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女人们往往朴素温婉、看起来无欲无求；坏女人们则张扬华丽、野心旺盛。与之对应的，是一套极为刻板的形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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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影视剧里，怎样一眼识别出一个好女人和坏女人？

在以往的女性刻板印象里 ——

好女人们往往朴素温婉、看起来无欲无求；坏女人们则张扬华丽、野心旺盛。与之对应的，是一套极为刻板的形象公式。

在线条上，女主角的脸部线条总是更圆钝，给人以天真无辜感；反派女配们的妆造，则着重突出凌厉和尖锐的棱角。因为在日常经验中，圆形给人的印象往往更柔和，尖角则更有攻击性。

颜色上的区分更加明显，白色和红色，几乎可以直接用来区分 “圣母” 与 “妖女”。

比如国产电影《消失的她》里，善良纯洁的李木子是典型的 “白玫瑰”；而文咏珊饰演的蛇蝎美人，绝大多数时候出场都身穿一条艳丽的红裙，红得张扬又刺眼。

《封神榜》里，还未被附身时的苏妲己天真烂漫，姜皇后一身正气，都身着白色。而被狐妖附身后的苏妲己，刚出场时是一身魅惑的紫，接着便是象征危险和诱惑的红，红色成了她心性转变的鲜明标记。

自然界中，红色比蓝、绿、黄更为罕见，也更具侵略性。

它是太阳、火焰与血液，直抵人类内心最强烈的感受 —— 欲望与恐惧。

因此影视中穿红色的女人常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射，《美国丽人》《阳光灿烂的日子》皆如此。红色服饰的女性角色，总能轻易勾起观众最原始的情绪波动。

这在张艺谋早期的电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红灯笼象征老爷的宠幸，妻妾们的衣色直接暗示受宠程度。

这个场景中，大太太身着棕色，几乎与红色隔绝，在长期的规训中，她早已经只是权力的象征，而非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二姨太身上尽管有红色点缀，但比例少且颜色暗，也说明了她的失宠；

较有话语权的三姨太，尽管身穿大面积的红色，鲜亮的红衣却被覆盖在一件蓝色的褂子下，不完全的红色，意味着她的危机感。

而给她带来危机的，正是由巩俐饰演的四姨太，作为一个受宠的新人，她完全沐浴在一片红光之下，红色成了她地位与荣光的直接体现。

红色不仅体现在衣着，更延伸到空间，成为人物内心的外化。

《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匆匆寻找周慕云时，鲜艳风衣与红墙相映，正是她掩饰不住的情欲流露。

红是欲望的满溢，有时也是死亡的象征。

大师伯格曼曾经说，“我所有的电影都可以用黑白来思考，除了《呼喊与细语》。”电影中这些深受情感和家庭关系折磨的女性，她们的惨白的灵魂仿佛枯竭。

在女人死亡的瞬间，她的血液像是瞬间被吸食到鲜红的墙上，让这间屋子成为一个禁锢灵魂的血色囚笼。

作为波光最长、穿透力也最强的颜色，即使只是少量的红色，有时也能呈现出惊人的力量。如果把《辛德勒的名单》里小女孩的衣服换成蓝色，或许难以产生那么大的震撼。

在残酷的大屠杀中，女孩身上醒目的红色，犹如生命本身的鲜活。而随着女孩的躲藏，红色开始褪去；当她的生命结束，红色再次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出现。

生命和死亡、希望与毁灭、炙热的爱和猛烈的恨，同时在红色的意象中共存。可以说，红是一种极致的矛盾体。

《使女的故事》里，沦为生育机器的使女们，身上永远是浓烈的红色。这既是生育和希望的颜色，也是死亡和斗争的颜色。

而在西班牙大师阿莫多瓦的电影里，那些身份复杂的女性角色，演绎着千变万化的红色：

在他的电影里，奇情、畸恋、杀戮情节下包裹着蓬勃又各异的女性生命力。

《崩溃边缘的女人》中被有妇之夫抛弃的女演员

《情迷高跟鞋》里畸形恋母的女主持人

《回归》中果敢保护女儿的性侵受害者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为儿子完成遗愿的单亲妈妈

浓烈红色在她们身上铺展，一半是过去的伤痕，一半是直面痛苦的反抗。

三十多年前，阿莫多瓦就用一段片头解构了红色与女性结合的刻板印象：被凝视的女性身体经拼贴重组，她们主动涂抹口红、划破黑布、展示身体，对红色拥有绝对 “自我解释权”。

阿莫多瓦曾说，他制造着一场场极具“人工感”的色彩奇观，是为了让观众意识到一切都是假象，只有女性的情感、生命经验才是真实鲜活的。

他不断拉高红色饱和度，让鲜亮色彩刺破银幕，让女性故事渗透观众心底 —— 在他看来，红本质上是人的颜色。

如今，许多影视剧海报用红色彰显女性的意志与主体性，但百年前，红色还被视为张扬之色：犯罪女性脸部会被绣上红字，红唇更是妓女的象征。

而现在，红色已成为自由意志的彰显，代表女性的独立、果敢与勇气。

红色的意义在变，女性的形象在丰富。回到最初的问题 —— 在一部影视剧里，怎样一眼识别出一个好女人和坏女人？

识别的关键从不是外在的色彩与线条，而是透过这些表象，看见角色内心的选择与坚守 —— 是被凝视的符号，还是拥有自我解释权的鲜活个体。

这才是影视艺术超越刻板印象的魅力，让每个女性角色都挣脱标签，成为复杂而真实的 “人”。

来源：切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