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素贞柔声相劝，细数许仙如今拥有的一切：事业、家业、美妻、无需费心家事操持。任凭她和小青如何劝说，许仙也不为所动。他害怕得发抖，大呼早已觉察她和小青不对劲，自己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人，想过简简单单的生活，岂料被一条白蟒蛇用美貌温柔、宝芝堂的营生、盗取的官银财富

忠贞取决于版本

端午过后，因白素贞饮雄黄酒而现蛇形一事，许仙铁了心，决意离开白素贞。

白素贞柔声相劝，细数许仙如今拥有的一切：事业、家业、美妻、无需费心家事操持。任凭她和小青如何劝说，许仙也不为所动。他害怕得发抖，大呼早已觉察她和小青不对劲，自己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人，想过简简单单的生活，岂料被一条白蟒蛇用美貌温柔、宝芝堂的营生、盗取的官银财富诱骗至今，“我还当真以为我医术如此高明！”

“我教你做人，教了三年，还是教不会。”许仙振声道。

白素贞也寒了心，“这三年你随时可以走，没有人拦你。你既然早就觉得我有问题，为什么还在这里？”

许仙一怔，“我、我、我……我以为你是个仙女，”弱下来的声音又灌足了底气，“可哪知道你是个妖精！”

2025年，编剧温方伊重写源自唐代的《白蛇传》。在21世纪的舞台上，温方伊如抽丝剥茧般，一层层剥开这个传颂千年的人妖相恋的故事。两人组建的和美家庭是一个小小的经济单元，在那些被赋予了付出、容忍与牺牲的叙事背后，还藏着多少被饰以爱的利益零件？

温方伊 图/受访者提供

在南京大学读大三时，温方伊就写出了话剧剧本《蒋公的面子》：1943年，蒋介石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吵了一个下午，就为了要不要给蒋公这个面子。这部诞生于2012年的戏，至今已在剧场上演过六百多场，成为难以复制的现象级话剧。但温方伊心里始终有另一个故事，她从研究生时代就想写、却一直没动笔的故事：一个女妖爱上一个男人后，被他一点点驯化。

她的脑海里有个具体的场景，男人管妖精妻子叫小妖精、小狐狸。“但这个妖精很不满，因为她是来做人的，不想让人继续叫她小妖精。”温方伊说。这对人物关系有点像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在19世纪创作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海尔茂。温方伊想过做聊斋、做狐妖，如果要做市面上通行的大戏，那还缺很多东西，话剧市场也没有对应的篇幅、时长，于是这个场景一直留在她的脑海里。

直到读了关于《白蛇传》流变的论文，看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白蛇相关作品，温方伊才意识到，白蛇这个形象在不同年代丰富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驯化的过程。

“她最早是一个纯粹的妖精，到了后期，由于大家渐渐把同情心转向白蛇，于是想把她塑造成完美的女性，人们把传统观念中的美好品质都赋予她，但她的妖性被极大地削弱，最后变成一个甘心付出、温柔和顺，一心为了许仙的形象。”

“这里有一种有趣、也可以叫残酷的反差，”温方伊说，“大家越想把她变成好女人，她就越失去自主性，越悲惨。”

坐在被许仙称为“蛇精之家”的屋子里，白素贞最终察觉了这满室荒唐。与19世纪的《玩偶之家》不同，娜拉是突然的觉醒，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家中一直扮演着玩偶的角色，而白素贞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扮演——她主动顺应规则，接过那些被饰以美誉的枷锁，一层层套在自己身上。“但她最后会发现，这种扮演没有意义。”温方伊说。在21世纪的舞台上，白素贞看穿了这失真的一切，最后选择放手，不再饰演他人，回到了自己。

《蛇精之家》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年底，“话剧九人”（以下简称“九人”）的创始人、编剧和导演朱虹璇，邀请温方伊和编剧、导演、小说家陈思安加入，一起重写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三位编剧从小听着那些牺牲的、忠贞的、英雄的故事长大，有些地方早就觉得奇怪了，有些地方始终好奇，想不明白。

温方伊喜欢《聊斋》，但那些美妻美妾的狐妖故事中，男主人公不是早已成家了吗？

朱虹璇爱历史。在一些经典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故事的主角多是男人，常常有一个妹妹，妹妹被许配给男主角最器重的兄弟，“人均一妹，人均妹夫。”朱虹璇说。

陈思安从小好奇，木兰在全是男人的军营里怎么活，来月经时怎么办？没有人发现过她吗？哪些人发现却饶过了她？在十万人的军营里，还有多少个木兰？

2026年1月，原创话剧《三妇志异》在上海上剧场上演，六个故事、三位编剧，每人重写两个故事。白蛇、王宝钏、木兰、女儿国等经典形象，在温方伊、陈思安、朱虹璇的拆解、改编下有了新版本：《木兰》《蛇精之家》《蹱火》《女人国》《慧眼》《飞光》。

时至今日，观众的观剧互动方式不再是十几年前她们刚入行时的模样。价值观日益丰富，话剧作品面对的价值判断愈发复杂，她们所选择重述的故事类型，也意味着她们的创作要面对更多的审视。“实在要骂你就骂编剧，谁让她们停不下思考。”朱虹璇把想说的写进了开场曲和结尾曲中：

“从前故事已说了太久，驯化我的早已经足够，心中有疑问何不拷问？既已腐朽的让它速朽。”

“忠贞取决于版本，英雄是谁在加工？昨天催生了明天。”朱虹璇在结尾曲中写道。

朱虹璇 图/受访者提供

话筒

镜头中，三位编剧愣住了。摄像机背后，我不知该不该起身。

门外的声音再次盖过了采访声。2026年1月9日，上海上剧场，当晚要演出《三妇志异》。在化妆间的采访中，不时传来舞台试音声和场外休息的工作人员的聊天声——前者已经被朱虹璇举着对讲机解决，后者还在不时响起。我正踌躇等下怎么开口沟通，起身后又想起自己没有剧场的门禁卡。

“我去说。”朱虹璇马上起身。

见我迟疑，她补充道：“没事儿，我去说更有用，不然等下还会响。”

她麻利地出去，又麻利地回来坐下：“好了！诶，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朱虹璇给人的印象一直都这样高效利落。过去六年，九人已经成为广受市场认可的民营剧团。这支由北京大学校友创立于2012年的青年戏剧团队，自2019年朱虹璇全职投入后，几乎以一年一部新戏的速度拓展着作品库，从《四张机》《春逝》《双枰记》到《对称性破缺》《庭前》，完成了“民国知识分子五部曲”。最新的作品《翻山海》讲述了1930年代一支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朱虹璇在这个年代重述的理想主义故事，唤起很多人心底的渴望——人不应为追逐那些厚重、明亮的事物而羞愧。

《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

每次拿到话筒，朱虹璇都认真得有些郑重。无论在播客节目，还是话剧演后谈，很少见到艺术从业人士像她这样说话——先拆解分类，再列点逐一陈述，她讲话剧圈的乱象，谈女性写作如何被抑制，条分缕析，言之有物。

在这个许多公众人物放下身段、自嘲自贬展现亲和力的年代，朱虹璇的郑重有时也显得特别。在2025年9月《翻山海》的演后谈中，一位熟识的嘉宾想夸她，为突出反差，引用早前听来的话“听说这个女编剧‘各色（北京话：较真、不好相处）’”。她问清“各色”的意思，先回答完前面的问题，最后回到这个评价，如同领取一份认可：“我觉得人做事认真很好。”

她几乎不为任何评价驻足。在开演前的采访中，她说起与观众的交流：“我觉得跟个人性格有关。其实做戏剧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对做表达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做戏剧的忠诚度。”这个回答让身旁的两位编剧瞪了一下眼睛。“我将来一定会有一天不再做戏剧，但是我一定会继续做表达。不管这个人是坐在观众席里的观众，还是我的一本书、一篇文章的读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三人身后的化妆台上，放着刚出版的《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那是朱虹璇过去几年和编剧叶紫铃写下的故事，台词里是她想说的话。“世人的眼光或许分男女，微小的原子与核子却不会。”

“没有老师，没有战友，没有战壕，你还是要做这件事？”

“我还是要做这件事。”

与化妆间一门之隔就是即将上演《三妇志异》的舞台，14米宽、8米长，等候着这天晚上三场故事的演绎。剧场外有面贴纸墙，观众在观演后可将一枚小红花贴在最喜欢的剧目区，《飞光》那栏很快贴满，工作人员续了好几页纸，还是不够。

六个故事中，最能代表九人和朱虹璇以往风格的是《飞光》，这也是九人这些年洗练出的标准：诙谐却不掩理想，浪漫中暗藏机锋，人物有历史背景，有当代表达。在史书的留白处，朱虹璇写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在少年时的相遇。七夕节的长安城，火树银花，暗尘随马。太平公主跟上官婉儿谈论她们既仰望又好奇的武则天：“古往今来的男昏君那么多，多她一个女昏君又如何？”两人惺惺相惜，“千年万岁以后，世人将会如何记录我们呢？”

《飞光》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朱虹璇交出的另一个故事，则与以往风格全然不同。《蹱火》是科幻故事，来自一个女性掌权的组织“踵火社”。已经拥有更好未来的李纳（也是后来“成神”的哪吒），在休假时回到她长大的陈塘关，看到没有离开故乡的姐姐的命运，看到荒诞的祭祀女人的仪式。李纳突然被指配婚姻，要嫁给一个陌生男人。舞台上不曾出现的母亲形象串联起一切：“她妈妈是买来的疯女人”“死了再买一个就好了。”

这样一个残酷的底层故事，让许多观众措手不及。演出在上海某商场的五楼，票价数百、空调适宜，699个观众席坐着周末来看戏的文化消费者。以往九人的故事春雨如油、精巧工整，《蹱火》唤起的是人们的公共性记忆和未被叙事消磨的粗粝“痛感”。观众反应不一，有人惊喜，有人反感，一位观众发帖表达自己的困惑，她的生活不错，受过好的教育，家人对她好，她也向往婚姻。坐在剧场里，上演拐卖和婚姻压榨的剧情时响起的掌声，让她觉得格格不入。

帖子下，许多观众加入交流。有人对她说，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很正常，我们站在某一个光谱中看另一个光谱中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的隔阂，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拓展自己的视野、看到更广大存在的真实。

过年前一天，九人刚结束一年的巡演。电话那头，说起那位观众的评论，朱虹璇声音轻轻的：“她一定过着很幸福的人生，我首先为她感到幸运。”

除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朱虹璇还听着另一种故事长大。消失的女人、疯掉的女人，还有亲戚怀了女婴后打掉的故事，这些是大人们茶余饭后聊起的玩笑话。小时候，她只是静静地听着。直到她考完高考、即将离开江西去北京读书，亲戚聚餐时说漏了嘴，她才知道自己原本也是那些故事里的孩子——父母曾有打掉她的念头，但又担心提前了解性别之后打掉孩子会被单位处罚。“我活下来是因为我父母对工作的爱惜。”她在电话中说。

她在《飞光》中写道，“力竭时，也要再进一步”，因为毫无退路。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朱虹璇常被锁在屋里。有次高压锅炸了，邻居跑去通知，父母才想起屋里还有个孩子。“我妈回来时，看见我趴在镜子前，对着自己说‘不怕了’。”到了中学，父母吵架动手，母亲把自己反锁在房里，爸爸拿菜刀劈门锁，十几岁的她坐在房间里做数学题。“明知道房门外有人拿起了菜刀，我在屋子里，还得想尽办法集中精力，要学习、要做数学题。”

“我这样的性格，这种课题分离的能力，可能就是从小在那个环境里养成的。”她说。

16岁那年，她以江西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在那里结识了志趣相投、真心待她的朋友。毕业后，她进入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做着收入丰厚的工作。后来，她攒了钱，全职投身于她相信的话剧事业。她成了艺术创作者，住在北京，有了新的家人。但在情感深处，那根痛觉神经依然根植于过去的生活。

每一次看到相关的社会新闻，她都全身发麻。女硕士走失被“收留”案某涉案人员被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她在检察院的官网提交群众意见。阿富汗女性被禁止上学的新闻出来后，她四处找捐款渠道，给好几个人写邮件联系。得知书籍《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的部分收入会捐给阿富汗女性，她买了很多本送朋友，“除了普通公民都能做的事之外，我的职业还能做什么？我的本职工作是讲故事。我要把它写下来，让大家不要忘记这些事。”

这次写《蹱火》，不是因为感受到了自己的声音的能量，“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太痛了。”她说，“只要这类事情还在世界上发生，我们这些看似生活在安全地带的女性就都是幸存者。”

在《蹱火》中，她没有让主人公李纳抽身而去。舞台上，李纳已经成长为能拯救自己和姐姐的人，但她没有立刻拔断自己的根系，而是把自己种在故乡陈塘关养莲藕的泥浆里，请来新盟友一起改变这片土地。故事还不到完结时候，也没到休息时候，还有许多要做的事。

剧场里，近700人，从头到尾，都沉浸在她讲的故事中。

《踵火》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做事，有没有另一种方式？

2022年年底，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转向全面解封。我在北京看了朱虹璇的话剧《双枰记》：一百年前，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世事剧变前分道扬镳。次年开春，我在北京看到陈思安的话剧《凡人之梦》，这部戏讲述疫情期间环京地区的双城通勤故事，她为此在疫情期间访谈了40组环京双城生活的人。戏中有一幕，一个小女孩把自己晾在撑衣杆，随风飘扬，那是属于想象力的自由。

“我有一个想法。”2024年初秋，朱虹璇在一次九人的头脑风暴中说，她告诉九人的制作人任慧岩，想请温方伊和陈思安一起创作。

2024年也被称为“女性创作者元年”，电影领域有了《出走的决心》《热辣滚烫》《好东西》这些高票房或高口碑的女性故事，观众看到了更多未被讲述的故事，女主创的作品获得了更多关注——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讨论和争议。冒头的女性创作者常被拿来比较。哪怕是出于维护或善意，这些比较也包含着“位置有限”的隐形前提，所以要争出高低。

2019年，朱虹璇的民国知识分子话剧《四张机》破圈走红，一时间常被拿来与温方伊的《蒋公的面子》比较。有观众点评：“温方伊的《蒋公的面子》是一碗牛肉面，又有肉又有面；朱虹璇的《四张机》是西红柿蛋花汤，没有西红柿也没有蛋。”各式各样的观众评论和他人转述听多了，温方伊也起了好奇。她买了高铁票和门票，一个人从南京乘车到北京看戏。她看完很喜欢，也被九人的专业运营打动。演出结束，她在剧场等了半个多小时，只为面对面告诉朱虹璇：“这个戏非常好，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2024年年底，三人开启合作。温方伊回到久违的原创领域，为早前想的故事想到了合适的小戏模式。作为编剧，温方伊十分习惯“交完剧本就不管”，给了作为导演的朱虹璇和陈思安完全的自由，她与朱虹璇“非常熟悉彼此在剧作中的优缺点”，对初次合作、偏实验性风格的陈思安也不框定风格。但陈思安买了高铁票，一个人从北京到南京去找温方伊，请她读她剧本里的台词。

读完一个角色的台词，陈思安又请她读另一个角色的台词。“我这才意识到，她是想看我读每一个角色时的状态，看我对角色的诠释和理解。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温方伊说。

最初，朱虹璇找陈思安一起导戏，陈思安拒绝了。比起导演工作，她更享受剧本创作。但她很快意识到，一两个月要完成六个戏的排练与合成，任务实在太重，一人很难扛下来。最后她还是接下了一半的导演工作。

“如果不是朱虹璇找我，我确实很长时间都不太想再做导演。”陈思安说。她最初做导演，只是为了排演出自己的剧本。但在以往的工作中，她始终不太适应剧组的权力架构 ，但要在短时间里高效完成工作，又需要有人去强力推动。这些困惑一直没解决，加上不喜欢逼迫别人，这种不适感让她一度回避做导演。

“如果不用那样强力的方式去工作，有没有可能也完成得很好？”她还在想。

在剧场工作，有句话总能引起各组人员心领神会的微笑：“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在等什么？”早年她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导演自己没想明白，喊剧组全员到场，一起等“感觉”。“我最讨厌这个。”朱虹璇说，她听过太多剧场的老师抱怨：说好10点结束，最后耗到凌晨3点，不光是剧组工作人员，门卫也得一起等。她理解有些节奏必须到现场才能找到，但决策者要把工夫做在前面。“越是坐在权力的高位，越要替他人考虑，对方的体力和脑力花得值不值得。”

在北京合成《三妇志异》时，技术难度远超预期，以至于团队加了班，九人的制作团队给大家付了加班费。到巡演的首站时，制作人团队与剧场协商多要了一天装台时间，保证大家该下班就下班，不让团队硬扛。一到饭点，朱虹璇就开始在对讲机里喊：“饭点了，大家该吃饭了。”晚上9点55，她在对讲里喊：“所有人注意，还有5分钟就断电了，准备下班。”

在合作中，三人加深着对彼此的了解，温方伊和陈思安听了朱虹璇的建议，下载了某办公共享软件并注册账号。她们惊讶于朱虹璇的精力——一个月写完《明堂夜雪》的剧本，这期间九人的其他戏还在演出。但其实朱虹璇也很惊讶，陈思安说自己体弱，但一直连轴转地干活，遇到缺人时麻利地四处扛东西搬东西。温方伊的踩点交稿能力让另外两人吃惊，排练前一夜，她在刚入住的酒店写完了第二天要用的转场。她们和剧组所有工作人员在一年内完成了写作、编排，上演了《三妇志异》。三个人在合作中互相欣赏。2025年7月，她们在一场沙龙上感叹：啊，难道我真的是个天才吗？

陈思安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活、性格、感兴趣的议题、语言、导演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但我们珍视和尊重彼此的不同。”陈思安说。她们在剧本上有不同的喜好，有的观众为差异带来的丰富而欣喜，也有观众更眷恋九人的一贯风格。“所有声音都会有。”陈思安说，朱虹璇作为“老板”，在合作中承受的压力更大。

在朱虹璇看来，作品有两类，一种在阳光下漂亮地开花结果，一种在黑暗中找根系、朝地基突破。《三妇志异》是后者，“你要一寸一寸地尝试，去寻找自己能做什么。”几年前，朱虹璇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九人退场，会留下什么？“留下一个民国知识分子五部曲，然后就结束了吗？我希望我们培育过一方水土、拓宽过一些边界、表达过一些前人没敢表达的东西。”

“三个人走到今天，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在创作。”朱虹璇说。温方伊因《蒋公的面子》被熟知，但她一直关注着剧团里更年轻、更多样的创作者。陈思安一直在关注不被主流描绘的边缘人群，无论是《凡人之梦》还是《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

2018年，陈思安用小说影视改编的版权费，搭建了戏剧创作孵化平台“声嚣”，通过剧本朗读和工作坊，鼓励直面当下的原创写作，让尚未成熟的剧本有机会与观众见面。孵化项目不好做，剧院更依赖经过市场检验的文本。温方伊也做过孵化计划的评审，亲眼看到了年轻创作者有多难。“剧院会判断市场想要什么。如果觉得市场无法接受，他们承担不了孵化的代价，就不会有后续。”

声嚣即将举办2026年的新一季孵化活动。这些年，声嚣的运行有时能找到合作方，但主要是靠陈思安的个人收入补贴，“我后来赔出了惯性，赔出了精神的领悟。市场的试错成本太高了，但年轻的创作者要成长，必须经历试错。这件事总该有人来做。”九人在2025年开始参与原创项目的孵化支持，“希望能有一些比较友好的观众，愿意看年轻创作者的东西，给予高质量的反馈。而不是把这些作品丢到路人盘的大众市场，那可能只有商业轻喜剧才会被注意到。这就是我们三个没有家业的人能想出来的唯一方式。”朱虹璇说。

在陈思安看来，绝大多数编剧和导演都需要五到八年的成长期，“这个过程需要师友帮助、观众交流。”她们也是这样历练出来的。“年轻创作者的一个剧本，可能完成度有问题，但藏着作者以后再也写不出来的东西。我现在回头看二十多岁时写的东西，有些再也写不出来了。”

在近期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穿行》中，陈思安写了一个话剧女演员的故事，这位一直扮演奥菲莉亚的女演员，在四十多岁时，终于可以出演哈姆雷特，“二十多岁时，她为哈姆雷特发狂、赴死太多次。三十多岁时，她甚至想不清楚这股子怒火从何而来，只是再念出完全相同的台词时，支配她的不再是绝望的爱，而是被操纵、被损害却无从发泄的激怒。”

陈思安《穿行》

时间不是我们的敌人

一个人，如果不用扮演任何人，那会是什么姿态？陈思安写《木兰》时，细细地想，将军百战死，漫长的12年里，木兰害怕吗、后悔吗？第一次杀人时，她会盯住将死之人的眼睛吗？当终于能在军营和沙场从容应对时，她也被这一切改变了吗？一场战争结束后，还有另一场战争吗？世上最光彩耀眼的争夺游戏，木兰，你真的想参与吗？

独幕剧也是她与木兰的对话。壮士十年归，木兰不用回到原来的家中扮演一个好女人，也不用再强力厮杀、扮演一个好男人。从应接不暇的任务中腾出了双手，不再为了牺牲、抵抗或接应而活，木兰，你想做什么？

温方伊在南京大学教授舞台剧写作，她觉得每个年代的人对经典作品都有不同的解读。艺术作品有时代性，道德也是。如今的创作者面对着海量、高情感浓度的实时反馈。观众在剧场中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但人性依然是沟通古今与人我的引线。

接下来的一年，三位编剧还将为《三妇志异》各添一个新故事。朱虹璇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想加入2025年10月已在乌镇戏剧节上演的《明堂夜雪》。这是不同时期的武则天与自己的对话，她不断有新的困惑，百世千载里却只能问自己。做剧团，做事的时候朱虹璇常常感到困惑。“大家可能对女性管理者，有远远高于男性管理者的预期。你不仅要在有限的资源中打胜仗，还要如沐春风，要关怀别人面面俱到。要赢，还要用一种在效能和道德上都高于平均水平的方式赢。”

在《明堂夜雪》中，中年武则天被上官婉儿投毒时非常愤怒，她愤恨于上官婉儿的背叛。年纪更大的武则天却说，你要原谅她，她不是你的敌人，她是你的盟友。“做千秋万岁之事，不要对今天抱有期待。”“时间不是敌人，它是我们最后的盟友。”朱虹璇在剧本中写下这些台词。

“剧本写的这些，你是什么时候从生活里领悟的？”

“我现在并没有做到。只能说目前在努力说服自己挺住，在努力‘灾后重建’，不被伤害击垮。但此刻的‘灾后重建’，会不会被下一次伤害击垮，很难说。”电话那头，朱虹璇恢复了平日里的坚定，“我所有的困惑在反复的过程中，都仍然存在着。”

她的声音又扬起了乐观：“你可以一年后再问我这个问题，我盼望在接下来的一年，探索出新的方法。”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责编 周建平

来源：一只翼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