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人物往往会发生很大变化，有些角色的性格、动机甚至整个人设都被彻底改写，但也有些人物基本保持了原著的样子。

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人物往往会发生很大变化，有些角色的性格、动机甚至整个人设都被彻底改写，但也有些人物基本保持了原著的样子。

这种“变与不变”的现象，其实藏着影视改编的深层逻辑。

拿东西的小说《后悔录》来说，改编成电视剧《爱你一生》后，主要人物几乎全部被重塑了，曾长风、赵山河这些原本在特殊时期挣扎的底层人物，变成了普通的有情人。

故事主题也从禁欲与纵欲的挣扎，转向了两对恋人的恩怨纠葛，这种改编幅度之大，让人不禁要问：他们还是原来那些人吗？

文学创作本质上是“化大众”的过程，作家在写作时，心里会有一个“隐含的读者”，这是德国学者伊瑟尔提出的概念。

说白了，

作者写东西时会预设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审美和价值观。

但现实中的读者千差万别，有人喜欢严肃文学，有人偏爱通俗故事，每个人的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审美趣味都不一样。

所以作品出版后，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读者选择自己喜欢的书，作者也在通过作品筛选读者，传递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

影视作品就完全不同了，早期的电视和电影院，传播方式决定了它必须面向大众。

法国学者博德里亚说过，大众传媒是一种“单向度播出”，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没有回应的渠道。

这种“无回应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力，它对观众进行强制性的信息灌输。

更关键的是，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有着本质区别。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对比过这两种媒介：看书时，你可以控制阅读速度，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停下来思考，它强调的是认知性和抽象思维。

但看电视电影就不行了，画面以固定速度播放，强加给你一个节奏，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和情感冲击，容易让人产生情绪化反应。

所以影视改编必须经过严格审查，这不是偶然的，它要面向所有观众，必须符合主流价值观和审美标准。

文学作品可以小众，可以探讨边缘话题，但影视作品必须大众化。

对人物的彻底重塑

《后悔录》改编成《爱你一生》，是东西作品中改编幅度最大的一次，原因很简单，小说的主题根本不适合搬上荧幕。

这次改编不只是换个媒介形式那么简单，而是从人物性格到故事主题的全面改写。

原著里的曾广贤、曾长风、赵山河，都是特殊时期的底层小人物，小说讲的是那个禁欲年代，人们在压抑和纵欲之间的挣扎，展现的是扭曲的社会面貌。

但改编后，“性”这个主题完全消失了，变成了讲述两对有情人如何克服阻碍、终成眷属的故事，人物地位也发生了转变。

原著里的配角曾长风和赵山河，在剧里成了中心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驱力被彻底改写了。

原著中的曾长风和赵山河，是典型的纵欲型人物。

曾长风因为妻子吴生拒绝夫妻生活，就把目光转向了邻居的女儿赵山河，他以报恩的名义，要求赵大爷把女儿“让”给自己。

赵山河同意了，两人建立起不伦的肉体关系，这段关系的本质是纯粹的肉欲满足，各取所需，根本不包含爱情。

证据很明显：

后来曾长风瘫痪昏迷，赵山河竟然脱光衣服去引诱曾广贤，这种行为清楚地表明，她追求的只是生理满足，而不是什么真挚感情。

吴生在这段关系中处于不在场的位置，她发现丈夫出轨后，情感伤害并不明显。

至于她和曾长风之间是否存在爱情，原著里根本没必要讨论，因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就不是爱情。

但改编后，一切都变了，曾长风和赵山河变成了纯粹的爱情关系，吴生变成了深爱丈夫却得不到他的心的可怜女人。

“性”这个主题被彻底抹去，人物的内驱力被替换成了爱情，类似的转变在东西其他作品的改编中也出现过。

《耳光响亮》里，原本消失的冯奇才变成了牛红梅最后的归宿。

金大印从贪婪的土财主变成了苦心求子的良心企业家，《回响》里，冉咚咚严格恪守伦理，制止了下属邵天伟的追求。

这些改编都有一个共同点：人物的欲望被净化了，动机被美化了，复杂的人性被简化成了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样子。

当人物的内核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我们还能说他们是同一个人吗？这个问题涉及文学理论，也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

从哲学角度看，人的同一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动机、价值观都变了，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吗？放在文学改编上，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

改编者通常会保留人物的外在特征，比如姓名、基本的人物关系，但会调整内在动机，让人物适应不同的媒介和时代要求。

这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要在原著精神和大众接受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媒介特性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很大，文学作品可以深入人物内心，用大量篇幅展现复杂矛盾的人性。

作者可以通过心理描写、内心独白，让读者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些看似不道德的选择。

但影视作品不行，它主要通过外在行为和对白来表现人物，观众没有时间去细细品味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个在书里可以理解的复杂人物，搬到荧幕上可能就会让观众反感。

所以改编时必须简化人物，让他们的动机更直接、更符合大众的道德标准。

时代审美和价值观的变迁也是重要因素，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特征，放在当代语境下往往不合适。

主流价值观对影视改编有着规范作用，从边缘化主题到主流叙事的转变，是一种必然。

这种转变有时候会让原著的深度打折扣，文学作品之所以经典，往往是因为它敢于触碰人性的灰色地带，展现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但影视改编为了过审、为了迎合大众，不得不把这些复杂性抹平，这并非明智之举，但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毕竟影视制作成本高，需要收回投资，必须考虑市场接受度。

一部小众的文学作品可以靠口碑慢慢传播，但一部投资几千万的电视剧如果收视率不好，就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人物内核的“变与不变”，体现的是影视改编的双重逻辑。

“变”是必然的，媒介特性、传播方式、审查制度、时代审美，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人物必须被重塑。

“不变”则是一种坚守，保留人物的基本关系框架和故事的核心框架，让观众还能认出这是从哪部作品改编来的。

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本质，就是在忠实原著和适应时代之间进行创造性转化。

这个过程中，人物的外壳可能保留了，但灵魂往往已经换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好还是坏，它只是不同媒介、不同时代、不同受众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未来的改编实践，如果能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不同媒介的优势，或许能创作出既有文学深度又有大众接受度的优秀作品。

但这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在商业和艺术、大众和小众、传统和创新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很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正是这种难度，让影视改编成为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艺术。

每一次成功的改编，都是对原著的一次重新诠释，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次回应。

人物内核的变与不变，最终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

来源：可可爱爱的小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