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叫《雍正王朝》的戏，全国上下看得那叫一个热烈，对雍正爷、对清朝那会儿的事儿，好多人的想法全让它给掰过去了。
九九年那会儿，北京城里刮起一阵风，不是沙尘暴，是电视里的风。
一部叫《雍正王朝》的戏，全国上下看得那叫一个热烈，对雍正爷、对清朝那会儿的事儿，好多人的想法全让它给掰过去了。
这部戏，中央台拍的，导演胡玫，唐国强、焦晃他们演得那叫一个地道，制作精良，故事也抓人，收视率噌噌往上涨，好多人心里头，它就是“剧王”。
可这戏火了，就出了点儿不寻常的事儿。
听着就有点意思：据说，这戏的编剧刘和平先生，有爱新觉罗家的亲戚，因为感激他把老祖宗的事儿拍得那么明白，还特意在北京摆了十几桌酒席，想请他过去吃顿饭。
你说这事儿，让《雍正王朝》这戏的影响力，一下子就给掰扯开了。
更让人寻思了：到了新千年，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皇族后代们，日子是怎么过的？
他们跟这部讲着祖辈荣耀的电视，又会擦出啥样的火花？
咱这就顺着历史的河道往前捞，捞出两位在《雍正王朝》那阵儿，算得上是代表性的爱新觉罗氏后代。
他们都住在北京，一个是末代“皇弟”溥任先生，一个是末代恭亲王毓嶦先生。
咱们就聊聊他们各自怎么走到今天，还有这部电视剧，怎么就成了一座桥，连着他们跟这现代社会，也连着他们那古老的家族。
要说《雍正王朝》那会儿，爱新觉罗家里谁名头比较响、身份又特别，溥任先生肯定算一个。
他老先生，一九一八年生人，就住在北京什刹海边上的醇亲王府。
他爹是末代摄政王载沣，照辈分来说，这身儿可是尊贵得很。
可溥任先生这一辈子，活法可跟老派的贵族半点不沾边。
他生母是邓佳氏，是汉军旗人，这多少也算给溥任先生的血里，掺了点儿汉家的味儿。
一九二八年，小溥任跟着全家，搬到了天津租界，那地儿一住就是十一年。
直到一九三九年，一场不大不小的水灾，才把他又给带回了北京。
新中国刚要成立那会儿，醇亲王府这边，其实挺让人捏把汗的。
当时风传，国民党政府打算把醇亲王府那点家当全给抄了，毕竟载沣是溥仪他爹，那会儿“伪满”那摊子事儿，跟“伪”沾边的人，都挺招人忌讳。
为了保住老祖宗留下的宅子，溥任先生跟爹商量了，当机立断，就把王府里头净业寺那块儿，改造成了一所小学，叫“竞业小学”。
他自己当校长，他爹载沣呢，就挂个董事长。
这事儿，说起来真是有门道。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把王府改成学校，不光是给家里留了点实在的家底，更关键的，是让这老宅子，这块儿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地方，能跟着新社会一块儿往前走。
王府附近的街坊邻居，也都乐意把孩子送进这皇族后代办的学堂。
溥任先生这一干，就是好几年，算是在北京城里，成了位有点名气的人。
新中国成立了，溥任先生把自个儿花心血办起来的竞业小学，就那么大方地送给了国家。
他自己呢，就回归了普通人的日子，在北京好几所小学教书，一直干到了一九八八年退休。
他这辈子最拿得出手、最让他家人骄傲的，不是他出身多高贵，而是“咱们家从来不靠吃‘老祖宗饭’，全家都凭自个儿双手吃饭。”
这话朴实，却透着一个过去皇族后代，在时代大潮里，怎么自己找准位置、扛起责任。
退休了，溥任先生也没闲着，一门心思钻研清史，写了不少文章，还整理了他爹的日记，成了大伙儿敬重的老史学家。
两千零一五年，九十七岁高龄，他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了，留下了一笔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宝贵精神。
要说溥任先生是在北京“守着文化根子”的老先生，那末代恭亲王毓嶦先生，可就是经历过历史大起大落，人生跌宕起伏的另一位代表了。
毓嶦先生，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大连。
他爷爷，那可是晚清响当当的人物——恭亲王奕䜣。
一九三六年，溥伟，也就是毓嶦先生的爷爷，在大连这地儿，身体不行了，人没了。
那时候，在“伪满”当皇帝的溥仪，就下道令，让才十三岁的毓嶦，继承了恭亲王的名号。
为了拉拢人，溥仪就把包括毓嶦在内的几位宗室子弟，都叫到长春，塞进了他自己办的私塾。
可跟着溥仪，小毓嶦的日子可不好过，没啥体面，反而总是得提心吊胆，生怕惹着这位脾气古怪的“皇上”。
有一次，溥仪好几天没传见毓嶦，结果大发脾气，劈头盖脸骂：“这几天不叫你，你就不知道问圣安吗？”
还没等毓嶦把话说完，就被身边的人给毒打了一顿，疼得他口吐白沫，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很多年后，毓嶦先生想起这事儿，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幸亏日本人没给溥仪那个生杀大权，要不我这条命，说不定就没了。”
这事儿，就那么赤裸裸地揭示了，在那个特殊时期，伪皇权的虚弱和残忍，以及被卷在里面的人，要承受多少屈辱和危险。
一九四五年，打完仗了，毓嶦先生跟溥仪一起，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那段日子，关了五年。
一九五零年，他被遣送回国，继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
在那儿，他老老实实地劳动，学习新思想，表现还不错，得到了管理所的肯定。
一九五七年，因为改造得好，毓嶦先生获得了特赦，总算回到了阔别了二十一年的北京。
接下来的日子，他在工厂、在农场都干过活。
等改革开放了，国家给落实了干部待遇，安排他在一个文化机构，专门写书法。
他把年轻时候的经历，还有骨子里的文化底子，全揉进了笔尖，成了一位书法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书法家协会，他都是里头重要的一员。
他的字，透着一股子皇家贵胄的书卷气，也带着一股子时代变迁的沧桑。
两千零一十六年，毓嶦先生在北京走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雍正王朝》这戏火了，它不光是一部电视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用一种大家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命运给串起来了。
老百姓能看进去帝王将相怎么斗智斗勇，而那些跟这段历史有血脉联系的爱新觉罗后代们，也在荧屏上看到了自个儿祖辈的影子。
想想看，爱新觉罗家的人，还主动要去请编剧吃饭，这事儿可不是简单地觉得“被尊重”这么简单。
这份感激，是对一部作品能那么深入地挖掘历史，能把祖辈（哪怕是备受争议的）复杂人性给摆出来的肯定。
那会儿，中国正经历大变动，怎么看历史、评价历史的标准，也在不断被琢磨、被改写。
《雍正王朝》的出现，用一种相对客观、立体的法子，把雍正的形象给重塑了，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清朝历史的大故事。
对溥任先生来说，这电视剧一火，可能让他回想起自个儿家族的历史，也让他更坚定自己“不吃祖宗饭”的人生原则。
他本身就是个爱教育、爱研究历史的读书人，看到历史剧能让这么多老百姓对历史产生兴趣，这跟他是真心想让大家学点儿、服务社会的想法，不谋而合。
而对毓嶦先生而言，看《雍正王朝》这事儿，心里的滋味肯定复杂得很。
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伪满”那段日子，也接受过新中国的改造。
荧屏上那位为了皇权，操心费力、手段强硬的雍正，跟他们家族几代人的命运，那是实打实地连在一块儿的。
电视剧的热播，让他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看家族的兴衰，看看自个儿在这个时代大潮里，到底在哪儿。
有说法还说，毓嶦先生在《雍正王朝》播那会儿，还给当过历史顾问，也就是说，他既是观众，也是那些历史细节的把关人。
他和刘和平先生那场饭局，就更有了“史学家之间的一次交流”那意思。
这场因为一部电视剧引发的饭局，就像那个时代的剪影：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史书，而是能通过艺术加工，又回到大众视野，甚至还能在真实生活里，激起各种互动。
爱新觉罗家的后人们，在《雍正王朝》营造的那个历史氛围里，有的可能跟祖辈的形象心有戚戚焉，有的可能借着电视，回过头想想家族的命运，想想自个儿的选择，就这样，跟这个国家一块儿，走进了新的日子。
溥任先生选了教书育人，把家族的学问和文化，在新的土地上扎下了根；毓嶦先生历经坎坷，最后用书法这门手艺，安顿了自个儿，也用笔墨，写下了家族另一种可能。
这俩爱新觉罗家的后人，人生轨迹不一样，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里，都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寄托精神的地儿。
《雍正王朝》这戏的横空出世，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历史的深邃，也映出了眼下的日子。
它引发的爱新觉罗家族的宴请，恰恰说明了历史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好的文化作品，能跨越时间，连接过去和现在，让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都跟着想一想、产生点共鸣。
当历史的回声，从荧屏上传来，当那些古老家族的后代们，用今天的眼光，重新打量祖辈的辉煌与落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变迁，更是这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不停地吸收、融合、向前走的生命力。
来源：小兰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