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太平年》热播，让五代十国那段群雄逐鹿、烽烟四起的乱世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剧中的吴越国，在钱氏王族的治理下，百姓远离兵戈、安居乐业，俨然成了战火纷飞中的一方温柔港湾，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但倘若真有一次穿越乱世的机会，我想多数人心中的吴越，未必是最终答案；相比

文| 史实追踪

编辑| 史实追踪

近期《太平年》热播，让五代十国那段群雄逐鹿、烽烟四起的乱世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剧中的吴越国，在钱氏王族的治理下，百姓远离兵戈、安居乐业，俨然成了战火纷飞中的一方温柔港湾，让不少观众心生向往。但倘若真有一次穿越乱世的机会，我想多数人心中的吴越，未必是最终答案；相比之下，那个被历史低估、由孟昶一手缔造的后蜀，才是五代十国里最值得奔赴的浪漫乌托邦。

提起后蜀，绕不开其末代君主孟昶。在世人的固有印象里，他不过是与南唐后主李煜齐名的“亡国之君”，是花蕊夫人的夫君，这两个标签仿佛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却偏偏忽略了这位君主背后，藏着的少年英气、治国智慧与浪漫才情。这份被历史尘封的精彩，远比标签化的评价更值得细品。

孟昶的传奇，始于十六岁的临危受命。彼时他刚接过父亲孟知祥留下的后蜀江山，摆在眼前的却是权臣当道、诸将骄纵的凶险局面。那些跟着老主君打天下的功臣宿将，个个自恃功高，根本没把这个半大孩子放在眼里，只当他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可孟昶偏不按常理出牌，用一场干净利落的“五代版反杀大戏”，让所有人看清了这位少年天子的硬手腕。面对最嚣张跋扈的将领李仁罕，他假意安抚、隐忍蛰伏，暗中摸清对方的势力脉络，待时机成熟，一道诏书下达，便将其就地处置，以雷霆手段震慑朝野；老将李肇上朝时故意拄着拐杖装病摆谱，不肯行君臣之礼，孟昶只是淡淡一瞥，冷冷说道：“既然拄拐不便行礼，那以后你便不必行礼了。”一句话，字字诛心，吓得李肇当场丢掉拐杖，跪地请罪，此后再不敢有半分僭越。

初掌大权的孟昶，用铁腕扫清了朝堂积弊，而真正掌权之后，他便化身成了一位实打实的“劳模皇帝”。他摒弃帝王的奢靡之风，自身衣着朴素，宫中用度一概从简，从不搞铺张浪费的排场；心中始终装着民生，深知乱世之中，百姓最渴求的不过是安稳度日。于是他大力修水利、疏河道，让蜀地的良田得到充足灌溉；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让历经战乱的蜀地百姓终于能喘一口气。在他的兢兢业业治理下，后蜀的国力蒸蒸日上，经济快速复苏，疆域也不断向北拓展，一度逼近长安附近。彼时的蜀地，背靠山川险阻，内有安定繁荣，在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中原大地上，活成了一颗独树一帜、闪闪发光的安定绿洲，成了乱世中难得的避世之所。

孟昶的厉害，不仅在于治国安邦的才干，更在于他随手一笔，便写下了两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爆款”，成为刻在中华文化里的印记。他生性喜爱写写画画，这份雅好，竟无意间为中国民俗与官场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964年的春节，孟昶看着宫门口挂着的祈福桃符，忽生雅兴，提笔挥毫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个字。这短短十字，看似只是一句寻常的新春祝福，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副真正意义上的春联，直接为“过年贴春联”这一民俗定下了官方认证的起点。如今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门上贴的红纸黑字，承载着岁岁年年的美好期许，追根溯源，都要尊这位后蜀君主一声“祖师爷”。

而另一笔，更是写尽了为官之道，成了流传千年的官场“紧箍咒”。孟昶深知，吏治清明是国家安定的根本，于是他亲自拟定十六字官箴，让人刻在石头上，竖在各个州县的衙门正堂，时时刻刻警示天下官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话直白又狠厉，道尽了为官的本质：官员的俸禄福利，皆是百姓的血汗所换；寻常百姓或许势弱可欺，但天道昭昭，善恶有报，绝无欺瞒的可能。这十六字官箴，字字千钧，振聋发聩。后来宋太宗赵光义见到这十六个字，拍案叫绝，直接原样照搬制成“戒石铭”，下发到全国所有衙门，成为整个宋代乃至后世古代官场的“行为准则”。千百年间，这十六个字如同一面照妖镜，让无数贪官污吏望之脊背发凉，成了吏治清明的永恒标尺。

一个帝王，既能写出最风雅的节日祝福，勾勒出人间烟火的美好；也能写下最尖锐的政治格言，道尽为官的初心与底线，这样的孟昶，远比历史记载中更鲜活、更有意思。

而孟昶治下的后蜀，最动人的莫过于那独一份的文化氛围，成了乱世中文人墨客的“快乐星球”。五代十国的中原，常年刀光剑影、战火纷飞，读书人颠沛流离，文墨书香被铁马金戈碾得支离破碎。彼时的文人墨客，想要寻一方能安放笔墨、寄托诗情的地方，答案唯有蜀地。

后蜀的繁荣安定，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孟昶这位自带文艺基因的君主，更是让蜀地的文化氛围宽松到了极致。他自身便是个实打实的文艺青年，精通音律，据说还是南音的祖师爷，被后人尊为“孟府郎君”，其音律造诣影响深远；他喜爱填词，更懂得惜才、重才，不仅对蜀地的文人墨客礼遇有加，还亲自出钱出力，支持赵崇祚编纂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这本集子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牛希济等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其中15位作者皆是蜀地文人，字字句句，写尽了花间月下、儿女情长，勾勒出独属于五代的婉约风华。

彼时的成都，成了整个乱世的文化中心。宫殿之中，锦江河畔，茶馆庭院，桃花树下，处处可见文人墨客相聚的身影。他们一边饮酒品茗，一边吟诗作对，你唱我和，挥毫泼墨，把日子过成了诗。在这里，有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的婉约，有牛希济“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深情，有韦庄“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清丽。后蜀的天地间，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没有颠沛流离的苦楚，只有铺天盖地的词章，只有沁人心脾的书香，成了那个血与火的时代里，唯一能安放诗情画意的温柔乡。

只可惜，极致的浪漫，往往难逃极致的悲剧，这似乎是乱世里美好事物的宿命。孟昶在位后期，守着蜀地的安定繁荣，终究没能逃过大多数帝王的“魔咒”：日子过好了，便渐渐失了当初的励精图治，开始沉迷于奢靡享乐。传说中那用宝石、美玉镶嵌而成的“七宝溺器”，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连日常的器具都要极尽奢华，可见其晚年的奢靡。

而乱世之中，偏安一隅的美好终究难以长久。北宋的铁骑南下，剑指后蜀，十四万蜀军早已在安逸中失了斗志，面对宋军的攻势，竟无一人敢奋起反抗，直接拱手而降。立国四十年的后蜀，就此覆灭，孟昶成了亡国之君，被押送至北宋都城汴京。据说他离开成都的那天，蜀地的百姓自发前来送行，队伍排了数里之遥，哭声震天，百姓们舍不得这位曾给他们带来安定生活的君主。而这一幕，却让宋太祖赵匡胤心生忌惮，担心孟昶在蜀地深得民心，日后生变，最终派人赐死了他，一代帝王，落得个客死他乡的结局。

孟昶离世后，他那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宠妃花蕊夫人，被送入宋宫。这位才情卓绝的女子，心中始终忘不了孟昶，为了思念夫君，她偷偷画了一幅孟昶挟弓射猎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寝宫之中，日夜相伴。一日赵匡胤见到这幅画像，心生疑惑，询问画中之人是谁，花蕊夫人急中生智，谎称：“这是我们蜀中保佑生子的‘张仙’。”一句谎言，藏着满腔的深情与无奈，竟让这副画像成了民间祈福求子的象征。从此，民间祈求子嗣的“送子张仙”，原型便是那位陨落的后蜀君主孟昶。他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出了历史记载，走进了民间的民俗信仰，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回到最初的问题，后蜀为何比吴越更让人向往？

《太平年》里的吴越，其“太平”固然珍贵，却更多是一种精心算计的中立与保守。钱氏王族奉行“保境安民”的策略，不参与中原纷争，不图疆域扩张，只是在乱世中明哲保身，这份太平，是权衡利弊后的生存策略，少了几分鲜活与热烈。

而后蜀的美好，却是一场明知乱世难长久，却依然拼尽全力绽放的文化盛宴。它依托山川险阻，在有限的和平里，被孟昶打造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的国度，把文艺与浪漫推到了极致。这里有安稳的民生，有宽松的文化氛围，有流芳百世的词章，有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哪怕这份美好只有短短四十年，却足够惊艳千年，成为五代十国里独一无二的“理想国”。

孟昶这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明君。他有少年英气，有治国才干，励精图治过，让蜀地成了乱世绿洲；他也有帝王的通病，晚年奢靡荒唐，最终落得亡国的结局。他写得出警醒百代的十六字官箴，也沉迷过儿女情长的花间词曲；治国安邦时，他是冷酷果决的政治家，以铁腕扫清朝堂积弊；而在文化发展上，他又是温柔包容的守护者，让蜀地的文墨书香得以肆意绽放。他的复杂与真实，让这个人物脱离了历史的刻板印象，变得有血有肉。

倘若真能穿越回五代十国，去不了盛唐的长安繁华，去不了北宋的汴京风雅，那就奔赴后蜀吧。去看看成都的锦江河畔，感受《花间集》诞生的地方，体会那份独属于蜀地的婉约风华；去亲历一次后蜀的春节，看看第一副春联贴出时的年味，感受千百年前的新春期许；去走一走彼时的蜀地街巷，体会那种在末世将至前，依然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的、决绝的浪漫。​​​

来源：历史寻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