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个老臣围着钱俶，声音压得低低的，却掩不住激动：“大王，宋帝此举分明是软禁！我们还有数万精兵在江南，不如趁夜……”

977年的汴京，吴越王行馆。灯火摇晃，映着一张张焦虑的脸。

几个老臣围着钱俶，声音压得低低的，却掩不住激动：“大王，宋帝此举分明是软禁！我们还有数万精兵在江南，不如趁夜……”

话没说完，一直沉默的崔仁冀“砰”地拍案而起，“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

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划破了所有自欺欺人的幻想。

那些老臣的表情，从惊愕到愤怒，再到颓然。他们心里清楚，崔仁冀说的是事实，从钱俶踏上北上汴京的路开始，吴越国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承认这一点，需要多大的勇气？

要知道，当时陈洪进刚刚献上漳、泉二州，皇帝嘴上说着“钱卿不必多虑”，可宫墙外增派的禁军脚步声，一天比一天清晰。这是一种无声的压迫，比刀剑更让人窒息。

崔仁冀私下对钱俶说的那番话，更见格局：“主上天资英武，所向无敌。顺势而为，保全家族与名声，才是上策。”

他看懂了赵匡胤兄弟统一天下的决心，看懂了五代十国乱世终结的必然。用一国的“名分”，换千万百姓免于战火，换钱氏家族平安，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忠，不是愚忠于一姓一朝，而是忠于生民，忠于更大的“势”。

钱俶就甘心吗？

当然不。

夜半无人时，钱俶独自站在院中，望着南方，一动不动站了很久。贴身宦官来劝，听见他极轻地叹了一句：“三千里锦绣河山，自此不姓钱了。”

那一刻，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王者的悲凉。他不是昏君，吴越国在他治下富庶安定；他也不是懦夫，真拼命未必不能一战。

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打，苏杭可能变成焦土，钱氏百年基业和无数百姓性命都将不保。不打，他就是亡国之君，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崔仁冀那声断喝，其实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一个能把“被迫”变成“主动”，能把“屈辱”粉饰为“仁德”的台阶。

钱俶的憋屈，恰恰成就了他的伟大。 他最后那滴泪，不是为自己流，是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流。他接过崔仁冀递来的笔，在《纳土表》上签字时，手稳得出奇。

因为他知道，自己放下了王冠，却捧起了成千上万人的身家性命。

纳土归宋，多少旧臣要么郁郁寡欢，要么拼命谄媚新主，吃相难看。

但崔仁冀呢？

赵光义任命他为淮南节度副使，他去了，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调他回京判大理寺，他秉公执法，毫不手软；最后外放抚州知州，他照样兢兢业业，死在任上。

他没有活在“亡国之臣”的阴影里。

他心里有一杆秤，当初劝降，是为了止战安民；如今做官，是为了继续做事。舞台从杭州换到了汴京、抚州，但他“为民”的底色没变。

这比那些整天把“忠义”挂在嘴边，却对百姓苦难视而不见的酸腐文人，高了不知多少个境界。

另一个吴越旧臣，总在宴会上作诗追忆江南风物，暗讽新朝。一次皇帝闻之，笑而不语，转眼就把他贬到了穷乡僻壤。

而崔仁冀书房里挂的，是自己写的一幅字：“此心安处是吾乡”。

心安，不是忘本，是认清现实后，把才华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他在大理寺平反冤狱，在抚州兴修水利，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才是他对“故国”最好的告慰，你看，你教我的仁政理念，我在哪里都能践行。

真正的风骨，不在死于何时，而在为何而生。

崔仁冀跳出了“忠君”的狭小框框，进入了“安民”的广阔天地。他劝钱俶纳土，不是算计个人得失，而是基于对天下大势的冷峻判断。

他不是投降派，他是清醒派。

要知道，当初他若顺着那些老臣，怂恿钱俶起兵，或许能博一个“忠烈”的美名，青史留芳。但江南必定生灵涂炭，富庶的苏杭可能毁于一旦。

他选择了背负“降臣”的潜在骂名，去做那个戳破皇帝新衣的孩子。

这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

来源：莫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