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2月6日，上海市民抬头看天时，没几个人知道头顶那层薄薄的云，是吴石用几页气象纸“借”来的。

1950年2月6日，上海市民抬头看天时，没几个人知道头顶那层薄薄的云，是吴石用几页气象纸“借”来的。

那天早上，舟山海面突然刮起东南风，风速比预报高了整整三节。

国民党空军值班参谋在图板上画了个红叉，把原定的“2·4”轰炸圈又往后挪了两天。

吴石在台北厦门街的小楼里，把铅笔往桌上一扔，心里骂了句“天助我也”，转头让交通员把“风高、云低、可缓”六个字塞进朱枫的口红筒。

朱枫当天穿的是件藏青旗袍，领口别着一枚珍珠扣——后来谷正文在笔录里反复提到这个细节，说“那扣子亮得碍眼”。

她进机场前把口红筒掰断，里头的小纸卷被嚼成浆，吐在垃圾桶，动作干脆得像在嚼一颗薄荷糖。

那六个小时后，上海十五万人得以先一步钻进防空洞，孩子抱着书包，大人拎着煤球篮，骂骂咧咧地挤成一团。

很多人把这段故事讲成“神机妙算”，其实吴石那晚也慌。

陈宝仓日记里写他“手抖倒茶，洒了一袖口”，只是没人看见。

吴石最怕的不是计划败露，是怕天气不给面子——要是那股东南风晚来半天，他递出去的情报就成了催命符。

更慌的是朱枫。

她给女儿写的最后一封信里，用“经商”两个字把赴台的事盖过去，信纸背面却压出一行凹痕，是钢笔戳的，只有三个字：“勿念我”。

女儿后来把信纸对着光，才看见那行隐形的小坑，像一排极细的泪痕。

黎晴的原型黎洁霜，家里其实不止她一个“疯子”。

她哥黎强在军统档案里叫“黎强民”，官阶比毛人凤低三级，却敢在会议上拍桌子，说“抓共产党先抓我”。

谷正文在日志里记了一笔“林姓共谍脱逃”，没敢写黎强当天也在场，更没写段退之当场把帽子摔在桌上，骂毛人凤“再内斗就一起沉船”。

沉船没沉，船却漏了。1950年2月6日中午，三十六架轰炸机从舟山起飞，比原计划少了两队——周至柔临时把另一批飞机扣在嘉义，理由是“油料账目对不上”。

飞行员在跑道上干等，地勤躲在机翼下赌骰子，赢的人请喝汽水。

上海那边，警报拉响时，街头的糖炒栗子刚出锅，摊主把锅一掀，栗子滚进麻袋，跟着人流往地铁口跑。

后来统计，那天上海落弹六十四枚，塌房一千八百间，却奇迹般只死四百人。

数字出来，吴石在台北看《中央日报》，盯着“四百”两个字发呆，旁边陈宝仓递给他一支烟，说“咱们欠上海一条命”。

吴石没接烟，只把报纸折成四折，塞进西装内袋，那页纸后来陪他上了刑场，血把“四百”染成一块黑疤。

再后来，朱枫就义前把旗袍换给同牢的台湾女犯，说“留着吧，你出去还要见人”。

那女犯出狱后把旗袍改短，穿了二十年，领口珍珠扣掉了一颗，只剩线头。

她临终把衣服捐给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夹缝里摸出半片口红纸，上头还留着“风高”两个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字。

历史走到今天，舟山的风向依旧说变就变。

上海老人回忆轰炸，总说那天“云像被刀划开”，却很少有人知道，划开那道口子的人，其实也在云里，手里只有一支铅笔、半截口红，和一张被嚼过的纸。

来源：龙吟R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