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年》在保留历史主线的同时，镜头也对给与了一些淹没在史书角落里的普通人。剧中，那个叫陈兴的小主簿，为了一纸贪腐证据倒在血泊中；那些被所谓的“太尉”掳去充“军粮”的难民，让屏幕内外的观众共同感受到乱世的切肤之痛。钱弘俶“愿以疆土换民生”的抉择，不是因为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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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文渊│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经济师与ESG策略师

一部讲述千年前吴越国主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历史剧《太平年》，不仅在大陆引发热议，更跨越海峡在台湾省收获广泛回响，甚至近日国台办发言人都对此进行了点评。

《太平年》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在于其并不像传统历史剧一样以宏大的帝王叙事为主线，而是用五个维度，拆解了一个穿越千年的命题——统一与太平。

《太平年》在保留历史主线的同时，镜头也对给与了一些淹没在史书角落里的普通人。剧中，那个叫陈兴的小主簿，为了一纸贪腐证据倒在血泊中；那些被所谓的“太尉”掳去充“军粮”的难民，让屏幕内外的观众共同感受到乱世的切肤之痛。钱弘俶“愿以疆土换民生”的抉择，不是因为怯战，而是因为他亲眼见过人间炼狱。

这也正是中式价值观中“民为邦本”的生动诠释。台湾观众为之动容，说明无论隔了多少代人、隔了一道海峡，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向往是相通的。

真正的“太平”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餐桌上热腾腾的饭菜、头顶上不再落下的炮弹。当钱弘俶说出“宁舍王冠，不负苍生”时，这句台词穿透了千年，叩问着每一个身处变局的现代人。

吴越国之所以富甲一方，恰恰在于其“善事中原”的开放姿态。吴越开国君主武肃王钱镠临终留下“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这并不是软弱，而是深刻洞悉了区域发展与大势的关系。剧中清晰点明，吴越国“尊奉中原、顺应大势”的立场，是基于“保境安民”的共同价值取向。

这种开放格局，恰恰回答了当下两岸的一个深层疑问：区域的发展繁荣，究竟来自顽固对立，还是来自与整体市场的深度融合？ 吴越归宋后，大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南北物资流通，推动了宋朝整体的文化繁盛。这说明，“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钱氏家训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一隅的大格局。

剧中有一场关于“何为儒”的对谈，点出了全剧的题眼：儒不是繁琐典章，而是“每一个百姓脸上的烟火气”。这一立意打破了传统历史剧“成王败寇”的陈旧叙事。钱弘俶的“放下”恰恰是为了守住更大的“初心”——不是一姓之江山，而是万民之生息。

这种执政伦理的叩问，在台湾舆论中同样引发思考。有评论追问：“在民族复兴的大势面前，地方割据是否还有存在的正当性？个体或集团利益，能否凌驾于全体同胞福祉之上？”当某些割据团体声称“捍卫主权”时，究竟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力，还是在守护百姓的太平？这是一个需要直面回答的问题。

中国历史统一多靠金戈铁马，但《太平年》提供了一种“主动归附”的范本。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与钱弘俶的“纳土归宋”形成呼应——真正的强大，不在于能夺取什么，而在于能吸引什么。

国台办发言人近日引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评价该剧，称两岸观众的关注“充分体现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有台湾学者撰文指出，《太平年》的高潮“成就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和平统一局面，让指涉台海终局的戏剧隐喻平添几分现实色彩”。

这种隐喻不是简单的“和统”说教，而是通过比较吴越归宋与南唐灭亡的两种结局，让观众得到启示：主动选择正确道路，比被动接受命运，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纳土归宋”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互认与融合。吴越的文风、书艺、建筑技艺进入中原，苏东坡的“尚意书风”、汴绣的南北交融，都印证了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向心力，正是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维系统一的关键因素。

《太平年》之所以能在台湾引发热议，恰恰因为它激活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两岸观众为同一段历史揪心、为同一个人物感动时，所谓的“隔阂”便在不知不觉中消融。正如剧中所言，历史不是用来背诵的教科书，而是用来思考的清醒剂。

钱镠写给夫人的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是整部剧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注脚。统一不是急不可耐的催逼，而是一种深情的召唤——“缓缓归”，是因为知道“终将归”，是因为对“归途”的风景有期待。

来源：变局TheCha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