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观《生万物》一剧，剧中地主形象之复杂多面，令人不禁深思，以往新中国电影电视剧中的地主形象，从《白毛女》中凶残的黄世仁，到《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再到《生万物》中有血有肉的多面体，对地主形象的刻画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令人有所疑惑， 有所沉思。

近日观《生万物》一剧，剧中地主形象之复杂多面，令人不禁深思，以往新中国电影电视剧中的地主形象，从《白毛女》中凶残的黄世仁，到《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再到《生万物》中有血有肉的多面体，对地主形象的刻画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令人有所疑惑， 有所沉思。

当《生万物》里那个戴瓜皮帽、拄文明棍的地主老爷一出场，弹幕瞬间炸裂：“黄世仁本仁！”“又来一个周扒皮！”观众似乎天然地把“地主”与“坏”划了等号。可随着剧情深入，人们忽然发现：这位地主在饥荒年偷偷开仓放粮，却被佃户哄抢；他的账册上，既有对长工的克扣，也有对孤老的济助。屏幕前的年轻人开始疑惑：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黄世仁是否也有好的一面，周扒皮是否也有仁慈的一面？还有就是白毛女为什么傻呵呵的就是不嫁给“有钱的黄世仁”？

回望七十年来国产影视，地主形象几经嬗变：

1. 黑白分明的“恶魔期”（1949—1978）——《白毛女》黄世仁、《红色娘子军》南霸天，集贪婪、残暴、荒淫于一身，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黄世仁和 喜儿

2. 人性幽微的“反思期”（1979—2000）——《芙蓉镇》里的李国香、《活着》里的龙二，既有盘剥的冷酷，也偶尔闪现人性微光。

李国香

3. 多元化、祛魅化的“再叙事期”（2000至今）——《白鹿原》白嘉轩、《生万物》里的“复杂地主”，他们开始拥有家长式的温情，也有守旧者的迂腐。

宁学祥

观众忽然意识到：地主并非天生恶魔，贫农亦非天然圣洁。人性光谱，从未被阶级一刀切开。

历史与现实都给出大量反证：

• 明代首辅徐阶，出身寒门，却在松江占田四十万亩；

• 晋商乔致庸，富可敌国，却在灾年赈米施粥、兴学修路；

• 反观今日，某些“996”老板出身小镇做题家，一旦资本加身，依旧压榨起同胞来毫不手软。

可见“好人能变坏，坏人也能变好”。决定走向的，不是血统，不是户籍，而是制度环境、道德教化与资源分配。资本与贫困，都是放大器：

——资本若不受节制，会把人性中的贪婪推向极致；

——贫困若看不到希望，会把人性中的戾气逼成暴力。

传统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佛家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家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些并非空洞说教，而是给欲望拴上缰绳。反观当下教育，知识、技能、分数层层加码，德性、人格、责任大面积留白。于是出现“笑贫不笑娼”的怪状：年轻网友甚至替白毛女“算账”——“嫁给黄世仁就能脱贫，何乐而不为？”他们已无法理解“人格尊严”四字重千钧。

今天，不再有大斗收租、逼租打人的“黄世仁”，却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黄总”、大数据杀熟的“黄平台”、金融割韭菜的“黄机构”。他们西装革履，算法精密，剥削手段更隐蔽，伤害更深。若只靠道德说教，难免沦为“劝善”；若只靠制度惩戒，又易陷入“事后算账”。唯有德法兼修，方可标本兼治。

1. 制度：把权力和资本都关进笼子

• 完善劳动法、数据安全法、反垄断法，提高违法成本；

• 推行企业“道德审计”，让财务报表与社会责任报告同具法律效力。

2. 教育：把人格与责任请回课堂

• 小学增设“经典诵读”与“生活伦理”，中学引入“商业伦理”案例，大学开设“公益与社会创新”必修课；

• 鼓励影视、短视频平台生产“清流”内容，用年轻人话语讲好“义利之辨”。

3. 社会：把“向上向善”做成硬通货

• 设立国家级“慈善信用分”，与落户、贷款、招投标挂钩；

• 媒体减少对“炫富”“拜金”的镁光灯，把镜头留给“富而好礼”的榜样。

《生万物》的最后一幕，地主家的大火映红夜空，也照见了每个人心中的善恶战场。阶级的标签可以撕掉，但人性的考题永远摆在那里。今天，我们既需要新的制度笼子，也呼唤古老的圣贤教化；既要让资本“富而好礼”，也要让贫困“穷且益坚”。只有当制度与道德双轮驱动，才能让“黄世仁们”失去重生的土壤，让“白毛女们”不再面临屈辱的选择，让国家既富庶强大，又人人有尊严。

惟其如此，我们才敢对下一代说：

“孩子，愿你永远不必在贫穷与尊严之间做单选题。”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