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度赴日学军事1934年夏，父亲从日本陆军大学学成归国，举家乘苏联邮轮回到上海。航程近五昼夜，中间有两天风浪特大，母亲和大哥、小妹晕船，躺在床上不想动，唯独父亲带着我这个小男孩上了甲板，远眺太平洋风光。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你看！天有多大，海有多宽！风浪不停地拍

首部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央视八套热播。

该剧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为原型，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谍战史诗。

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热播，剧中英雄原型之一——吴石烈士的故居，成为民众追寻历史、缅怀英烈的新热点。

吴石将军的长子吴韶成，暮年时用五次特殊的归乡旅程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回忆中一点点拼凑出自己和父亲那些往事：

两度赴日学军事

1934年夏，父亲从日本陆军大学学成归国，举家乘苏联邮轮回到上海。航程近五昼夜，中间有两天风浪特大，母亲和大哥、小妹晕船，躺在床上不想动，唯独父亲带着我这个小男孩上了甲板，远眺太平洋风光。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你看！天有多大，海有多宽！风浪不停地拍打着，多么伟大！”我听后也跟着喊：“真好看！真好看！”其实那时我什么也不懂。
船靠岸后，亲友们熙熙攘攘来接我们，安排住进旅馆，并于当晚摆了一席上海菜为我们全家接风。大人们喝酒，畅谈阔别之情；我们这几个小孩大口大口吃菜。有位阿姨给我盛了一碗鸭汤，鸭汤的味道好极了，只是太油腻，吃后不久就感到胃难受，呕吐不止。因为在日本，我们每天都像日本人那样，吃的是粗茶淡饭，也就是酱汤、腌萝卜干和一小碗米饭，很少吃这么油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胃实在享用不了。直到今天，我仍不敢再沾鸭肉。
父亲先后两次东渡日本，先入炮兵学校学习，后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均以优异成绩卒业，成为熟悉日本的军事专家。他收集的各类兵书及机密资料刊物，同行李加在一起共56大箱，都由母亲亲自收拾，一一登记造册。母亲比父亲小10岁，曾在福州女高上过学，十分勤劳贤惠，为抚养教育儿女劳累一生。特别是战乱时期，父亲不能顾家，全靠她一人带着我们奔波。
父亲在日本学习期间，广交朋友，除国内去的同学、同乡外，还有不少日本朋友。我还记得有位日本医生叫大野，经常给我们看病。他到我们家吃了一顿母亲亲手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再邀母亲到他家教他夫人做中国菜，所以两家不时来往。回国之时，他洒泪相送，还把最珍贵的传家宝——日本宝刀送给父亲留作纪念。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34年夏，我们全家回到南京，在五台山村租了房子，房子一共三层，我们住二、三层。一层住的是一对老夫妻，看起来十分穷困潦倒，他们用两个铁皮箱拼成一张床，上面铺着俄国毛毯。父亲说，他们是白俄，多半是沙皇时期的贵族，无法在国内生存，流亡到中国。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十分可怜。他让母亲有时间顺便买些香肠之类食品给他们送去。那年夏天，南京酷热难当，家里买了大块大块的冰放在房间里防暑降温。一天中午，温度高达40多度，白俄老太太受不了，竟热死在房间里。母亲每天都心惊胆战，赶紧另找房子。最后租了一套三层独立洋楼，离玄武湖很近，叫百子亭。父亲在参谋本部任职，兼陆军大学教官。我被安排进南京鼓楼小学念书。之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十分安宁、和谐。这段时间是我们过得最幸福的日子。
父亲喜欢书法，常常一早起来就练书法。这是他在军校时期就养成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我有时在旁边替父亲研墨，看他写字。父亲告诉我，练字要全神贯注，要先学柳体，这是小学生打基础必经之路，并给了我一本柳公权书《玄秘塔》让我练。父亲还为我写了几张正楷让我临着练。直到现在，我的字体还有几分父亲书法的影子。

漂泊不定的生活

到1937年上半年，华北局势已相当紧张，但为掩人耳目，当局仍高唱中日亲善。当时我已是鼓楼小学三年级学生，级任老师是俞思聪，我忘不了她。一天中午课后下大雨，我没带伞，俞老师留我在食堂吃鸡蛋炒饭，真香，比在家吃饭香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碗蛋炒饭。俞老师叫我们班同学与日本小学生联欢。八辆敞篷小轿车载着几十个穿海军式校服的日本小学生来到校门口，被迎进校园，唱唱跳跳，闹腾了整整半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东北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的幸福和平的童年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父亲让我们先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岂知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突然爆发，我们只得迁居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天中午，两声巨响之后，楼下大厅玻璃被炸得粉碎，满地是血，是日军在上海大世界丢了两颗重磅炸弹造成的，死伤2000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炸弹声。吴淞前线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不断传来。一天半夜，父亲突然从吴淞前线视察回来，在旅馆住了一晚上，他说前线战士十分英勇，前仆后继，尸骨堆积如山，十分壮烈。父亲说的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极大震撼。
上海待不下去了，母亲带我们又回南京。父亲每天照常上班，我们在家过了几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后，父亲说：“不行，你们走吧！”就亲自送我们到镇江坐船（怕轰炸，轮船不敢靠南京码头）。当天，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上去宜昌的轮船，两月后又从宜昌转赴重庆。轮船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蒋介石组织军委会大本营转移武汉，父亲继续主持对日情报工作（后改军令部二厅）。1938年，二厅在武昌珞珈山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我父亲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课。何世庸曾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叶剑英关于游击战的大课。我父亲就有关情报通讯问题作了讲话。武汉撤退后，父亲请辞军令部职务，转赴桂林行营。
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来到重庆后，为避日机轰炸，经友人介绍，在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
经过几年的折腾，我家总算安定下来。我从小学三年级连跳三级，进入重庆东方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学校在海棠溪，每天上学要走山路，来回至少两个半小时，遇到下雨道路泥泞用的时间更长，所以两腿锻炼得十分结实。父亲去桂林就职前先到重庆来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们一切安顿妥当，也就放心了，两天后就飞赴桂林。
到了1939年末，父亲来信要我们适时南迁广西。为了乘飞机方便，过了年母亲又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搬回对岸重庆市内小棵子的一家旅馆住下，预备订机票。一周后，突然从我开始，兄妹都染上了猩红热，高烧不止，实难成行，一耽搁就是一个月。日机轰炸日甚一日，到处是断垣残壁，实在太吓人。母亲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走。第二天上午，我兄妹拖着患病之躯到了白市驿机场，怕机场人员发现，不让传染病人登机，我们还要勉力装着无病的样子，总算搭上了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安抵桂林机场。父亲来接，全家又一次团圆。听说第二天我们所住旅馆和那条大街全被炸，夷为平地，我们全家侥幸逃过一劫。
在桂林，全家住桂东路城门口一套三进平房，第一进是门面房，第二进房东住，我们住在第三进，中间是厅，东西各两间房，很清静。出城门，过漓江大桥，过桥有个寺庙，现改为逸仙中学，我插班进初二。导师黄昞晖，是从香港来的文化人。他在课堂上既讲战争形势，也讲游澳门的经历，思想活跃。那时，一旦桂林市内的最高峰独秀峰挂上大灯笼，那就是要发生空袭，老师立即组织全班同学去七星岩“躲防空”。我们在桂东路共住了半年，一次轰炸房屋被毁，所幸全家平安，只得搬到环湖路另租住房。

侠肝义胆赤子情

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家也从桂林迁到柳州。但我们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学，寒暑假才回柳州。战区长官部设在原兵工厂旧址，四周环山，风景宜人。我们家就安在厂内山边一座平房内。父亲很敬业，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都亲自草拟。每天清晨，他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为官兵作表率。回来后冲个澡，接着练书法。
1945年4月，父亲辞去第四战区职务，到重庆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他卸下重担后，就有时间与诸多友好闲游山川，吟诗作赋。1946年1月，父亲同何遂、陈孝威冒雨登上重庆北碚缙云山，留诗画合璧于缙云寺汉藏教理院。诗曰：“旧境重寻叹独勤，任他春已尽三分；笋舆十里松阴路，细雨斜风上缙云！”父亲也曾带我们到重庆南温泉拜访日本知交鹿地亘先生一家，母亲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两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种轻松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诚挚气氛和开怀畅饮的场面，在我年轻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已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我们全家陆续回到久别的南京，租居于湖北路翠琅村一号，与父亲的挚友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为邻。
1948年6月，福州地区遭遇大洪灾，10万灾民无家可归。父亲邀在南京供职闽籍友人商讨急救之策。除请求中央拨粮外，发动捐资赈灾，他自捐一月薪资，并派专人赴沪找挚友施泰祯捐1万元，购置粮食衣被等，用轮船运至福州济急。1948年底，父亲奉调回福州供职，他十分高兴，觉得可以为家乡做点事了。当时福州已处在战争前沿，为了保护市民，他设法尽力阻止在福州周围建半永久性工事。他私下曾对部属亲信吴思敏说：“福州千年古城如遭破坏，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由于各方配合，1949年8月17日福州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完整无损，市民平安。另外，父亲在离开福州前夕交代部属，妥存史料局保管的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其中有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计775辑。
1949年2月，父亲初到福州，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中共和谈。一天，父亲突然接到李宗仁电召他回南京并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正好学校即将开学，我跟父亲一道坐飞机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父亲则住在太平路安乐酒店。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大游行，警备司令张跃明下令开枪，发生惨案。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同学去酒店看望父亲时谈起此事。父亲对同学深表同情，说：“日子不会太久了。”同时还告诉我：“李宗仁下不了决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我在南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给我留下身上仅有的20元美钞。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丹心永存

1950年6月10日，父亲在台北牺牲两月后，母亲被释放。她和16岁的小妹学成遵从父亲嘱托，含辛茹苦抚养年仅6岁的小弟健成。健成从幼稚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最后考取赴美研究生，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化学硕士。直到1980年5月，他才有条件把母亲接到美国洛杉矶定居。
我和留在大陆的大妹妹兰成，大学毕业后接受统一分配，一个到东北，一个到边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于1972年向中央申诉。幸得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直接干预，有关部门特派专人来河南说明情况。1973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函件形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发给抚恤金650元人民币。我们以党费名义全部上交。
1982年，我和兰成得以赴美探望老母亲，学成也从台北同时赶到。全家历经32年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母亲取出父亲在狱中写在画册背面的遗书。遗书概述生平抱负，对亲人的眷恋，对友人的感恩，交代对遗作存书的处置等，最后犹不忘记对儿女谆谆告诫，曰：“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勤俭家风则吾意足矣！”结尾赋诗曰：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丹心永存，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列祖列宗！
1992年，小妹学成偕妹夫夏金辰来郑州，捧回了父亲的遗骸，在我家中供奉近三年，每年父亲生日都焚香拜祭。1994年4月22日，小弟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遗骸。这样，我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父母合葬仪式。
公墓墓碑上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父亲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碑文全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州。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后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忆昔抚今，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禁潸然泪下。亲爱的父亲、母亲，安息。

来源：家在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