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部剧，又有人要破防了

摘要：有好几部影视作品，相继引发了性别争议。从《漫长的季节》的“爹味”，到《封神》的“男人与马”，再到《消失的她》的“伪女性互助”，都在社交媒体上搅起舆论漩涡。

有好几部影视作品，相继引发了性别争议。从《漫长的季节》的“爹味”，到《封神》的“男人与马”，再到《消失的她》的“伪女性互助”，都在社交媒体上搅起舆论漩涡。

女性观众的性别意识在崛起，而与此同时，市面上无论是看见女性主体性的作品，还是女性创作者，数量都太少了。

近期完结的犯罪悬疑剧集《戴洛奇小镇》，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豆瓣上的热评讲出了女性观众的心声：“这就是男的平时看电视剧的感觉吗？好爽！”目前该剧的豆瓣评分为8.9分，它拿到高分的原因并非单纯的“爽”字能概括

文化研究者菲利普·辛普森曾经这样评价犯罪电影：“虽然在暴力描写上突破了禁忌，扰乱了传统的理想社会，但它在本质上维护了以父权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法制社会，并由此获得了商业成功。”

不难发现，当前许多主流的犯罪类型影视作品，本质上依然在迎合男性观众。它们有一套通用的商业公式：

受害者往往是遭受性侵的漂亮女性，尸体全身裸露，被镜头毫无必要地上下扫视；案件调查过程中，她们会被塑造成纯洁的圣女，或者有道德瑕疵的荡妇，是围观群众的无聊谈资和桃色想象；查案的一定有个邋遢但经验丰富的中年男警，可能有个冒失但正义凛然的年轻男警，女警往往不是做辅助工作就是给查案捣乱……

所以《戴洛奇小镇》给人的第一观感，像是性别处境倒转的芭比乐园。剧集从第一幕起，就充满了反讽式的黑色幽默——两位高中女生在海滩上发现了男性裸尸，其中一位误把没熄灭的烟头掉在了男尸的生殖器上，只好着急忙慌地用帽子扑火。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戴洛奇小镇上就有一位或几位男性裸尸出现。受害者都是顺直白男，都在舌头被割掉后被曝尸海滩。负责查案的是两名女性侦探，但因为小镇的主要警力被抽调外地，男性法医又总是消极怠工，导致案件进展缓慢。

明明有凶手在连环杀人，整个小镇的反应却显得有些平淡。特别是小镇一年中最盛大的庆祝活动（P.S.举办地点主要在海滩）没有因此停办，因为活动的目标群体是女性。举办方认为，小镇对女性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戴洛奇小镇最像芭比乐园的地方，是这里由女性掌权。小镇最有权有势的人是女性，她是小镇创建者唯一健在的后裔，无夫无子，扶植出了首位女性镇长。在这些女性掌权者的愿景里，小镇应该成为女性的天堂，同时对性少数群体友好。

她们对凶杀案并不在意，但随着受害者越来越多，小镇上的男性坐不住了。他们开始上街游行，要求“夺回夜晚的出行权”，“绝不要活在恐惧中”。最后他们干脆租了一辆大巴，集合小镇所有年龄段的男性，连夜逃离戴洛奇小镇。

将性别处境倒转，当然会有种报复式的爽感，不过这并非《戴洛奇小镇》的格局。与电影《芭比》中概念化、塑料感的芭比乐园不同，戴洛奇小镇是从父权制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有对当前社会现实的诚实映照。

社会学家阎云翔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父权（post-patriarchy）时代。父系在代际间的权力式微，但“男权依然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戴洛奇小镇其实就是存在于后父权时代的芭比乐园，它虽然经过女性主义的浇灌和洗礼，但依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男性中心的性别权力结构。

杀男不等于女权，因为每个被杀死的顺直白男，都曾以各种方式侵犯过女性，包括但不限于偷窥、骚扰、性侵和家暴。凶手以惩罚“渣男”为目的连环杀人，前后持续了五年之久。这恰巧证明了戴洛奇小镇里女性的处境一点也不乐观。

更不用说小镇的首位女性镇长，五年前才登上政治舞台，在此之前是漫长的男性掌权期。她的男性政敌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她拉下马。小镇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以男权为惯性驱动。从年轻世代的表现，比如足球队的男孩歧视和排斥女性，就可以看出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未来似乎也不值得有过多期待。

因此，《戴洛奇小镇》的真正意义是利用犯罪语境下倒转的性别处境，让女性在场并发声。在很多犯罪类型影视作品中，她们可能一出场就变成了沉默的尸体，只能活在别人的叙述中。

《戴洛奇小镇》里“渣男”生前的所有暴行，都是在警方断案推理的过程中，由受害者女性亲口讲述的。她们没有一味地承受伤害，而是做出了具有能动性的挣扎与反抗，女性之间的互助也非常有力量。面包师维克被丈夫家暴，小镇的女性居民带她送医治疗，还互相约定帮她隐瞒失手打伤丈夫的秘密。她们认为维克只是在保护自己，不该因此被惩罚，所以秘密一瞒就是五年。

与之相对，如果没有这次断案，有的受害者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害。凡妮莎15岁就被40多岁的酒馆老板诱奸，断断续续胁迫交往了二十多年。后来的丈夫家暴她，很多男人骚扰她，可她却觉得没关系。她早已被这些男性洗脑，以为自己被这样对待是因为富有女性魅力。

有趣的是，因为小镇连环杀人案的死者都是“渣男”，这些女性既是受害者又是犯罪嫌疑人。她们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又好笑又真实：家庭主妇宁愿带孩子去游泳而不是杀了孩子的爸爸，事业女性忙到连拉屎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杀人。

让受害者女性在场为自己发声，她们就不再是让人同情的“可怜虫”。她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规范，她们可以有瑕疵、不完美，因为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除此之外，断案的女性也终于在犯罪类型影视作品中夺回真身。她们既不是衬托男性的工具人，更不是男性特质的替代者，而是在自然的性别身份上发光发热。

助手艾比就是如此。她在前期一直遭受法医男友的打压，因而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但她的可贵之处，是尊重自己一闪而过的犹疑，坚持对真相的探求。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尽责的职业心，来重建自我评价体系。当法医男友再一次窃取她的想法，她终于敢大声为自己辩驳，并坚决地提出了分手。

侦探杜尔西更是拓宽了犯罪类型下女性角色塑造的边界。杜尔西的同性婚姻存在痼疾：她曾经和搭档出轨，虽然后来改过自新，依然给妻子带来了长久的伤害。具体表现是妻子的安全感极度匮乏，要求杜尔西把更多的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

但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妻子利用杜尔西的愧疚剥夺了她在方方面面的自主权。杜尔西只好借助热爱的侦探事业，获得从亲密关系中喘息的空间。

毫无疑问，杜尔西的个人危机和男性毫不相干，也没有身份认同的困扰。在这一点上，《戴洛奇小镇》前进了很多步。它不止默认了性少数群体存在的正当性，也默认了性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也是普普通通的亲密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它不靠政治正确的口号式宣教来粗暴地解决问题，它只是如实呈现了后父权时代芭比乐园下的冰山。

《戴洛奇小镇》另一种层面的进步，在于它的性别观念始终是流动的而非刻板的。由此带来的看点是对凶手性别推测的多重反转。

连环遇害的男性都被下过毒，所以侦探根据过往的犯罪心理学知识，推测凶手是女性。这时候编剧借一旁的警察之口提醒“犯罪测写建立的那个年代男人不涂润肤露也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的思维要跟着时代更新。别忘记了，性别是流动的，所有人都该摆脱性别的束缚。”

最后揭露的凶手果然是男性，他在接触了女性主义思想和有毒的男性气概观念后，从猎杀妓女转向猎杀渣男。他给男性下毒是为了向女性致敬，割掉男性舌头是谴责他们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但归根结底，他这么做的本心不是和女性共情，而是想要成为女性的上帝。

女侦探的反问字字珠玑：“这难到是女人们求你做的吗？”“你问过她们想要什么吗？”“你对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仍旧只有谋杀。”

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女性的解决方案才不是“像男性一样”。因为“像男性一样”意味着“要变成统治者、歧视者、压迫者”，仍然局限在传统二元的性别结构中。这不是女性想要的方式，《芭比》中芭比乐园里的肯只是存在着，芭比从未想过要征服他们。

女性要的不是对立，是求同存异。《戴洛奇小镇》也坦承女性群体内部存在矛盾和分歧。土著民族指责白人殖民者掠夺土地，小镇无产者指责外来的城市中产抬升物价，异性恋指责同性恋破坏社会气氛……种族、阶层、性向等议题复杂交错，由站位所影响的性别意识也参差不齐，但并不妨碍她们在不利的处境下互相搀扶。

以此类推，女性的解放路径不是与男性对立，也不是无视性别结构的不公，而是打破男性的权力体系，以全新的方式定义权力。英国学者玛丽·比尔德尝试着设想：“意味着将权力的定义与公共声望切割开来；意味着从协同运作（collaborative）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虑追随者而非领袖的力量；意味着将权力当作一种属性，甚至是一个动词（to power），而非某人的私有财产。我所构想的权力的新定义，是一种‘产生效用’、为世界带来某种改变的能力，以及被认真对待的权利一一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