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的枪声传得老远，那天押上去的是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个人，他们没喊口号，也没哭，枪响之后，风停了，草也静了，没人知道他们临死前说了什么，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因为不够硬气才死的，是有人早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纸上。
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的枪声传得老远，那天押上去的是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个人，他们没喊口号，也没哭，枪响之后，风停了，草也静了，没人知道他们临死前说了什么，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因为不够硬气才死的，是有人早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纸上。
写名字的是蔡孝乾，他不是外人，是自己人，他在一个小本子上，亲手写下了朱枫家的电话号码，没用暗号，没用代号，就是一串数字，这串数字后来让国民党特务拿到了，他们顺着电话打过去，朱枫就露了面，她本来能走掉，可电话一漏，行踪就藏不住了，这不是碰巧，是规矩没守住。
还有一个人叫王昌诚，他也叛变了，交出一张通行证申请表，上面有朱枫的照片和去舟山的路线，国民党特务谷正文拿着这张纸去查出入境记录，一比对，朱枫的位置就露了，她没逃掉，留下的痕迹太清楚，一张纸，一张照片，就能要命。
吴石也一样，他留着一张舟山兵力部署图，本来该烧了，可他没烧，觉得藏得够严实，没人能翻出来，结果国民党搜他房间时，那张图就在抽屉里，铁证摆在眼前，他没法开口，他不是不够机灵，是他太信自己的想法，以为藏得深就安全，其实早有人盯着了。
蔡孝乾在1950年3月被抓，没撑住审讯，很快就把人招了出来，四百多个名字全抖了出来，台工委的整个系统就这么塌了，还在地下干活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有人被枪毙，有人关进牢里，有人直接消失了，蔡孝乾活到1982年，病死在床铺上，朱枫中了七枪，倒下去前还在骂当局，她没低头，也没求饶，两个人的下场，差得太多了。
这不只是个人选不选的问题，是信不信的问题，同样是地下工作者，李白和钱壮飞被抓了，宁死也不开口，他们清楚，只要一说，就是几百条命，蔡孝乾不一样，他怕疼，也舍不得享福，他选了活着，哪怕这活命是拿背叛换来的，他这一选，毁的不只是一个组织，是整条战线里人与人之间的信。
技术上的失误一样要命，蔡孝乾用纸笔记电话，不靠密码也不用暗号，这在当时根本行不通，1949年香港地下党也这么干过，有人把联络信息写在便签上，一抄家全被翻出来，信息存得不对，再周密的计划也撑不住，不是运气不好，是习惯害了人。
制度也有问题，国民党靠自首立功来瓦解对手，只要说出几个名字，就能减刑，甚至免罪，这机制让不少人动摇，蔡孝乾就是这么被撬开的，他以为自己能活下来，结果成了历史的污点，他没想过，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让别人送命。
七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这些事，不是为了怪谁，是为了记住，有些错不能再来一遍，朱枫他们走得很静，可他们留下的东西，不能就这么被压在底下，那张纸，那串电话号码，那张图，都是用血写出来的提醒，你今天怎么对待秘密，明天就决定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来源：三点电视节目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