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五代十国那个“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的动荡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能横跨数朝、身居高位并得以善终者，更是凤毛麟角。古装剧《太平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这一乱世图景，其中两位“老令公”——冯道与胡进思，无疑是剧中最具争议也最富智慧的人物

文| 史实追踪

编辑| 史实追踪

在五代十国那个“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的动荡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能横跨数朝、身居高位并得以善终者，更是凤毛麟角。古装剧《太平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这一乱世图景，其中两位“老令公”——冯道与胡进思，无疑是剧中最具争议也最富智慧的人物。一位是横跨十朝的“官场不倒翁”，一位是权倾吴越的“铁血权臣”，二人皆在乱世中书写了传奇人生。那么，这两位老令公的智慧究竟孰高孰低？我们不妨从历史真实与剧集演绎出发，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度剖析。

在战乱频仍、疾疫横行的五代十国，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而冯道与胡进思皆堪称“长寿标杆”——胡进思享年九十七岁，冯道寿终七十八岁。这份超越时代的长寿，本身就是二人智慧的直接体现，但支撑这份长寿的内核，却有着天壤之别。

胡进思的长寿，是“体魄赋能”的智慧。剧中对他的刻画极具画面感：年近九旬仍能大块朵颐烤羊肉，牙口锋利程度远超其子，酒肉不忌却身强体健。这份异于常人的身体素质，在乱世中成为最硬核的生存资本。五代十国时期，征战不断，物资匮乏，许多人或死于兵戈相加，或亡于饥寒交迫，或殒于疾疫侵袭，而胡进思凭借强大的基因与硬朗的身体底子，硬生生扛过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他的长寿智慧，本质是“以力服命”——在医疗条件简陋的年代，强健的体魄能抵御疾病的侵袭；在颠沛流离的乱世，充沛的体力能应对突发的危机。更难得的是，这份体魄让他在晚年仍能掌控实权，九十岁高龄依旧能运筹帷幄、决断杀伐，这种“生命长度与权力长度”的同步延伸，正是其体魄智慧的终极体现。

冯道的长寿，则是“心态制胜”的智慧。与胡进思的“先天优势”不同，冯道的身体条件并不出众。剧中展现的他，生活极度简朴，常以粗茶淡饭果腹，衣着朴素无华，且常年身居宰辅之位，周旋于各国君主之间，处理繁杂政务，应对朝堂倾轧，工作强度极大。但他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到七十八岁，核心在于其超凡的心态修为与处世哲学。冯道的一生，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十朝，侍奉过唐庄宗、唐明宗、晋高祖、辽太宗等十四位君主，见证了无数次朝代更迭与宫廷政变。面对君主的猜忌，他以“闻毁不戚，闻誉不欣”的态度应对；面对同僚的构陷，他以“不与人争，唯以自守”的方式避祸；面对朝代的更替，他以“苟利百姓，何惜一身”的格局坦然接受。这种“看得开、放得下、忍得住”的心态，让他远离了政治内耗，规避了杀身之祸。他曾在《荣枯鉴》中写道：“喜怒无形，宠辱不惊”，这正是他心态智慧的真实写照。在乱世中，心态的平和远比体魄的强健更难能可贵，冯道以“柔性智慧”对抗乱世的“刚性冲击”，用隐忍与通透换来了生命的长久，这份智慧更具普世价值。

在五代十国的权力游戏中，权位的获取与维系是对智慧的最大考验。冯道与胡进思皆身居“老令公”之位，横跨数朝而权位稳固，但二人的权力路径与智慧维度，却有着本质区别。

胡进思的权力智慧，是“武力掌控”的权臣逻辑。作为吴越国的四朝元老，他牢牢掌控着吴越国的核心军事力量——内牙兵。这支军队直接负责宫廷宿卫与京城防务，是君主安危与政权稳定的关键。凭借对兵权的绝对掌控，胡进思在吴越国境内几乎可以“横行无忌”。剧中刻画的他，能文能武，既有运筹帷幄的谋略，又有杀伐决断的狠辣。但凡阻碍其权位的人，无论忠奸，皆难逃其毒手：忠臣戴恽因直言进谏，触犯其利益，被他罗织罪名诛杀；宰相水丘昭券忠君爱国、深得民心，却因不愿依附于他，被他设计陷害，满门遭殃。甚至他的儿子胡庆也看不惯其偏执狠辣，多次劝谏却无果；连相伴多年的妻子也质疑其“杀忠臣、失民心”的行径。胡进思的权力逻辑很简单：以武力为后盾，以狠辣为手段，清除异己，垄断权力。他的智慧是“霸道智慧”，核心是“以力服人”——凭借兵权威慑君主，凭借狠辣震慑群臣，从而实现权位的稳固。这种智慧在乱世中确实有效，能让他在政权更迭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但也存在致命缺陷：权力根基建立在武力之上，一旦兵权旁落，便会万劫不复；同时，滥杀忠臣、失尽民心，也为其家族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冯道的权力智慧，是“德望赋能”的良臣逻辑。与胡进思不同，冯道身为中原大国的十朝元老，始终身居宰辅之列，却从未掌握过一兵一卒。他是纯粹的文人，凭借学识、德行与治国之才，在乱世中赢得了跨越朝代、跨越民族的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性格的君主，对他皆以“先生”相称，敬重有加。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灭晋之后，曾欲大肆屠戮中原百姓，冯道以“天下百姓皆为陛下子民，屠戮百姓有损陛下仁德”为由，反复劝谏，最终让耶律德光打消了念头，甚至尊称他为“南朝圣人”；契丹的国号“辽”，亦是冯道据《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的寓意所取，足见其学识与声望之高。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朝代更迭中，无论新君是汉人还是胡人，是昏君还是明主，皆会重用冯道。原因很简单：冯道的智慧是“王道智慧”，核心是“以德服人、以才济世”。他不结党营私，不恃宠而骄，始终以“治国安邦、惠及民生”为己任。在任期间，他主持修订典籍、推广教化，减轻百姓赋税、安抚流民，为乱世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丝喘息之机。他的权力根基，建立在“德望与才学”之上——君主需要他的才学来治理国家，百姓需要他的仁德来庇护民生，群臣需要他的声望来稳定朝堂。这种“软权力”看似没有兵权那般直接，却比兵权更稳固、更持久。即便朝代更迭，新君也需要借助他的德望来安抚民心、稳定政权，这正是冯道能横跨十朝而不倒的核心原因。更难得的是，他打破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观念，提出“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的处世理念，将“忠于天下百姓”置于“忠于某一君主”之上，成为乱世中真正的“旷世良臣”。

如果说寿命与权位是智慧的“外在表现”，那么格局与境界则是智慧的“内在核心”。冯道与胡进思的智慧差距，最终体现在格局的大小与境界的高低之上。

胡进思的格局，始终局限于“小我权欲”的狭隘范畴。他一生汲汲营营，所做的一切谋划与狠辣行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吴越国的绝对权力。他的世界里，没有天下苍生，只有权力的得失；没有国家长远，只有眼前的利益。剧中的他，为了清除异己，不惜残害忠良，哪怕明知会“失民心”也在所不惜；为了垄断权力，他架空君主，独断专行，哪怕儿子与妻子都质疑其行径，也依旧我行我素。他唯一的底线是“不篡位”——即便权倾朝野，足以废立君主，他也始终以“辅政者”自居。但这并非出于忠诚，而是一种务实的算计：篡位会引发天下共讨，反而可能断送自己的权位与性命，不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更能长久掌控权力。胡进思的智慧，是“利己智慧”，核心是“为己谋利”。他的所有行为都围绕着个人权欲展开，从未考虑过吴越国的百姓疾苦，更未想过天下的长治久安。这种格局，注定了他只能是“一方权臣”，而非“天下良臣”。他的智慧虽然能让他个人权倾一时、寿终正寝，但却无法赢得历史的尊重，最终只能落得“奸佞权臣”的评价。

冯道的格局，则升华到“心怀天下”的博大境界。他一生历经乱世，见证了太多百姓流离失所、尸横遍野的惨状，因此将“救天下苍生”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这种格局，在他的诗词与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偶作》一诗中“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道尽了他不计个人荣辱、专注为民谋利的胸怀；《天道》中的“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彰显了他超脱个人得失、心系天下安危的境界。在乱世之中，冯道不仅独善其身，更力求兼济天下。面对吃人魔王张彦泽——这个在灭晋过程中烧杀抢掠、生食人肉的恶魔，冯道巧用计谋，联合朝中忠义之士，搜集其罪证，最终将其绳之以法，为中原百姓除去一大祸害；契丹大军占领中原后，欲将中原百姓掳往北方为奴，冯道以“中原百姓水土不服，迁往北方必多死伤，反而有损陛下国力”为由，反复劝说契丹皇帝，最终促使其下令退出中原，让无数百姓免于流离失所之苦。他的智慧，是“利他智慧”，核心是“为民谋福”。他打破了传统忠臣的狭隘认知，不忠于某一姓、某一朝，而是忠于天下百姓、忠于华夏文明。在他看来，朝代更迭是历史必然，但百姓的安危、文化的传承才是根本。因此，他无论侍奉哪位君主，皆以“减轻赋税、安抚流民、推广教化”为首要任务，用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在乱世中尽可能地减少战乱带来的伤害。这种格局，让他超越了“权臣”的范畴，成为“旷世良臣”，即便历经千年，仍被后世称颂。

冯道与胡进思，皆是五代十国乱世中的“智慧强者”，但二人的智慧却有着本质的分野。胡进思的智慧，是“生存型智慧”——以体魄为基，以武力为刃，以狠辣为术，最终服务于个人权欲，格局狭小，境界不高；冯道的智慧，是“济世型智慧”——以心态为盾，以才学为器，以民生为念，最终升华到心怀天下，格局博大，境界高远。

来源：历史寻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