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少有人注意到，《红灯记》在1967年那场爆满演出背后，有一架钢琴。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很少有人注意到，《红灯记》在1967年那场爆满演出背后，有一架钢琴。

那不是普通的伴奏琴，是殷承宗自己背进剧场的。

白天排练，晚上修改谱子。

演员们吊嗓，他在旁边悄悄试音。

谁都没想到，这种”洋玩意儿”，会在样板戏最红火的时候，成了铁梅唱段的”底座”。

那会儿的气氛，挺紧张。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很多乐器都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钢琴尤其敏感。

很多人把家里的琴藏到床底下，或者干脆砸了换口粮。

但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有人悄悄把它推上了舞台。

当时没人敢说这事儿会成功。

殷承宗说：“试试吧，反正琴我已经带来了。”京胡、锣鼓、水袖、红灯，再加一架钢琴，听上去不伦不类。

但排练第一天，李维康一开口，殷承宗的琴声一点进去，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琴，好像能听懂唱腔。”有人小声说。

其实，早在这之前，殷承宗就不是个走寻常路的人。

他出生在鼓浪屿，1941年，正是日军占领福建沿海的时候。

小岛虽小，西洋风气却不浅。

教堂钟声、海风、管风琴，还有从上海运来的钢琴，成了他童年最深的记忆。

他三岁第一次摸到琴键，七岁时，家里买了两架琴——那时候的鼓浪屿，能做到这点的不多。

但很快，局势变了。

内战、建国、政策紧缩，钢琴成了“无用”的代名词。

他父亲也反对，说白了：“音乐不能当饭吃。”可他偏不信。

1954年，小学毕业，殷承宗做了个大胆决定。

离开家，去上海报考音乐学院。

朋友父亲塞给他25块钱，那会儿够买十几斤猪肉。

他坐了五天五夜的长途车，带着一首《献给爱丽丝》，进了考场。

评委记得，他坐下的那一刻，黄浦江风突然停了。

“这孩子，不一样。”

1959年，18岁。

他代表中国去维也纳比赛，弹的是《黄河》。

那时候，“黄河钢琴协奏曲”还没成型，他自己改了谱。

上台前，他在后台一直琢磨：“我能不能把中国的河流，弹进一个西方的琴里？”结果，全场掌声雷动。

那一年，他拿了金牌。

第二年，去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

学派严谨，课程密集。

他一边啃俄文教材，一边写信回家。

信里说：“我还是听得见鼓浪屿的海浪。”

可真正的转折，是1963年。

他带着自创的《秧歌舞》，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看完演出，问他：“你这首曲子，叫啥？”

“秧歌舞。”

“不错，有中国味。”

那之后，他开始琢磨，钢琴能不能和民歌、戏曲结合？他带着琴下乡，到黑龙江、到陕北、到湖南农村，演出、试曲、改谱。

农民围着他，让他弹《东方红》《南泥湾》。

有人说：“你这琴，不光能弹，还能说话。”

于是，《红灯记》来了。

最初，是哈尔滨市京剧院把电影《自有后来人》改成舞台剧。

后来北京京剧院接手，再后来，殷承宗加入。

导演是阿甲，唱腔设计是孙玄龄。

大家在排练厅一坐，一坐就是几个星期。

有一回，刘长瑜唱完“痛说革命家史”，殷承宗试着在后面加了个琶音。

结果钱浩梁直接拍桌子：“你这也太洋了，不行！”李维康却说：“不对，这段琴声，像是水袖甩出来的回音。”

争了半天，阿甲说：“先试试看。”

结果，那场演出一炮而红。

1967年国庆，长安大戏院座无虚席。

殷承宗坐在侧台，琴身半遮不露。

他没穿西装，也没戴领结，就穿着中山装，按下第一个音。

那一晚，没人喊口号，也没人讨论风向。

只有掌声，几乎要把屋顶掀了。

后来，唱片社录了这版《红灯记》，黑胶封面上写着：“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有人悄悄把磁带藏在抽屉里，晚上放低声音听。

还有人说：“我家那台差点被砸的钢琴，现在又能出声了。”

1970年代末，殷承宗去了美国。

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他带着《黄河》《红灯记》《春江花月夜》，登上了世界舞台。《纽约时报》写了一句评论：“这位中国钢琴家，让钢琴说出了母语。”

有意思的是，他在纽约教外国学生弹《平湖秋月》，第一堂课，不讲技巧，先讲西湖的传说。

他说：“弹琴之前，先得知道这首曲子从哪来的。”

1988年汉城奥运会，他代表中国演出，选的曲子里有《黄河》，还有《洪湖水浪打浪》。

那年，很多国外媒体第一次听到中国钢琴作品。

几十年过去，殷承宗那架琴还在。

琴键磨得发亮，琴盖上贴着当年演出留下的红纸条。

上面写着：“《红灯记》第一场。”

后来，再没人质疑钢琴能不能演中国戏了。

参考资料：

群众出版社编，《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史稿》，群众出版社，1994年

王元化主编，《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

刘长瑜口述，王晓明整理，《唱响那一段岁月：样板戏亲历记》，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殷承宗口述，周小璐整理，《琴声中国：殷承宗音乐人生访谈录》，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

来源：历史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