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热播剧《太平年》将钱弘俶的时代重现在观众眼前。硝烟散尽，镜头掠过杭州城垣的塔影湖光。这场绵延近一个世纪的城市营造大幕，其序幕并非始于钱塘江畔，而在临安衣锦城——这座钱氏祖城，是吴越国营城智慧的“初心原点”，更是杭州乃至江南城市群的“营造范本”，藏着千年营城基因

潮新闻客户端 江雪荣

热播剧《太平年》将钱弘俶的时代重现在观众眼前。硝烟散尽，镜头掠过杭州城垣的塔影湖光。这场绵延近一个世纪的城市营造大幕，其序幕并非始于钱塘江畔，而在临安衣锦城——这座钱氏祖城，是吴越国营城智慧的“初心原点”，更是杭州乃至江南城市群的“营造范本”，藏着千年营城基因的最初密码。

吴越国留给后世的，远不止“保境安民”的外交智慧。其持续八十余年的系统性营城实践（889年钱镠在临安修筑营垒至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正是以衣锦城为起点，逐步铺展至杭州，辐射两浙“一军十三州”。当钱镠在衣锦城奠定城防格局，又于钱塘江畔投下第一笼竹石时，他或许不曾预料，这份始于祖城的营造初心，将重新定义江南的城市基因，千年后仍沉潜于长三角的每一座桥、每一条河、每一道古城墙的缝隙之中。

治水先于筑城：衣锦城的经验，杭州城的根基

吴越营城的第一课，实则从衣锦城的“依山理水”便已开启。

作为钱氏祖居地与衣锦军军治所在，衣锦城坐落于临安群山之间，城址呈不规则五边形，面积约半平方公里。钱镠初建时便面临山地径流疏导问题，城内规划有完善的排水系统，为后续杭州治水积累了宝贵经验。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当他着手治理杭州潮患时，便在衣锦城水利实践的基础上，发明竹笼石塘法——编竹为笼，装入巨石，层层叠压，木桩固基，硬是从钱塘江口中“挤”出一片可居之地。从钱塘江边至艮山门，捍海石塘如一道竹石编织的屏障，将杭州从海潮的威胁中剥离。

这是中国城市史上罕见的“治水先于筑城”案例：多数古代城市以筑墙为首要步骤，而吴越将“御水安境”作为建城的第一前提。

更值得深思的是维护机制。吴越设“撩浅军”，专职疏浚西湖、整治运河。这支专业队伍承担着长期而关键的使命——他们让西湖从天然潟湖转型为城市水利工程，第一次拥有专职化、常态化的清淤机制。水利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应急工程，而成为城市治理的日常制度。

这种“先治水、再筑城”的逻辑，意味着吴越对城市的理解已超越筑墙圈地。城市，首先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滋养的生命体。水通则城生，水滞则城衰。千年之后，当我们惊叹于西湖的澄澈、江南水乡的秀美时，不应忘记，这并非自然天成，而是一千年前始于衣锦城、成熟于杭州的一场城市治理革命的遗产。

西湖。图据视觉中国。

“腰鼓城”里的空间辩证法：

衣锦城的规制，杭州城的蓝图

吴越国对杭州的三次扩建，留下了一座形似“腰鼓”的南北修长之城。子城、夹城、罗城层层嵌套，凤凰山为制高点，盐桥河为中轴，南宫北城、前朝后市的格局初具雏形——而这一切，都能在衣锦城的规制中找到源头。

衣锦城作为钱氏正式营建的首座城池，其“一门三道”的城门规制、整齐有序的院落布局、规划缜密的排水系统、山水相融的城市格局，既是吴越国王城规划体系的早期呈现，也是我国古代南方山水城市规划的重要例证。这座祖城，在军事上依山设防；在生活上，早已形成“居所与街巷有序布局”的肌理。这种兼顾防御与民生的思路，直接延续到杭州的营城实践中。

杭州城在军事上是易守难攻的堡垒；在生活上，更是率先打开了封闭的里坊围墙。唐代长安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居民区与商业区被高墙隔断，入夜禁市。而吴越的杭州，拆墙通街、沿街开店、弛禁夜市，清河坊一带“前店后坊、商住混合”的街区肌理，正是衣锦城营城理念的升级与放大。这是中国城市形态的一次重要转折：城市不再仅仅是权力容器，而是开始真正成为生活现场。

更宏观的视野投向“一军十三州”。吴越以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临安衣锦城为衣锦军军治所在，构建起“都城—州城—军城”三级体系。这不是权力等级的简单复制，而是一张覆盖两浙的区域网络。衣锦城的规制格局与营城理念，被推广至吴越辖境各城，形成具有吴越鲜明标识的城市营造范式，衣锦城也因此成为吴越境内城池的重要范本。

我们今天谈论长三角城市群，往往追溯至宋元市镇勃发。但那张网络的“首织者”，实为吴越；而这份营城网络的“初始模板”，正是衣锦城。苏州、绍兴、宁波、温州——这些城市在吴越时期被重新锚定，彼此关联，形成以杭州为枢纽的江南城市星系，而它们的营城逻辑，都深深烙印着衣锦城的基因。

官商共济：被“贸易”重塑的城市性格

钱氏治国，有一项制度常被提及：博易务。这是中国较早的海贸管理机构，吴越在杭州、明州设务，将丝绸、秘色瓷、茶叶运往东亚、阿拉伯地区，换来“航商辐辏”的港口繁荣。与中原王朝长期重农抑商不同，吴越对贸易展现出罕见的开放姿态。

这种开放，反向塑造了城市性格。杭州的街市不只服务于居民，更服务于商旅；码头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信息与财富的交汇场。明州（今宁波）由此崛起，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城以港兴、港以城荣”的海洋经济格局，在吴越时期已见雏形。

官商共济的另一面，是对市井生活的承认与规范。衣锦城遗址考古发现的酒库醋坊，正是吴越国“官营手工业与商业并重”的实物见证。吴越不抑制商业扩张，而是通过空间调整（沿街开店）、制度配套（博易务管理）、文化引导（《钱氏家训》中对“务本节用”的强调），将商贸纳入城市治理的范畴。这种包容，让江南城市从礼制空间逐步转向生活空间，为南宋临安的“市井天堂”埋下伏笔。

塔与家训：文保相济的隐性力量

吴越营城，不只有土石工程，还有一套精神工程。

功臣山，原名大官山，因钱镠有功于唐，唐昭宗下诏赐名“功臣”。功成名就的钱镠没有选择扩建宅邸，而是舍故宅建功臣寺，于山巅建功臣塔。塔寺相依，地望人聚，既是彰显功德的纪念，更成为临安这片土地的视觉中心与精神坐标。

这一做法并非孤例。雷峰塔、六和塔、保俶塔——这些杭州的文化地标，同样是吴越“塔标地望、寺聚人气”理念的体现。在无GPS的时代，塔是舟船辨识方位的参照，也是聚落人气的精神核心。吴越国崇佛，境内寺塔林立，被称为“东南佛国”，在江南大地上建立起一套文化导航系统——它以建筑承载信仰，以信仰凝聚人心，以人心维系城脉。

更深层的力量，来自《钱氏家训》。这部家训将营城与民生、吏治、商贸熔于一炉。“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它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份跨越百年的治家大纲。钱镠曾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经钱弘俶重加编写，勒成《钱氏家训》。正是因为家训的约束，钱氏诸王保持着罕见的政策连续性：钱镠奠基，钱元瓘扩城，钱弘俶纳土归宋，三代接力，八十余年不辍。

乱世之中，稳定的制度比天才的领袖更稀缺。吴越的幸运在于，它将衣锦城的营城经验转化为家训传统，将个人智慧沉淀为组织记忆。这种“文保相济”的力量，让杭州的营城未曾因王位更迭而中断。

千年基因：从衣锦城到长三角

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吴越国的政治生命虽终结，但其以衣锦城为起点、以杭州为核心的营城遗产，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在后世不断发酵、延续。

北宋时，杭州已被赞为“东南第一州”，苏轼在此疏西湖、筑苏堤，延续着吴越“治水为城本”的理念。南宋定都临安，直接叠压于吴越罗城肌理之上，御街走向、河网格局、坊巷分布，皆可溯源至钱氏时代。

元、明、清以来，捍海石塘的技术被推广至江南沿海，成为保障数百年粮赋的海塘体系；“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格局，根基在吴越时期大规模修建的圩田与疏浚的河网——水利通畅保障了灌溉，圩田开发拓展了耕地，为江南农业丰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波、温州港的持续繁荣，其航线亦可追溯至吴越商船驶出的航迹。

直至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南翼格局——以杭州为核，苏州、绍兴、宁波、温州为支点——依然与“一军十三州”暗合。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地理禀赋与制度遗产的叠加效应，更是以衣锦城为初始模板、以杭州为核心载体的营城智慧，跨越千年的延续。

太平的营城，营城的太平

《太平年》的热播，让吴越国重返公众视野。观众被钱弘俶的仁厚、乱世中的坚守所打动，但历史深处的启示或许更为绵长：吴越国的“太平”，始于衣锦城的一砖一瓦，成于杭州城的一河一街，藏于江南大地的一城一池之中。

真正的“太平”，不只在谈判桌与停战协定的签署处，更在衣锦城依山而建的排水渠中，在钱镠投下的第一笼竹石里，在撩浅军的每一次疏浚中，在沿街店铺的灯火与塔铃的和鸣中，也在千年衣锦那口至今清冽的古井与街巷肌理中。

吴越国虽没有成就统一中国的伟业，但它用八十余年的城市建设，以衣锦城为初心，以杭州为核心，为江南赢得了千年繁荣。这是营城者的太平——不以疆域扩张丈量功绩，而以民生福祉、城市韧性、文化传承定义成败。

当我们漫步西湖柳岸、穿行清河坊巷，当我们驻足临安衣锦城的遗址之上，脚下这片土地，仍是一千年前那场伟大营城实验的延续。钱王筑城，筑的不是一时之城，而是始于衣锦城、延续千年的城市基因。

太平从未远去，它早已化作杭州的城市基因，藏在西湖的碧波里、清河坊的街巷中、钱塘江岸的石塘上，更藏在衣锦城的初心中，活在每一寸江南城市的肌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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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剧集不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