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电视剧《太平年》在央视一套的热播，将观众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波谲云诡的五代十国时期。这部作品不仅生动再现了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图景，也不可避免地掀起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热议。其中，历仕多朝、褒贬不一的冯道，作为那个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官僚，其复杂形象再度成

近期，电视剧《太平年》在央视一套的热播，将观众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波谲云诡的五代十国时期。这部作品不仅生动再现了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图景，也不可避免地掀起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热议。其中，历仕多朝、褒贬不一的冯道，作为那个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官僚，其复杂形象再度成为焦点。这位在《太平年》故事背景中真实存在的“政治不倒翁”，其功过是非，穿越千年仍引人深思。

冯道身处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年代——五代十国。在这段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中，中原历经五朝十四帝轮替，传统的忠君伦理在刀光剑影中逐渐瓦解。这位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及契丹政权的官僚，以其独特的生存策略在历史长卷中留下深刻印记，也引发了跨越千年的道德争论。

一、务实行政与民生关怀

冯道的政治生涯展现出显著的务实特征。在主政地方期间，他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任幽州节度判官时奏请减免赋税，鼓励农耕恢复生产；出使契丹归来引入胡人纺织技术改善民生。中央任职期间，他主持刊刻儒家经典《九经》，耗时二十二年完成雕版印刷，使战乱中濒临散佚的文化典籍得以系统保存。当后周世宗意图征讨南唐时，他直言军士疲惫不宜再战，避免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行为体现其对实际政务的专注，客观上减轻了民众负担。

二、争议性的政治抉择

冯道最遭诟病的是其侍奉多朝的行为。在“忠臣不事二主”的伦理框架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其“无廉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其“奸臣之尤”。特别是后晋灭亡后被掳至契丹的经历，成为其道德污点。史载他面见耶律德光时说出“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的言论，被解读为谄媚异族统治者。尽管存在被迫随行的背景，以及可能为保全百姓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这段经历确使其背负“失节”之名。

三、历史评价的多元光谱

对冯道的评价历来呈现两极分化。传统史观聚焦其道德缺陷，视其为丧失气节的典型。金朝元好问在《题长乐老自叙》中讽其“哀乐皆因富贵得”。而部分学者则看到乱世中的现实考量，苏轼在《冯道论》中反思：“当是时，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独道能全身远害。”现代研究更强调时代特殊性：在政权平均寿命不足十年的乱世，传统忠节观已失去现实基础，冯道的选择更多体现生存智慧而非道德背叛。

冯道晚年所作《长乐老自叙》坦承历事多朝的事实，并罗列所受爵位荣誉，这种自我标榜在后世引发强烈反感。但细究其文，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乱世中保全性命的庆幸，也暗含对无法改变时局的无力感。其著作《荣枯鉴》虽被批为权谋之书，却真实反映了五代官场生存法则。

历史评价的本质是价值观的投射。站在传统忠义立场，冯道无疑是失败者；置于文明存续维度，他主持的校经事业为唐宋文化复兴埋下伏笔。这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提醒我们：当用现代眼光审视历史时，既要看到其维护文化延续的客观作用，也不能忽视其道德选择的时代局限。冯道现象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历史评价中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永恒张力。

来源：秋日书帆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