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家姓》开篇‘赵钱孙李’，为何‘钱’排第二？”历史剧《太平年》不仅让“五代十国”这段历史走入了大众视野，让观众读懂了“钱”姓背后的家国大义，更意外点燃了一场全民“姓氏热”。

“《百家姓》开篇‘赵钱孙李’，为何‘钱’排第二？”历史剧《太平年》不仅让“五代十国”这段历史走入了大众视野，让观众读懂了“钱”姓背后的家国大义，更意外点燃了一场全民“姓氏热”。

无数观众在追剧之余，开始翻家谱、查起源，追问那个终极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

中国人为什么看重“姓氏”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经典的哲学三问。对自己根脉的追寻，是人类共同的执念。”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立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尤其看重自己的姓氏根源。《朱子治家格言》云“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对祖先的尊崇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

在李立新看来，《太平年》之所以能如此精准地触碰到当代人的“寻根”神经，是出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情结，出于厚植于国人内心“慎终追远”的文化基因。

姓氏宗族是乱世中的“诺亚方舟”

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为历史背景，在那个战乱不断、社会失序的年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姓氏与家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李立新列举了三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地方秩序的稳定器。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强宗大族组织乡民修筑坞堡、结寨自保，通过宗族内部的伦理规范调解纠纷，填补了基层行政的空白，为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二是文明火种的传承者。当时官学废弛、礼乐崩坏，但许多南迁的世家大族依靠家藏书籍和私塾教育，将儒家礼法与家学传统保留在家族内部。家训与门风成为维系社会伦理的底线，为北宋的文化复兴积蓄了火种。

三是经济开发的组织者。由于政局不稳、战乱频仍，北方人口纷纷举族南迁，依靠血缘纽带聚居开荒、兴修水利，加速了南方经济重心的形成。

姓氏根在河洛，山河虽裂、文脉不断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母文化，不仅仅中华姓氏的根源多在河洛，河洛也是中华文明的渊薮。

吴越国始终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奉中原为文化正统，政治上认同、文化上移植，是为了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李立新指出，吴越国与中原的这种文化联系，揭示了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韧性机制：政治可以分裂，但文化认同始终指向“一统”。姓氏根源在河洛，不仅形成血缘上的归依，更促成对华夏礼乐文明秩序的心理归附。

“这种跨越地理的‘文化寻根’，使得五代十国虽然军事上割据混战，但在文化层面从未真正分裂。”李立新说，它让东南地区在吸收中原文明精华的同时，又凭借相对安定的环境得到大的发展，并反哺了中原文化，为北宋统一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和全国性的政治大一统、文化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才辈出的奥秘，藏在《钱氏家训》里

钱弘俶“纳土归宋”是电视剧《太平年》的核心剧情。李立新认为，祖父钱镠的遗训是钱弘俶作出抉择的重要因素。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氏家训》中记载了钱镠三大忠君爱民遗训：一是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二是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三是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钱镠还提到，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钱弘俶在邓州作邓王时，修订《钱氏家训》留下这样一句训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这或许也是他对“纳土归宋”的内心告白。

钱氏家族被誉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与《钱氏家训》不无关系。从宋元到明清，钱氏后裔代有人才涌现，据学者统计,仅两宋时期就涌现出320名进士。近现代江浙一带钱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钱穆、钱钟书、钱玄同、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硕学鸿儒、科学巨匠群星灿烂。

历经千年演变与完善，《钱氏家训》成为一部融合个人修身、家族齐家、社会处世、国家天下四个层面的完整家训体系。《钱氏家训》于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首个获评国家级非遗的家训类项目。

寻根，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有网友评论，看完《太平年》，再念“赵钱孙李”，感觉全变了！它们不再是枯燥的汉字，而是活生生的人，是深夜的纠结，更是山河的重量。

姓氏，从来不只是符号，而是身份的根、文化的魂。一部好剧悄然唤醒了人们对血脉源头的兴趣。祠堂的飞檐、族谱的墨痕、堂号的深意、家训的箴言——这些曾被视为“老古董”的姓氏文化，正被重新点亮。

寻根，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更坚定地走向未来。李立新期待，姓氏文化可以更好地走向“生活场”，让冷僻的姓氏史变成鲜活的文化课，让年轻一代在寻根溯源中，找到那份直抵人心的文化共鸣。

来源：热爱生活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