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6集暑期档热播电视剧《生万物》在央视8套播完了。刚开始被该剧在艺术表现和演员表演方面所吸引，但越看到后面发现越不对劲。该剧在阶级立场、价值取向和文艺方向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偏差，背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弱化了阶级斗争，美化了地主阶
36集暑期档热播电视剧《生万物》在央视8套播完了。刚开始被该剧在艺术表现和演员表演方面所吸引，但越看到后面发现越不对劲。该剧在阶级立场、价值取向和文艺方向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偏差，背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弱化了阶级斗争，美化了地主阶级，传播了错误的价值观。
一、美化地主阶级，弱化阶级斗争，违背《讲话》基本立场。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讲话》还特别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然而，《生万物》在对待地主阶级的描写上严重偏离了这一原则。
该剧对地主阶级进行了全方位的美化，几乎每个地主角色都被赋予了“闪光点”和“人性光辉”。宁学祥作为剧中主要地主代表，虽然在行为上保持了某些地主阶级的特性（如视土地为生命、设计娶年轻姑娘银子），却在关键时刻被“洗白”——在土匪围村时表现出“血性”，声称不能不管乡民死活；在日本鬼子进村抢麦子时，大义凛然献出自家的粮食，解救了全村百姓的性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跑后，竟“觉醒”并将几百亩土地上交民主政府，最终儿女绕膝、安然离世。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剥削者的本质。
同样，费左氏作为费家主母，被塑造成“善良”的当家人，对佃户“非常不错”，逢年过节还会给佃户送礼，佃户家里有事也会出手帮助。地主家的子女更是被塑造成先进分子：费文典成为“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宁可金作为地主少爷虽然有些小毛病但“大节无损”，甚至带领队伍支持佃户减租运动，做到了“好汉护三邻”；宁绣绣更是“心肠最好的角色”，无论谁家有事都会第一个站出来帮忙。
这种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处理，模糊了阶级界限，弱化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必然性。在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压迫农民的主要形式，地主阶级通过控制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正如《讲话》所指出：文艺作品应当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不是模糊阶级界限。 《生万物》的这种处理方式，实质上是在为剥削阶级涂脂抹粉，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费银子嫁给宁学祥对《白毛女》价值观的否定。
《生万物》中最令人不安的情节之一是费银子主动嫁给老地主宁学祥的故事，以及剧集对此的价值取向。这一情节本质上是对《白毛女》所代表的革命文艺价值观的公开挑战。
在剧中，银子因家境贫困（母亲病重、父亲懒散、弟妹嗷嗷待哺），主动找到宁学祥，提出以嫁给对方为条件换取全家生计：每半个月送一次红薯干和玉米面；支付20块大洋作为母亲药费；为弟妹提供识字机会。面对宁绣绣等人的阻拦，银子甚至表示：“我用一条命换取了一家人的命，值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剧集不仅呈现了这一情节，还通过银子的婚后生活暗示这种选择的“合理性”——银子“脸上的菜色一扫而光”，甚至能“拿捏了宁学祥”，过上了“说一不二的女主人”生活。
这种叙事与《白毛女》 所代表的革命文艺传统形成了尖锐对立。在《白毛女》中，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债，女儿喜儿被抢抵债，杨白劳含恨自杀，喜儿最终逃入深山变成“白毛女”，直到八路军到来才得解放。作品通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强烈对比，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展现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解放的正义性。
而《生万物》却通过银子嫁地主的情节，传递了另一种价值观：女性可以通过身体交换来解决阶级压迫下的生存问题；底层人民应当接受而不是反抗不公正的命运安排。这种价值观无疑是对革命文艺传统的背叛。《生万物》通过这一情节，美化了封建压迫关系，忽视了地主阶级对女性的物化和剥削实质。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利用经济特权对贫困女性进行剥削是普遍现象，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生万物》却将这种剥削关系表现为一种“合理”甚至“幸福”的选择，这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立场。
三、模糊革命主题，背离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向。
《生万物》除了在阶级立场和价值观上存在问题外，在整体创作方向上也偏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
首先，剧集弱化了革命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虽然剧情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等重大历史时期，但革命主题在剧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反而被家族叙事和个人命运所冲淡。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解放的追求这一本应成为剧集主线的主题，被处理为背景板式的存在。这与《讲话》要求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严重不符。
其次，剧集对群众形象的描写存在严重偏差。在《生万物》中，群众多是愚昧、自私、需要被启蒙和拯救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真正动力。如土匪封腻味回归后成为汉奸，杀害村长宁学瑞；村民们在傻挑怀孕事件中集体沉默，默认了对铁头的诬陷。这种对群众的片面描写，违背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背离了《讲话》提出的文艺应当“表现工农兵群众，教育工农兵群众”的基本方向。
再次，剧集在人物塑造上存在严重的概念化和脸谱化问题。主角宁绣绣和封大脚到了后期“变成了脸谱化的正义人士”，宁绣绣整部剧都贯彻着“俺得管”、“俺得帮”，“善良到没有了自身的‘人味儿’和底线”，封大脚则“因为抗洪死无全尸，独留宁绣绣一个人守着回忆活到老”。这种人物塑造方式，表面上看似在歌颂英雄人物，实际上却抽离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使角色成为某种概念符号。这与《讲话》提出的“文学艺术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最后，剧集的结局处理也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生万物》的大结局中，反派角色如封腻味“似乎也只是被带走关起来”，而“底色善良的小人物却不得善终”。宁苏苏和郭龟腰被费左氏下毒双双身死，宁苏苏“直到死亡都没有合上眼睛，称得上是死不瞑目”。这种结局处理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历史上地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也违背了艺术的典型性原则，没有展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生万物》作为一部改编自优秀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本应秉承社会主义文艺的优秀传统，深刻反映历史变革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现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然而，该剧在阶级立场、价值取向和创作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问题：美化地主阶级，弱化阶级斗争；宣扬通过身体交换解决阶级压迫的错误价值观；模糊革命主题，背离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方向。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背离，也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偏离。
来源：赵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