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张彦泽建舂磨砦碾碎人当军粮是真吗？

摘要：不过《太平年》依然是一部艺术作品，艺术就存在一个创编的问题，以强化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所以电视剧中展现的很多场景在历史中可能存在，但未必是在当时发生的。

放假又重温了一下最近大火的《太平年》，这部电视剧是近年来比较少有的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电视剧，真实的展现了在乱世中的权力博弈和人性的复杂。

不过《太平年》依然是一部艺术作品，艺术就存在一个创编的问题，以强化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所以电视剧中展现的很多场景在历史中可能存在，但未必是在当时发生的。

比如这部电视剧一开头展现的就是非常残酷的张彦泽建立舂磨砦，也就是建了一些大的石磨，然后将老百姓活活扔入石磨碾碎，将碾碎的肉当军粮的场景。

历史上真的有张彦泽将人杀死用石磨磨成肉泥当军粮吗？

其实电视剧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当张式在石敬瑭面前控诉张彦泽将百姓当做军粮，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也磨成肉泥的场景，石敬瑭不相信，说舂磨砦是黄巢干的，不是自己的节度使干的。

所以最终不仅不治张彦泽的罪，反而将揭发的张式发给张彦泽自己处理。

真实的历史中张彦泽有没有建舂磨砦碾碎人当军粮呢？

这个场景其实大的历史背景是存在的，但部分内容其实是虚构的。

历史上确实存在舂磨砦，但确实如石敬瑭所说，历史上记载这是黄巢干的，因为打仗断粮，所以就建造了巨大的石磨，将陈州附近的百姓抓来碾碎当做军粮。

其记载见于《旧唐书》：贼围陈郡三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俄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但实际上关于黄巢有没有真的建舂磨砦，历史上也是有争议的，反驳的意见大抵就是建舂磨砦的成本也很高，这样碾碎人还不如直接割肉。

其实军队断粮吃人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确实多有记载，比如我们之前聊《资治通鉴》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比如在聊八王之乱时，就提到当年司马颙让张方从长安出发进军洛阳，后来张方在撤退回长安的时候掠走了长安一万多奴婢，由于部队缺粮，在路上将人杀了混在牛肉马肉中都吃光了。

这段历史可以参见：司马炎的儿子竟然被架在火上烧烤而死，军队没有粮食把人杀掉混在马肉中吃，八王之乱究竟有多恐怖？-细品《资治通鉴》之西晋八王之乱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还讲到过隋末朱粲的例子：

参见文章：屠杀百姓，抢夺妇女儿童当军粮，将妇女和儿童给军队烧煮来吃，隋末军阀楚帝王朱粲到底有多残暴？-细品《资治通鉴》之隋唐风云

朱粲是隋末的军阀，当时在洛阳，长安周边流窜，后来也是抢不到粮食，就让士兵烧煮妇女小孩吃，还说：

没有比人肉更好吃的了，只要其他的城镇里有人，何必为挨饿发愁呢！

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吃人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一般都是将人杀掉混在其它肉里面吃，像历史记载黄巢这样建舂磨砦碾碎的事情确实有些夸张了。

那么张彦泽有没有学黄巢呢？其实历史上没有记载，大概率是艺术创编的。

但张彦泽确实非常残暴，他对自己儿子懦弱不满，想要杀掉自己儿子，遭到张式阻拦。张式确实得到石敬瑭庇佑，但在张彦泽的压力下，最终还是被还给张彦泽，历史记载张彦泽将其剖心、决口、砍断手足，然后斩首。

所以《太平年》大的历史背景是有的，但很多细节确实是创编的。

但这种创编实际上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用张彦泽建舂磨砦杀子来反映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残暴无法无天。

而石敬瑭为什么要将张式还给张彦泽呢？其实这里编导估计想呈现历史的复杂。我们过去历史把石敬瑭脸谱化了，但真实的历史还是比较复杂的，石敬瑭向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是其最大的罪状。但我们之前说到过，历史上并不是石敬瑭第一个这么干的，比如李渊为了反隋也向突厥称臣割让五原榆林，不过后来李世民有机会拿回来，而石重贵后来跟契丹作战失败了罢了。

而石敬瑭将张式交还给张彦泽，也不是石敬瑭不信张式反应的情况，而是他这个皇帝其实依仗的就是下面的这批军阀，如果这些军阀倒戈，那么他的皇帝分分钟就下台了，作为一个帝王，也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军阀遍地的时代，有人有枪就是硬道理。

而张彦泽杀死自己的儿子这段剧情，其实也是编剧试图在呈现张彦泽的复杂，儿子懦弱，所以不能服众，就会引发部下的不满，而张彦泽起家是靠这些部下才有了当前的实力，才有了跟君主博弈的能力。所以他是真的想杀自己的儿子吗？未必。而是张彦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明白不杀儿子很可能不能服众，所以他选择了要自己的地位而不要儿子。其实编剧在这一段中想呈现的就是历史的复杂性。

所以《太平年》这部电视剧其实跟《大明王朝》类似，大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具体的事件有很多虚构和创编的成分，但是从编剧创编来看，又是很好的表现了编剧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想要用戏剧冲突来让观众对这段复杂的历史进行思考，我觉得这样的创意还是比较成功的。

《太平年》第一集一开始安排这样的情节，其实就是想要通过非常有震撼力的舂磨砦的场景，让观众领略五代十国老百姓生活的残酷，展现作为一个君主石敬瑭的无奈，而当时石敬瑭不想跟契丹打仗，原因就是经济无法支撑，所以才引出来吴越国作为藩属国家，向后晋的朝贡在路上这样的事件，然后视角自然就转到了这部剧的主角-吴越国。

然后又通过吴越国将粮草送给后晋，而军中将士却对于没有落实给自己的赏赐不满从而引发骚乱，吴越国大王的大儿子钱弘俊有些优柔寡断，而当时统军的老臣胡思进杀掉了领头的功臣周平。从而迅速的稳定了局势。胡思进的杀伐果断以及在军中的威望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让观众看到这里印象非常深刻，这才有了胡思进能左右吴越国局势的剧情发展。

随后吴越国的大王钱元瓘虽然对于胡思进杀对于自己有恩的周平不满，但迫于局势，实际上也明白是无奈的选择，所以选择开内府库，犒赏士兵。

而在开内府库的过程中，暴露了当时吴越国内部一些势力和奸商勾结，盗卖内府库财物的问题。从而将吴越国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博弈又暴露了出来，所以层层推进，这段剧情设计还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这就涉及一个历史剧该如何看待的问题。其实历史剧从本质上还是属于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的艺术作品，如果要兼顾娱乐性，就要在真实的历史上进行创编，加强戏剧冲突和矛盾冲突，把一些发生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或者其他人物身上的故事安置在一些核心人物身上，以强化戏剧效果。因为如果严格的按历史来拍，很少有人能看得下去或者喜欢看，戏剧冲突非常强烈，矛盾冲突层层推进的剧，才会吸引普通百姓来看，而更多的人来看，才会引发更多的人对剧情背后的历史感兴趣，其实这才是历史剧的意义。

所以历史剧的原则过去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觉得《太平年》还是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的。而在虚构的情节上，添加了编剧对于真实历史上的一些复杂性和人性的反思，从而让人感觉到在教材之外，真实历史的复杂，这体现了这部剧的编剧的功力，其实这也是《大明王朝》成功的关键。

文/大慧慧

央妈推出的《太平年》豆瓣评分9.4，继《大明王朝1566》20年之后，终于又有一部天花板级别的历史正剧了。

先捋一捋，五代十国实际上是两种说法：

五代是时间线，唐朝之后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加起来才53年，却换了14个皇帝，可见有多乱。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十国是地域线，是唐朝和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中原的“大哥团”和周边的“小弟团”，一共十几个国家，历时78年。

很多人认为宋朝一建立，乱世就结束了——其实不这样。

宋朝从赵匡胤陈桥兵变，被手底下的弟兄们披上黄袍开始，这时候，周边的那些小弟国们还是各自为王，十国的乱世，并没有真正结束。

看剧时弹幕有很多人问：为什么《太平年》的男主是吴越国的钱王钱弘俶，而不是建立大宋的赵匡胤？

《太平年》讲的是中原、吴越国和南唐之间的事，主线是赵匡胤、柴荣、钱弘俶的成长史。

小弟国里面，实力最强、疆域最广的是南唐。南唐出了个千古词帝李煜，打仗、治国不行，诗词歌赋第一名。

南唐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百姓，吴越则完全不同，吴越算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存活的时间也最久，它在乱世中生生撑了72年。

为啥吴越国能活这么久？

开国的钱王，钱镠（liú）有国训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吴越子民，要恭恭敬敬做中原的小弟，不生事、不闹事，只有一点，以老百姓过好日子为重。

吴越国位于现在的杭州、浙江、福建一带，鱼米之乡，钱弘俶也会治理，中原打仗续命的粮仓，中原那会没吃的了都会跟吴越要。

钱弘俶是老钱王的孙子，钱九郎，从小混迹于街头鱼市，自称渔账子。九郎根本没有做王的想法，他爹过时以后，六郎钱弘佐14岁上位，仅仅7年后就累倒了。七郎是个庸才，试用期都没过，就被掌握兵权的胡令公给赶下来，推着九郎当王。

九郎有勇有谋，曾在中原的朝堂上直接朝张彦泽捅刀子；下军中运粮，身边集结了一群忠心的干将；治理台州，用“包税制”收买中小户商人又平衡了豪族；设立博易务，鼓励做生意，买卖大小交的税也不一样。百般挑剔的胡令公，看九郎却是满眼喜欢，只恨自己的蠢儿子咋不及九郎十分之一。

当时的中原：“六军民外依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路边到处都是累累白骨，打仗的士兵没有粮食吃，谁不听话，将军来一句：“烹了他。”

就真的能把人煮了，惨无人道。

石敬瑭时期，领军的太尉张彦泽，就亲手宰了自己的儿子烹了。荒唐的是，这厮动手之前还说：“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饲同袍。”

乱世之下，人命如草芥，连亲生父子都能如此，更何况是普通百姓。

电视剧拍得比较克制，真实的历史，比剧中还要残忍——当时部队里面的士兵，甚至被称为“两脚羊”，就是行走的军粮，太可怕了。

北宋已经灭了北方和周边大部分势力，南唐也灭了，即使有长江隔着，吴越也已经被大宋包围了。

赵匡胤曾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天子，只有一个。

对于钱弘俶，当时处境艰难：打，胜负难料，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降，王位不保，家族的荣耀也可能就此终结。

钱弘俶纠结了很久，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携带钱家老小，主动搬家到大宋的开封。

不打了，主动把吴越国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全部献给了宋朝，避免了战乱。

这段历史，就叫

“纳土归宋”

。

钱家的大格局，是这四个字：中华一统。

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权势算什么？家族的利益又算什么？

现在为什么会重提“纳土归宋”？

赵匡胤、郭荣、钱九郎，他们三兄弟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就曾对着月亮发誓，要共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郭荣没有等到，钱九郎用家族的隐忍，等到了。

宋朝初年编的《百家姓》，开篇就是“赵钱孙李”，这四个姓氏，分别对应着：赵匡胤赵家、吴越钱家、钱王王妃孙太真孙家、南唐李煜李家。

能在皇室之后，据《百家姓》第二位，钱家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

钱氏大德，庇荫后人，后辈们也是一路开挂。

钱家出了1位诺贝尔奖得主、2位外交家、3位顶尖科学家、4位国学大师、5位全国政协副主席、18位两院院士，妥妥“中华第一望族”。

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

推动汉字简化的教育学家钱玄同；写出《国史大纲》的钱穆；著有《围城》的钱钟书。

钱家是真正的名门望族，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太平年》从头到尾都在说，太平岁月本就不是常态，就像有人说的，我们不是生在太平盛世，只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80后小时候还在饿肚子，真正吃饱饭，也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

钱家的纳土归宋，也是对时事的一种敲打，有时候，放下比争夺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太平年》刚开始播的那会儿，看过几集，我一个历史盲表示看到7、8集的时候还是有些晕，出场的大量人物真是记不住，到后面比较集中演钱家几兄弟的吴越国时，我才算是入门了。

这还多亏了弹幕的实时解读。

这部剧共48集，体量很大，但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和场景都没有多余拖沓，一段这样混乱复杂的历史，48集已经是够压缩的了。

《太平年》是一部大制作且十分用心的古装剧，显得我以前看的古装剧好像都是在过家家，让我对帝王家形成了都是后宫佳丽三千的刻板印象。

五代十国的皇帝们，还真是不一样。特别难当，又特别命短，让我对“皇帝”这个职业都祛魅了不少。心里真正装着百姓的好领导大概都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在那样的乱世。

大臣比皇帝反而熬得久，比如冯令公，眼看着一个个不着调的皇帝登基，他也只能在朝堂之上公然摸鱼。

直到遇到郭威这样的靠谱皇帝，才算是看到了希望，多了些话语，振作了起来。

他一生历经十二个皇帝，在朝中威望极高，但他作为一介文官，也并没有太大攻击性，与那个八九十岁还动不动在家披甲备战的吴越国胡令公很大不同。从他俩也可看出文官和武官的底层逻辑之不同。

两位令公可真是演绎了什么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他们俩身上，可以看到，年龄的巨大优势，可以名正言顺地倚老卖老，连皇帝都要敬畏几分。

要不说，人生是场马拉松呢！

某大学有项研究讲幸福感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说人生的幸福曲线是从50岁开始触底反弹，之后一路上升。这让中年的我们看到了希望，但前提是，要有胡令公那样的身体和牙口。走路依然虎虎生威，还能大口吃肉，他比61岁的儿子可强太多了，这离不开武将的长期身体素质练习。

而中原朝堂的冯令公虽然看不出常锻炼身体的迹象，但是他经常伏案在批阅各种奏折公务，做的是一种运动，只不过是脑部的。正是脑子好用，善于审时度势，让他能够久活下来。他不贪功冒进，只是尽自己本分，做好该做的，保命要紧。

他似乎一直在等，也终于让他给等到了。其实，他对自己和不断更换的皇帝们有特别精准的认知，所以他不会浪费力气在一些“无用之人”和“无用之事”上。这也是一种大智慧呀！

总之，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令公，能在乱世之中，活到那么大的年纪，没有点生存之道，是万万不可能的。

好好活下来，等到50岁，咱们的春天也就来了！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四、五代十国的历史是谁写的？

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让宰相薛居正牵头，编一部五代的历史。距离五代结束，才过了十三年。很多五代的官员还活着，档案文献都还在。

薛居正带着六个人，一年半就把这部书编完了。150卷，本纪61卷，志12卷，传77卷。

快成这样，是因为有现成的材料可以用。五代各朝留下的实录，加起来有360卷。薛居正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实录删删改改，重新编排成纪传体的史书。但是，这部书的命运很奇怪。编完没多久，另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书写得不行，繁琐失实，我要重新写一遍。这个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是私修正史，不是朝廷安排的任务，是他自己想写。他仿效孔子写《春秋》的笔法，在五代这段乱世历史里褒贬人物、激励士节。欧阳修的文采好，《新五代史》一出来就风行天下。相比之下，薛居正那部《旧五代史》越来越没人看了。到了明清之际，《旧五代史》就这么失传了。如果没有《永乐大典》，这部书就彻底没了。明朝永乐年间编《永乐大典》的时候，《旧五代史》还在，被大量引录。

清朝的邵晋涵从《永乐大典》里辑出822条，才把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抢救回来。

你看，两部五代史，一部是官修的，保存了大量原始文献；一部是私修的，文采斐然但史料增益有限。今天两部书都在，可以互相对照。但是，这两部史书的源头在哪里？薛居正和欧阳修都是宋朝人。他们记录的五代历史，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藏在五代各朝的实录里。

实录是编年体的史书，按时间顺序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朝廷大事。这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的传统——每个皇帝去世后，下一任皇帝就会组织史官编修前任的实录。五代一共五十三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个皇帝。按说这是个乱世，改朝换代像走马灯一样，谁还有心思修史？可事实是，五代各朝的实录，加起来有360卷。后梁留下了75卷，包括《梁太祖实录》30卷、《大梁编遗录》30卷、《梁功臣列传》15卷。后唐留下了130卷，从唐懿祖、唐献祖、唐太祖的《纪年录》，到后来几位皇帝的实录，一个不缺。后晋50卷，后汉35卷，后周70卷。除了两个在位时间特别短的皇帝（梁郢王友珪在位8个月，周恭帝在位6个月）没来得及修实录，其他皇帝的实录都修了。这些实录，今天全都失传了。我们只能通过《旧五代史》看到它们的梗概。但是，实录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修实录需要史官，需要档案，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那么，是谁在刀光剑影的五代，坚持记录这些历史？

有一个人叫张昭远。他是五代的史官，从后唐一直干到后周。五代换了五个朝代，他始终在修实录。后唐庄宗、明宗、闵帝、废帝的实录，都是他主持修的。后汉隐帝的实录，他修的。后周太祖的实录，还是他修的。用史书的话说，他“始终具体负责实录编修，用力最勤”。你想想这个场景。改朝换代，旧朝覆灭，新朝建立。多少人掉脑袋，多少人改换门庭。张昭远就坐在史馆里，翻着前朝的档案，一笔一笔地记录刚刚过去的那些人和事。他不是唯一的史官。后梁的敬翔修过《大梁编遗录》，李琪修过《梁太祖实录》。后晋、后汉的实录，主要是贾纬主持修的。但张昭远是最稳定的那个，他一直在。除了史官，还有一些文人在记录五代的历史。孙光宪，字孟文，自号葆光子。他在荆南高季兴手下当掌书记，写了一部《北梦琐言》，20卷，前16卷记唐朝的事，后4卷记五代的事。这是私人笔记，记录的都是正史不记载的轶闻趣事。王仁裕，从前蜀到后唐再到后汉，历事好几个朝代。他写了《开元天宝遗事》《玉堂闲话》，记录唐末五代的种种见闻。还有一个人，更特别。他叫冯道，字可道，号长乐老。冯道是十朝元老。他从后唐开始当官，历事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四朝十帝，一直位居高官。后世对他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圣贤，有人说他无耻。但冯道留下了一部《长乐老自叙》，记录他历事四朝所得的官职、爵位。他是与五代共生死的人，从882年出生，到954年去世，距离北宋建国不足六年。这些史官、文人、亲历者，在五代那个乱世里，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历史。他们写下的文字，变成了360卷实录，变成了私人笔记，变成了回忆录。然后，这些材料到了宋朝人手里。宋初有个宰相叫范质，他把五代实录360卷整理了一遍，觉得太繁了，就编了一部《五代通录》。薛居正修《旧五代史》的时候，主要就是依据范质的《五代通录》。从五代的史官记录，到范质的整理，再到薛居正的编撰，最后到欧阳修的重修——五代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传下来的。

可是问题来了。五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五十三年，五个朝代，十四个皇帝。按常理说，谁还有心思修史？可五代各朝留下了360卷实录，史官制度始终在运作。为什么？

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历史的地位高于一切。

高于政权。你的王朝可以灭亡，但这段历史必须记录下来。高于个人。你可以改换门庭，但旧朝的历史必须修完。高于当下的利益。打仗要钱，修史也要钱，但修史这件事不能省。这不是哪个皇帝的个人爱好，也不是某个朝代的偶然现象。这是一种文化基因。从《春秋》《左传》开始，中国人就相信：历史是要被记录的，事情是要被评判的，功过是要留给后人去说的。所以，五代那些史官，不管改朝换代多少次，都在修实录。他们知道，这些实录将来会变成正史，会被后人阅读，会成为评判这个时代的依据。张昭远修那些实录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一千年后，他修的书会全部失传。360卷实录，今天一卷都看不到了。范质的《五代通录》也失传了。《旧五代史》在明清之际消失了三百年，是从《永乐大典》里辑出来的。但他还是修了。这就是对历史的信仰。你不知道这些记录能不能流传下来，但你必须记录。因为不记录，这段历史就真的没了。记录了，哪怕失传，至少还有被抢救回来的可能。《旧五代史》就是例子。它消失了三百年，但因为《永乐大典》引录过，所以还能辑出来。如果当初薛居正他们没修这部书，或者修得太简略，我们对五代的了解会少掉一大块。历史的记录和流传是脆弱的，但记录本身是必须的。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不管乱世还是盛世，总要有人把这些事记下来。就像张昭远，就像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