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真正引发广泛讨论的，往往不是那些力求“还原历史”的作品，而是敢于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历史、与当下观众产生深度情感共鸣的创作。《生万物》的热播，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体现。该剧凭借其对历史素材的当代化处理、对土地情感的深刻渲染以及对
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真正引发广泛讨论的，往往不是那些力求“还原历史”的作品，而是敢于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历史、与当下观众产生深度情感共鸣的创作。《生万物》的热播，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体现。该剧凭借其对历史素材的当代化处理、对土地情感的深刻渲染以及对人性复杂面的多维度展现，获得了可观的收视率与广泛的社会反响。然而，在这“成功”的背后，我们不得不警惕一种倾向：当“历史”过度让位于“当代”，当“共情”取代了“真实”，当“流量”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终极标准，历史是否正在被虚无化？革命是否正在被解构？艺术创作是否正在沦为一场面向市场的、精心计算的表演？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书写与时代精神、现实关切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观点本身具有其合理性：历史并非冰冷的化石，而是持续被解读、被激活的意义系统。真正的历史叙事，应当能够回应时代之问，能够以历史之镜映照现实之路。然而，这一理念在商业影视创作的实践中，却极易被简化、被曲解，甚至被异化为一种工具：一切以“当代”口味为准绳，一切以“金钱”收益为旨归。历史不再是需要敬畏的客观存在，而是任人打扮的傀儡；革命精神、阶级斗争等宏大叙事，不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集体记忆，而是可以随意裁剪、拼接甚至消解的元素，只为迎合某种想象中的“当代观众”的审美偏好，最终目的——是攫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生万物》的叙事策略，清晰地体现了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逻辑。它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化、市场化浪潮中，许多中国人内心深处那份若有所失的“土地情结”。于是，它选择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作为核心主题，极力渲染一种抽象的、去阶级性的、“和谐”的乡土情感。剧中，地主宁学祥的形象被刻意柔化，他勤劳、精明、对土地充满热爱，与农民的矛盾主要通过“协商与合同”而非压迫与暴力来展现。甚至在外敌入侵的宏大背景下，他也能展现出“深明大义”、“保护乡亲”的一面。这种处理方式，确实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复杂”，也更易于引发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简单二元叙事已感疲劳的观众）的情感认同。
但是，这种“共情”的建立，是以牺牲历史的基本真实为代价的。它巧妙地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在旧中国的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是否是普遍存在的、残酷的历史事实？《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固然是一种艺术典型，但其背后是无数真实血泪的凝练。将地主阶级普遍地描绘成“愿意与农民和平共处”、“靠农民干活交租”因而必然保持“和颜悦色”的形象，这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极大美化。它抽空了特定生产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冲突，将复杂、残酷的历史简化为一曲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精巧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这种叙事的转变，绝非偶然。它深植于时代语境的变迁。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早已结束，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成为主导。影视作品作为文化商品，其首要目标是吸引眼球、赚取流量、赢得票房。制作方深知，重复《白毛女》式的叙事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已难有号召力，甚至可能引发逆反心理。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安全”且“讨巧”的路径：淡化政治色彩，凸显普世情感，用“人性复杂论”包裹历史叙事，用“土地情怀”替代阶级分析。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算计，是对观众情感消费需求的精准投喂。它所追求的，不是历史的深刻反思，而是即时的情绪触动和可观的经济回报。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创作倾向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当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通过《生万物》这类作品来认识、想象旧中国的农村和那段革命历史时，他们接收到的将是一个被严重过滤和扭曲的图景。地主不再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而是勤劳、爱土地、甚至怀有民族气节的“乡绅”；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不再是压迫与反抗，而是在土地纽带下“相依为命，和睦相处”；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在这种叙事中被悄然消解——既然压迫并不那么残酷，矛盾并不那么尖锐，那么那些旨在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行动，其合理性何在？这难道不是在根本上解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历史逻辑和道义基础吗？
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和呈现，其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恰好与某些外部势力所期望的“和平演变”不谋而合。它并非通过直白的宣传说教，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消费，引导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疏离乃至质疑本民族的革命历史和核心价值观念，转而认同一种去革命化、去政治化、抽象化的“人性”叙事和“普世”价值。
这并非指责《生万物》的主创人员有意为之，但作品的客观效果，确实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舆论氛围和文化生态。当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固然有经济全球化的考量，但也未尝不包含着通过经济文化交流输出其价值观、影响中国社会演进的长远战略意图。而《生万物》这类作品所体现的历史观，恰恰在无意识中与这种“思想殖民”的某种期待形成了呼应。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克罗齐的命题有其深刻的学术价值，但它绝不能成为艺术创作可以脱离历史基本事实、任意裁剪历史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借口。“当代视角”不等于“当代至上”，“引起共情”不等于“迎合媚俗”，“激活历史”更不等于“虚无历史”。真正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应当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找到历史与当代的连接点，从而激发观众的思考，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追求票房和流量的一次性消费。
回归《生万物》的“成功”，它与其说是克罗齐历史观的胜利，不如说是市场逻辑下一种精明叙事策略的胜利。它量出了当前部分文化消费的浅薄化倾向，量出了资本对历史叙事的强大塑造力，也量出了我们在面对复杂历史时，可能存在的某种集体性的回避与焦虑。这种“成功”，值得我们为之警惕，而非盲目欢呼。
历史的书写和诠释权，关乎民族记忆的塑造，关乎国家精神的传承，决不可完全让渡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决不可沦为纯粹赚取眼球的工具。我们需要能真正震撼心灵、启迪思想、传承精神、砥砺前行的作品，需要那些既能尊重历史厚重感、又能闪耀时代光芒的创作，而不是那些为了“钱景”而精心包装、却抽空了历史灵魂的“爆款”。
这才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担当，也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更高层次、更负责任的践行。唯有如此，我们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做到激浊扬清、实事求是，才能承载起精忠报国、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才能以热情洋溢、激情澎湃的佳作，鼓舞人民乐于奉献、迎难而上、奋发图强，共同迈向那激动人心、前程似锦的未来。
来源：阿宝侃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