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年》第十一集中，赵匡胤在决定前往河东前，与冯道进行了对话。冯道问赵匡胤何谓“将道”，意在告诉赵匡胤作为军队将领，最重要的不在于领军打仗，而是要心存百姓，明白“天下黎庶之不易，民生之不易，乱世存身之不易”。而为了强调这点，冯道特意提到普通百姓需要承担的税赋
电视剧《太平年》中的“朝廷税赋”
文 / 许超雄
上海师范大学
《太平年》第十一集中，赵匡胤在决定前往河东前，与冯道进行了对话。冯道问赵匡胤何谓“将道”，意在告诉赵匡胤作为军队将领，最重要的不在于领军打仗，而是要心存百姓，明白“天下黎庶之不易，民生之不易，乱世存身之不易”。而为了强调这点，冯道特意提到普通百姓需要承担的税赋压力。关于税赋，有如下表述：
朝廷税赋分夏秋两税，夏赋上田一亩税六升，下田一亩税四升，秋赋上田一亩税五升，下田一亩税三升。
下到州县，还有闲架钱、除陌钱等名目，林林总总，杂项不下十余类。
那么这些“朝廷税赋”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妨对冯道的这两句话进行解析。
首先是夏秋两税。夏秋两税，就是两税法的基本税项。之所以说是基本，是因为还有一些附加税。两税法由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建议，并在建中元年（780）实施的赋税制度。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但安史之乱后，政府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兼并加剧，导致朝廷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于是，朝廷调整了税收政策，将当时各种地方合法、非法的税收名目合并，以建中元年的前一年的财政支出为数额，以这个数额作为征收的两税数额，即所谓的“量出以制入”。以前的租庸调是根据人头（法定的纳税户）来征收，但两税却是根据土地和财产为依据进行征收，也不管纳税的人是不是成年人、本地人、特权阶级等，理论上只要你有土地和财产，就要给国家缴税。
唐代两税究竟指哪两税，其实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地税和户税。另一种是夏税和秋税。目前一般认为是夏、秋两税，至少到了唐末五代以后，两税就是指夏秋两税。如后梁贞明六年（920）四月，梁末帝的诏书里提到“应欠贞明四年终已前夏秋两税”。（《旧五代史》卷十《梁书•末帝纪下》）冯道说的夏赋、秋赋，是按照时间征收的，这是符合历史的。
但地税、户税称两税的情况，大概到了唐末逐渐消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户税的标准统计很麻烦，且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两税法制定后没几年，德宗时期的宰相陆贽就提到了当时资产评定的标准存在问题。而相比较而言，地税就很简单了，你有多少土地是可以直接测量的，而且土地是不动产，也藏不起来。再加上，当时土地产权的转移是需要到官府办理手续的，这就比统计其他的资产方便多了。所以，到了五代，原来两税征收强调土地和杂产，变成了土地和桑木。古代农桑为主，青苗和桑木同样重要。桑木因种在土地里，也容易统计。也就是说，统计两税只需要盯着土地就可以了，不用盯着其他的资产统计了。于是户税部分就逐渐进入到地税中。那么，两税就逐渐指按照时间征收的夏、秋两税了。敦煌文书中归义军时期的土地文书表明，当时（唐末五代宋初）已经是“据地出税”了。唐代的两税法奠定了中国后续一千多年赋税制度的基础，五代延续了唐代的两税法。
冯道提到的“夏赋上田一亩税六升，下田一亩税四升，秋赋上田一亩税五升，下田一亩税三升”。我目前没有在五代的史料中找到这个出处。但这个税额的数字是出现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三月京兆府百姓的夏、秋两税税额中。《旧唐书》卷48《食货上》记载：“五年三月，优诏定京兆府百姓税。
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
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这个时候两税法还没有推出，这个的税额还只是两税的前奏，而且适用于京兆府长安。
当然，如果进一步去看两税法，冯道的说法顶多只是某地的数额。因为两税是根据各地预算支出来确定数额的，各地数额不一致，征收的基数也不一样，各地百姓的两税征收额也是不同的。所以，当时各地的每亩征收额是不可能一致的。五代皇帝特别强调要核查田亩，确立两税税额，但这只是相对于纳税户所要承担的税额而言，主要目的是为了核查逃税、偷税等行为，使得税赋能够相对均平，同时加强朝廷对地方税赋和财政的管理控制。五代相关诏书提到两税，几乎没有提每亩收多少，更多强调检田定税、征收的程序时限等，这应该也能够反映各地的百姓缴纳的两税额是不一样的。
另外，冯道说的两税内容，也还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两税除了征收斛斗（即实物）外，还征收现钱。两税制定之初是需要百姓以钱的形式交纳，但实际上两税还有征收斛斗的。一般认为，户税部分是征收钱，地税部分是实物。但实际上还存在的折纳（以粮食或者绢帛等折合两税钱），或者通过和籴的方式以两税钱作为本钱向百姓征收粮食，反正花样繁多。
前面提到的两税，在五代时还有一些附加税，什么“纽征”“沿征钱物”等说法，比如小绿豆税、（青苗）地头钱、麻鞋钱、蚕盐钱、曲（即酒曲）钱、农器钱等。这些都是在两税之外的税种，随同两税缴纳，缴纳标准也是按亩征收，反正就是在两税征税外的加征。还有两税征收过程中为了弥补损耗、仓库保管等额外需要百姓缴纳的费用，即所谓的“加耗”。这些就是冯道所说“林林总总，杂项不下十余类”。
当然，以上是直接征收于百姓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征收也有很多。另外，朝廷的食盐等专卖收入，虽不是直接征收百姓，但也是间接来自于百姓。甚至于五代时期直接强行给百姓配盐，向百姓征收钱物，前面提到的蚕盐钱就是。因为古代蚕丝生产需要用到食盐，官府就强行配给百姓食盐，新丝上市后，再以钱或者丝偿还盐价。
冯道提到的“闲架钱、除陌钱”，在历史上也是有的。不过，这里的“闲架”应该是“间架”，之所以会是“闲”，恐怕是繁体字的“閒”（闲）“間”（间）很接近的缘故吧。除陌钱、间架税出现于唐德宗时期。间架税，即房产税，官府会根据房子的大小征收钱额。除陌钱，相当于交易税，凡是买卖交易及公私支付财物，官府每缗（即一千钱）抽取一定数额的钱。以物易物的，也要折合成钱交纳相应比例的税。当然，除陌还有不足额当足额用的意思，比如980文可以相当于1000文，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不足，导致“钱荒”。这两样税收名目，因为作为德宗皇帝敛财的手段，名声太臭，进而被宋人连着提，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弹劾宋用臣“奋其私智，以事诛求，榷夺小民衣食之路，琐细毫末，无所不为，使盛朝之政，几甚于敝唐”，后面紧接着提到“除陌、间架、搨地之事，伤污国体，不恤怨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5）“搨地”是唐代向商旅征收存放在货栈的货物的费用。
我用关键词搜五代资料中的“间架”，没有搜到。但五代有屋税，就是间架税。类似于除陌的在五代也有，但这时期“除陌”一词的提法基本上看不到，类似不足额当足额用的，五代有叫“短陌”的。冯道台词把“闲（间）架钱、除陌钱”放在一起讲，大概是编剧看到了唐代的史料之故吧。
另外，第13集钱弘俶在台州饭店吃鱼，听到老板吐槽百姓生活不易，于是联系到祖父的教诲，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而台州的剧情也是围绕着税赋征收中的“先征后量”展开。剧情里出现的“户帖”倒是非常符合五代的制度。这里的户帖相当于唐代均田制下的“手实”，就是发给民户用来统计百姓户口土地的文书。户帖流行于五代，所以这个用的准确。
这个案件围绕着赋税苛政展开。而历史上吴越国百姓的赋税负担很重是被诟病的。比如北宋时期释文莹《湘山野录》提到“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提到两浙田税亩三斗，吴越归宋后，宋朝廷才减为亩一斗。（《梦溪笔谈》卷9）冯道提到的夏秋赋，上田加起来1.1斗，下田0.7斗，吴越百姓的田亩税是其三倍。除了田赋和丁赋，吴越国还有其他各种杂税项目，但杂税项目因资料有限，不是很清楚。
但话说回来，吴越国税额高，也是以其开发农业，推动经济发展为前提。北宋时期的曾巩提到吴越东府越州的鉴湖时指出，“钱镠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遗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镠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曾巩集》卷13《越州鉴湖图序》）吴越钱氏为了保障财政所需，同时还要应付进奉中原王朝，故特别重视水利。越州鉴湖的管理细则被宋代所继承，说明是很有科学性的。《宋会要辑稿》提到“昔钱氏据有吴越，其田税独重，而会稽尤甚。”越州就在杭州附近，承担了沉重的田税，但钱氏父子重视鉴湖水利，当然也是为了让当地能够维持这种田税负担。钱镠设置撩浅军，专门进行清淤、开凿水利等工作，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圩田，提高了经济产出，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所以说，吴越国百姓的税赋负担确实是大，但这也是以吴越国重视经济开发为前提。如果我们抛开税赋重，站在统治者角度看，钱氏为了维系高额的财政负担，也在想办法增加经济产出。这至少比竭泽而渔式的统治者要英明。诚如曾巩所承认的，吴越钱氏在五代的环境下，有内部维系统治所需的财政需要，同时还有向北方朝廷的贡献压力，税赋之重也有无可奈何的因素。吴越治下的百姓比之北方的百姓如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两浙地区能够在宋代持续繁荣，后期成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吴越国是功不可没的。
来源：剧情探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