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规定，专案组分析案情时，六分局派来协助的那些警员是要回避的。姜鼎福执行的命令，就是向这些分局警员的带班领导、刑侦队副队长老朱传达专案组长的通知:带上你的人控制隔壁的福源客栈。

九、欲盖弥彰

按规定，专案组分析案情时，六分局派来协助的那些警员是要回避的。姜鼎福执行的命令，就是向这些分局警员的带班领导、刑侦队副队长老朱传达专案组长的通知:带上你的人控制隔壁的福源客栈。

离开仇福无线电行，专案组侦查员去附近找了个通宵馄饨摊头，每人吃了一碗馄饨，然后直奔福源客栈。分局警员已经将客栈老板易克艰和今晚当班的三名伙计集中一处，告诉他们一会儿有人过来找他们谈话。辛云麟一露面，易克艰马上起身相迎。辛云麟对易老板很客气，主动与其握手，对这么晚了登门打扰表示歉意。接着就按照分工，跟容世道及三个伙计谈话。

辛云麟要求易老板将之前向警方举报的内容复述一遍，易老板虽然是在睡梦中被唤醒的，脑子倒还清醒，向专案组长作了一番陈述，其内容与检举信中所述相同。辛云麟问:“易老板，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你亲眼看见的，还是客栈的哪个伙计看见后告诉你的?”

易克艰说:“我没有看见，是敝号伙计董仲年看到的。”

董仲年是今晚当班的三个伙计之一，二十出头年纪，客栈东伙都叫他“小董”，相貌举止却比实际年龄显得老成。据他所述，三年前他刚被福源客栈收为学徒时，就接受过账房先生的“入店训导”，主要内容除了店里的规矩，就是福源客栈与隔壁仇福无线电行的宿怨，让他对隔壁多加留意，举凡发现疑似收赃、倒卖违禁商品的迹象，须立刻向老板报告。小董自是不敢有违，之后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这三年来，他并未发现隔壁有甚异样迹象。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无线电行的容老板一定没有劣迹，只不过没被小董撞见罢了。

日前，小董终于有了意外收获，他连续两次看见一个身穿米黄色府绸短袖衬衫、黑色西装短裤，头戴一顶七八成新宽檐凉帽的男子出入隔壁无线电行，而且每次都是直接进入后堂，显然不是寻常主顾。前些天他第二次看见那人时，那人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深蓝色土布兜，底部被撑得四四方方的，显见得是装着台收音机。

辛云麟提出疑问:“毕竟你没亲眼看到里面装着收音机，也许是其他什么装在四方盒子里的东西呢?”

董仲年十分肯定:“那个男子是由无线电行的容老板送出门的，容老板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回去试听几天，如果接收信号比较差，你把它拿来，我再调试’，那不是收音机是什么?”

辛云麟听了，未置可否。沉思片刻后，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收队吧，今天就到这儿了。”

一干侦查员返回专案组汉口驻地，辛云麟却并未下令“休息”，而是抄起内线电话:“请帮我接一分局便衣队。”

辛云麟致电一分局便衣队长梁跃，是为了解一个细节:是否对娄孝男的住所进行过搜查?

梁跃的答复是:由于警力有限以及夜晚过江不便，便衣队计划明天派员前往武昌娄孝男的住所进行搜查。

辛云麟建议:“我们这边需要从娄孝男那里查摸一条线索，你们搜查的时候，能不能叫上我们一起?”

梁跃知道市局这个由政保处副处长担任组长的专案组来头不小，寻思这种由市局政保部门调查的案件还是不掺和为妥，遂表示请专案组优先搜查，便衣队可以稍后再行动。

辛云麟想在娄孝男的住处找什么呢?原来，专案组对仇福无线电行的调查失利后，他心有不甘，便决定在不惊动无线电行的情况下，悄悄询问一下福源客栈老板易克艰，到底有没有实打实的证据，结果了解下来，却似是纯属捕风捉影。这个成语在专案组长脑子里一闪而过时，他忽地一个激灵:易克艰检举的那个男子，会不会是娄孝男呢?

早在延安时期，辛云麟就已是中央社会部的政保干部。自1936年以来，他参与和主持侦查过多起反特案件，具有丰富的隐蔽战线经验。每当他在侦查工作中遇到特别巧合的案情，就会提醒自己:这似乎不对头!

此刻，他的大脑深处又出现了这样的提醒。如果被福源客栈的伙计小董看见的那个穿米黄短袖衬衫、黑色西装短裤，戴宽檐凉帽的家伙就是经常去仇福无线电行卖旧零件的娄孝男，这情节就像是人为故意设置的了。

当晚早些时候，辛云麟曾在一分局看守所提审过娄犯，记得他身上穿的并不是米黄色短袖衬衫和黑色西装短裤，被捕时是否戴宽檐凉帽也不清楚。帽子先不管，先了解他是否有米黄色短袖衬衫和黑色西装短裤吧。既然今天被捕时他没穿那套夏季套装，那可能是把套装搁家里了。这事不能耽搁，得知一分局便衣队还没搜查过娄的住处，他当即叫上劳思愚和蔡瘦竹:“你们俩随我去娄孝男的住所转一圈!”

娄孝男的住所是一座陈旧得可以说是破落的小宅院，临街有一人高的院墙。他是单身汉，白天出门时自然是要把院门锁上的。料想钥匙应该在一分局便衣队或者看守所那里，深更半夜的，侦查员也不便打扰，就选择了攀墙方式入内。

院子里是两间平房，大门也上了挂锁。侦查员稍稍费了些工夫，用小刀把其中一间屋子的窗户玻璃卸下，伸手进去拔开插销，三人越窗而入。查看下来，果然在卧室里发现了米黄色短袖衬衫、黑色西装短裤和宽檐凉帽。此外，还发现了一台拼装收音机，但只能收听长波中波，没有短波和调频。因此，即便娄孝男真的从仇福无线电行搞到了一台收音机，也是一桩合法交易(如果娄是付了钱的)或者馈赠。

9月16日下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市公安局副局长谢滋群到场与专案组侦查员一起研析案情。专案组长辛云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福源客栈老板易克艰检举仇福无线电行之举，很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大戏”。

谢滋群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是政保战线的一员骁将，曾主持破获“崂山袭击周恩来案件”，受到中央领导表扬。这位老政保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确实是敌特方策划的一出戏，那他们检举的目的是什么?”

对此，辛云麟早有考虑:“我认为，敌特方此举的用意是掩饰段大煌谋杀案!”

据之前专案组的分析，敌特方为执行台北“保密局”下达的“COFO行动”，打算通过段大煌拉拢“鸹汉”前辈邢应健，联络一批昔日以散布谣言作为谋生手段的“鸹汉”进行“心战行动”。哪知，邢应健对此并无兴趣，不痛不痒地拒绝了段大煌。邢应健的反应出乎敌特方的意料，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担忧。这不仅仅意味着执行台北指令遇到暂时障碍(敌特不会因邢的不配合放弃行动)，而且还可能引起警方的注意。为安全起见，敌特方派出特务对邢应健的住所进行秘密监视。

这一招虽然是预防性的，但接下来的事实印证了敌特方预判的准确性一-秘密监视哨发现有公安便衣走访了邢宅。对于敌特方来说，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遂决定迅速切断线索，对段大煌实施灭口。

灭口行动执行得很顺利，但也留下了后遗症。段大煌手头有一台之前作为礼物赠送给他的拼装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可能具有短波、调频功能，也可能只能接收中长波无线电信号。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台拼装收音机的某个零部件上留有拼装者的某种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特征，这个要命的特征可能导致潜伏特务组织遭遇灭顶之灾。这下，敌特方坐不住了。这简直相当于屁股底下有一枚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选择-一派人潜入段宅，将那台收音机盗出来!

这回，敌特方吸取了之前思虑不周导致出现漏洞的教训，对“盗走收音机后是否还需要拾遗补缺”进行了反复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执行盗窃行动的特务得手后如何处理那台收音机?

若是带着收音机在深夜的街头行走，一旦遇到警方的夜间巡逻人员，大概率会连人带赃一起拿下。就算行动特工侥幸脱身，也不太可能带着那台收音机一起逃跑，这就等于把关系到敌特团伙生死存亡的线索直接奉送给公安了!这种傻事当然不能干，最好的法子就是收音机到手后，在段记地货行附近处理掉，那一带有小河、池塘、涵洞等不少适宜于抛弃收音机的地点，随便选一处即可。

执行盗窃行动的特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让敌特方没料到的是，警方对段宅失窃收音机这桩小案子竟然极为重视，组织了上百人在段宅附近进行搜寻。这么大的动静，当然是保不了密的，很快就被敌特方察知。他们在震惊之余随即采取补救措施，估计到警方在搜寻无果的情况下，可能会作出对全市无线电行进行排查的决定，逐家核查无线电行各种零部件的进出货数量--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来，新政权对特种行业的管控非常严厉，要求无线电行须对库存零部件和进出货(含报废)的情况制作台账，工商、税务随时可能上门进行突击检查，有时公家人手不够，行业公会也会来插一脚。如此，跟敌特有染的那家把拼装收音机送给段大煌的店铺就要露马脚了。

基于上述考虑，敌特方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把自己从嫌疑名单中剔除出去。怎样剔除呢?结果明摆着，公安局不是收到了一封实名检举信吗?于是，仇福无线电行进入了专案组的侦查视线。

敢于主动让警方登门搜查，当然不会被发现有什么破绽。而且，这个被检举对象还配合一分局破获了一起倒卖电子管和武器弹药、很可能与敌特有涉的案子。如此，这个潜伏敌特组织就能蒙混过关了。至于“保密局”高层下达的“心战行动”，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里还有一个娄孝男、姜三宝的身份认定问题，他俩是敌特的同伙，还是误打误撞被牵扯进来的?专案组认为眼下不必费心思去甄别，反正这二位已经折进局子，早晚会弄清楚的。

统一观点后，专案组侦查员对如何开展调查也作了研究，最后决定派员前往段记地货行，了解段大煌生前是否有与娄孝男那套“米黄短袖衫+黑色西装短裤+宽檐凉帽”类似的夏日套装。此举是为了证实敌特方会不会故意让娄孝男穿上与段大煌类似的服装以混淆视听--福源客栈老板既然多年留意容世道这个老冤家，那就不可能不注意到频频出入隔壁无线电行的娄孝男和段大煌，如果警方提出这个疑问，他就可以用衣帽相同的借口来搪塞。

9月17日，专案组副组长尚厚德率侦查员沈龙宝、蔡瘦竹前往段宅。据段家人说，段大煌夏天喜欢穿香云纱长裤短衫，至于帽子，有时戴有时不戴，戴时多半是一顶巴拿马草帽，这种草帽解放后市面上已经没有供应了。

小段的老爸老于世故，料想侦查员不会这么简单问一下就打道回府，肯定要把小段生前的衣服鞋帽给他们过目一下的。他主动告诉侦查员，今天没下雨，家里人把小段生前穿过的衣服鞋帽都拿到后院去晾晒了，免得回头生霉(那时市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寻常百姓家不会把亡者的衣服烧掉，而是留给其他家人，或者送给亲戚朋友，也有卖给收购旧服装的小贩的)。

尚厚德等三侦查员来到地货行后院，不约而同眼睛一亮。他们根本不往右侧晾晒衣服的区域去了，而是加快脚步直趋左侧。怎么呢?他们看见院子左侧角落处有一口水井!

没错，一口水井!

这个发现使三侦查员颇为激动，一齐上前围在井栏边，探头往里观看--有水!尚厚德捡了一块碎砖扔进井里，听回声，这口井还比较深。尚厚德问沈龙宝:“这口水井是否搜查过?”

沈龙宝摇头:“没有。”“为什么?”

沈龙宝的解释是，命案当晚去地货行查看时，没发现地货行里有水井，所以也就没列入稍后大规模搜寻的范围。

尚厚德吩咐:“赶快去找根长竹竿，探探这口井里是否有名堂。”

蔡瘦竹去后院另一侧墙边取了一根晾晒衣物的竹竿，三米长的晾衣竿插下去，竟然还没探到底。于是又取来一根，用绳子绑扎了，再次插下去略一搅动，就触到了硬物。精通水性的尚厚德干脆在腰间系了一根绳子下到井里，潜水把那硬物捞上来，果然是一台收音机!

专案组立即跟军方联系，要求派电讯技术人员前来对收音机进行鉴定，在其外壳里侧发现了“和铭记三十七300”的标记。而在之前的调查中，专案组已经知晓仇福无线电行曾于1948年向汉口的和铭记匣箱厂定制了三百个收音机外壳。该工厂向有惯例，所有出品的匣箱内侧都会刻上该批产品的生产年份和数量，“三十七300”就是“民国三十七年300件”的意思。

至此，已经可以认定仇福无线电行和福源客栈的涉案事实。当晚，专案组在武汉市公安局调派的公安大队武装力量的协助下，将仇福无线电行和福源客栈共十六名敌特分子悉数捉拿归案，从福源客栈搜出电台、武器以及特务活动的器材、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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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米萝湾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