，20 万可不是小数目。蒋益澧是左宗棠一手提拔的，不能不遵命；
可新上司马新贻要是嫌数目太大，一刀砍下来，他这藩司就成了钻风箱的老鼠——前任催、后任压，两头受气。
思来想去，他赶紧把胡雪岩拉来商量。没想到，这个烫手山芋，胡雪岩三下五除二就给出了解法。
01
用“账本”和“盐法”敲开左宗棠的门
见左宗棠前，胡雪岩就让藩司仔仔细细算了一笔账：战后浙江百废待兴，最要紧的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多是土田，近山贫瘠，近水才旺；栽桑养蚕也离不开水。
浙西水利是命脉，海塘更是重中之重——自打洪杨之乱以来，海宁石塘失修，日渐坍塌，重修起码要上百万两银子。
眼下只能先修土塘应急将就，那也得三十万两；土塘工料不贵，但战乱之后，壮丁稀缺，人工费却很贵。再加上西湖疏浚、海塘加固，样样都要花钱。而且这事还不能拖，万一海塘溃决，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浙江的财政压力很大，可还得负担援闽协饷，这担子压得人喘不过气，除非能找到其他的生财之路。
胡雪岩沉吟片刻，
说恐怕只能在盐务上动脑筋
。当他得知左宗棠对盐法很内行时，心里更多了几分胜算。
拜见左宗棠时，胡雪岩先汇报了杭州善后局的琐事，之后就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坦言，在他交卸巡抚前还有几件要紧事，其中一件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来年正月起改革。
具体来说有这四条：
第一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
他打算把盐课收入全用作军饷，这样每月至少能得十万两，已抵援闽所需的一半。
这里插播一下背景，清朝时期盐的生产，收购，运输和批发权都是掌握在郭嘉手中。商人拿到了“盐票”（类似于今天的XX经营许可证），才有资格负责长途运输和终端零售，然后商户按比例交盐税。
食盐是民生必需品，做饭烧菜可以不放酱油醋之类的调料，但不放盐是万万行不通的。
而且食盐的使用频率高，消耗量大。所以民间就有人铤而走险，贩卖私盐，被逮到了无论数量多少，都要在屁股上打板子，抓去服劳役。
左宗棠的算盘，就是从缉私上撕开饷源的口子。
谈完正事，胡雪岩把话锋一转，故意装作不知道地问，说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江援助福建，饷银由浙江接济也是应该的，大人是个什么主意呢？早点交代下来他也好提早安排。
左宗棠说早就和藩司蒋益澧安排好了，每个月资助福建 20 万两。
胡雪岩说，20 万不多，可恨的是，这一趟浙江的元气伤得太重了。
他又追加了一句，大人是不是到了福建，也把藩司和臬司带过去呢？
左宗棠被问得莫名其妙，说福建那边暂且没有他们的位置，而且朝廷也不见得准，还有他也不会腾出这两个好位置，让马新贻安插新人进来。
还有一层，这也是左宗棠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他将藩司蒋益澧和浙江臬司杨昌浚特地留在浙江，目的就是为了钳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
如果把这两个位置空出来，留给马新贻做顺水人情，他在福建的饷源恐怕有些悬。
02
攻心为上：让左宗棠自己“减量”
胡雪岩见时机已到，故作欲言又止的样子。
左宗棠追问再三，他才从容说来，浙江的收入很有限，而且没法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总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
米捐也要看临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兴旺，收的钱才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
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海塘，都要大把银子，还有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还有地方上总要养些兵。
大人倒想想看，
如果每个月先凑 20 万银子给粮台，藩库一贫如洗，蒋益澧这个藩司，还当不当得下去？
这番话合情合理，左宗棠呆了半晌，这才说道，情况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吧？
胡雪岩接着补充道，大人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上来肯定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
那时候只有逼蒋益澧，逼蒋益澧就是逼大人。
胡雪岩又随口提了一嘴沈中丞（沈葆桢）与曾中堂（曾国藩）交恶的往事，这句话让左宗棠心头泛起一道涟漪。
沈葆桢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照说两个人关系应该很不错。
曾国藩的湘军围攻天京（南京）时，军饷压力巨大，而江西是其最重要的饷源地。
可沈葆桢未经商议，先是逐渐停止向湘军解送每月数万两的漕折银。曾国藩虽不满，但隐忍未发。
次年，沈葆桢又停止拨付九江关每月约三万两的洋税，进一步削减湘军经费。
1864 年，沈葆桢上奏，要求将江西全省厘金（每月十余万两）全部留作本省防务，彻底断绝湘军的主要财源。
这个举动使得曾国藩在前线“欠饷十余月”，军心浮动，他忍无可忍，上奏指责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令人难堪”，
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想到这件旧事，左宗棠不得不起警惕之心，沈葆桢和曾国藩这对曾经的好搭档都能闹到那般田地。何况自己和马新贻素昧平生，马新贻会不会是下一个沈葆桢呢？
而且，他发现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也没什么明显的弱点。如果将来跟他起争执了，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
再者说，一旦两个人闹起来，蒋益澧首当其冲。
关系搞僵了，自己一旦离开了浙江，每个月的 20 万银子怕是水中月镜中花了。
想到这里，他也觉得 20 万数目太大了，他说让粮台重新核算了一下，直到减无可减为止。
最后商量来商量去，20 万的协饷减去6万，变成 14 万，但这笔钱对浙江来说，仍然是极重的负担。
不过，胡雪岩倒是把蒋益澧托付的这桩棘手差事，办得妥妥帖帖。蒋益澧悬着的那颗心，总算能往下落一落了。
03
真正厉害的说服不是改变，而是引导
就这么一件让藩司急得跳脚的难事，到胡雪岩手里，云淡风轻就给摆平了。他只用了三手：
第一手，摊开账簿讲实情。他不诉苦，只把战后浙江修堤、养民、支官的一笔笔流水账，清清楚楚摊在左宗棠眼前，目的不必多言。
第二手，
光哭穷没用，得有个解法。他顺势端出“盐务改革”这张牌，告诉左宗棠：只有浙江有活路了，才有能力去援助福建。
第三手，戳中最怕的旧伤。
他好似不经意地，提起当年沈葆桢断曾国藩粮饷的旧事。
让左宗棠脊背发凉——今天若把蒋益澧逼上绝路，明天新来的马新贻，难保不会成为下一个“沈葆桢”。
胡雪岩的高明，就在于他从不说教。句句话都像是站在左宗棠的立场上，替他盘算，替他担忧，最后让左宗棠自己琢磨明白：
逼死蒋益澧，就是砍掉自己在浙江的钱袋子；榨干浙江，就是堵死赴任福建后的饷道。
他哪里是在“求”左宗棠减饷？分明是“帮”左宗棠看透了中间的厉害关系。
由此看来，真正厉害的说服，从来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引导对方，让他自己走到你早已备好的答案跟前。
来源：梧桐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