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8年的京海，旧厂街的天空还是一片灰蒙，沙石车来回碾过，路边摊的油烟和海腥味混在一起，一个城市的暗面，就藏在这种不起眼的角落里。那一年，徐江已经是上、下湾沙场上的一号人物，白江波在人前还是“沙场老板”，而高启强，只是卖鱼摊旁边小灵通店里的一个“穷小子”的哥哥。谁也没想到，这三个原本不在一个层级的人，会被一桩所谓的“意外死亡”牢牢拧在一起，最后形成了一张谁也逃不开的网。有意思的是，推动局势变化的，不是某一次大火并，也不是哪一笔天价交易，而是一场看似普通的水库玩乐事故。徐雷触电溺亡，公安的结论是“意外身亡

1998年的京海，旧厂街的天空还是一片灰蒙，沙石车来回碾过，路边摊的油烟和海腥味混在一起，一个城市的暗面，就藏在这种不起眼的角落里。那一年，徐江已经是上、下湾沙场上的一号人物，白江波在人前还是“沙场老板”，而高启强，只是卖鱼摊旁边小灵通店里的一个“穷小子”的哥哥。谁也没想到，这三个原本不在一个层级的人，会被一桩所谓的“意外死亡”牢牢拧在一起，最后形成了一张谁也逃不开的网。

有意思的是，推动局势变化的，不是某一次大火并，也不是哪一笔天价交易，而是一场看似普通的水库玩乐事故。徐雷触电溺亡，公安的结论是“意外身亡”，安欣的调查也证实这一点。可在黑道世界里，“意外”往往只是表面说法，背后会被人拿来当理由、当筹码、当刀子。徐江就是利用这场“意外”，一步步把手伸向白家的沙石生意，却在过程中被一个卖鱼仔挡住去路，这个反差不得不说相当刺眼。

高启强当时是现场目击者，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向警方说清真相。不是不想说，而是很清楚，说了也没人信。一个普通卖鱼的，和黑道老大的儿子扯上关系，就算说得天花乱坠，也压不过对方一句“我儿子不可能那样死”。再加上弟弟小灵通店缺的两万块钱迟迟到不了位，高启强干脆选择闭嘴，任由误会发酵。等到得知徐雷是徐江儿子时，他再去解释，已经变成笑话。对道上的人来说，哪有老大会相信一个底层小人物的“自证清白”，说是嘴上风，唯一有用的，只能是把柄。

偏偏，这场“意外”恰好撞上了徐江已经在盘算的一笔大买卖——吃掉白家的沙石生意。多年下来，他带人一次次去下湾搅局，抢沙、压价、砸场子，白江波却一忍再忍，不敢正面硬碰。在这样的背景下，手下突然带回一个消息：徐雷死前曾去白江波的赌场闹事，疑似故意上门挑衅。徐江听完，沉了一下，丢下一句：“行，我去和他谈。”这句话，既像是在给自己找个说法，也像是在给即将展开的血腥报复找个台阶。

不得不说，黑道混了这么多年的人，都懂一个规矩：就算黑吃黑，也要讲个“线”。打生意可以，动对方家属，那就是鱼死网破的节奏。除非自己是真的疯了，或者有十成把握能把对方连根拔起，否则一般人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徐江心里也清楚，以白江波那点胆子，不太像是敢出这招的人。所以他带着人上门，一顿砸，一顿吓，结果人家主事人连面都不露。这种反应，说狠吧不狠，说有担当吧也谈不上，倒更像一个被吓破胆的软骨头。

等白江波终于露面，徐江嘴里那句“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听着像嘲讽，背后却有判断：这个人怂惯了，一般不会突然变成刀口上舔血的主。照理说，谈几句，出出气，后面再慢慢吞沙场，也不是不行。问题出在泰叔的那番话上——“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咱能不能翻篇？”这话表面像是在调解，实则给徐江递了一个台阶，也给白江波扣了一个“知道内情”的帽子。

在泰叔的暗示下，白江波的反应很关键。如果一口咬死“什么都不知道”，认怂到底，说不定还能苟下去。偏偏他按捺不住，既怕徐江，又想着在泰叔面前证明自己没那么没用，最后憋出一句：“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可不是我找的，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话一出口，等于直接承认自己参与了这条线。哪怕强调“不是我找的”，在徐江听来也没什么区别——你要么是出过主意，要么是点过头，要么是袖手旁观。总之，这口锅，已经无论如何甩不干净。

从这一刻起，白江波离死，就只剩过程了。

有意思的是，这一招跟《新三国》里庞统那段说辞有点类似。庞统用自己的死，为刘备攻入益州提供理由；而徐雷的“意外身亡”，无形中给了徐江一个动手的理由。不同的是，庞统是主动以死成全，徐雷却不过是一个被卷进去的年轻人，并没有打算替父亲换什么生意地盘。可对徐江来说，理由是不是真的，其实没那么重要，只要有一个能被他自己接受的说法，就够了。

从黑道运作逻辑来看，这种理由一旦认定，就会被当成“动手的正当性”。徐江后来大举收拾白家，就是借着这口气。同时，他也不急着把账全算完，白天闹，晚上查，手下往旧厂街一打听，很快把唐家兄弟的名字捞了出来。唐小龙、唐小虎，混混出身，胆子有，脑子一般，最致命的是，背后没有强硬的靠山。对徐江这种级别的人来说，收拾这两兄弟，只是时间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徐江在做事时，远没有表面上那么“见人就杀”。很多观众觉得，他灭掉白江波一家，是为了“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其实真要那样，白江波的司机、相关的外围人手，包括白金瀚里一些曾经参与的女子和熟人，都得清理一遍。那样一来，京海就不是“有人失踪”，而是变成动辄多起命案连续出现，别说市局，省里、甚至更上面的检查组，都会被惊动。

徐江很清楚，杀人越多，不是越“安全”，而是越靠近死路。背上一条人命和背上十条，在法律上都是死，但在现实中，越多越早被人盯上。白江波的司机之所以能活着，并不是徐江“疏忽”，而是他需要留下线索，需要有人站出来指认旧厂街那两个兄弟。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动这个已经上了自己船的“同谋”，因为杀一个“自己人”，比杀十个外人更容易引起内部恐慌。

再看他的那些小弟。如果他们亲眼看到一个功劳在身的司机，被老大当场灭口，那第二天去派出所投案自保的人，恐怕会排队。徐江要的是可控，是让下边人知道——跟着他干，按规矩来，有时能得好处，有错也未必马上要命；但敢在背后使坏，敢乱咬人，那就没得谈。这种“选择性狠毒”，才是他能坐到京海黑道前列的原因。

从白江波的供述，到唐家兄弟被锁定，再到旧厂街那间破旧的小屋里，唐小虎被打得奄奄一息，时间线很快推进。徐江揍了唐小虎两天，目的只有一个：问出那个“第三个人”的名字。因为从唐小虎嘴里蹦出“还有一个人”的瞬间，徐江就意识到：徐雷身亡的现场，并不只是这兄弟俩在场，还有别人看到了全过程。这个人，才是真正掌握真相的“关键”。

唐小虎死扛，就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一旦讲了“高启强”三个字，自己就跟白江波一样，失去了利用价值。对于徐江这种人，只要线索还有用，供人就有活路；一旦该说的都说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具可以随时被处理掉的尸体。高启强之所以能熬出一个“缓冲期”，在某种意义上，是唐小虎硬生生帮他拖出来的。

这一点上，徐江反而算不得“糊涂”。从旧厂街到鱼摊，他一步步试探，从威胁唐小龙去“除掉第三个人”开始，就已经在借刀杀人。如果唐小龙顺势动手，高启强死了，这条线在明面上就断了；后面就算警方有怀疑，也很难再追问到徐江头上。可偏偏，高启强不是普通的鱼贩子，他有一层别人没有的敏锐——对权力和信息的嗅觉。

他注意到两个方向的力量同时作用在自己身上。一边是徐江，想弄死那个“第三个人”；另一边是安欣，总是在冷不丁的时候提起一个名字——黄翠翠。这个名字和白金瀚、和徐江的场子、和某些高层人物的隐秘晚宴纠缠在一起。高启强慢慢拼出了一个图：徐江怕的不只是徐雷的死，还有可能暴露出来的一些更见不得光的东西。

为验证这点，他特意拉上唐小龙，去了白金瀚，还专门给徐江打了电话。那通电话里有两个重点：其一，他承认自己是徐雷溺亡现场的目击者；其二，他暗示自己手里有黄翠翠留下来的“东西”，随时能送去警察局。对于一个真正没背景、没靠山的小人物来说，这样的挑衅，风险极大。可高启强摸准了一点——徐江此时已经不是当年随便说“杀就杀”的阶段，他的身后，牵着一整条“保护链”。

不得不说，徐江的反应确实说明他被戳到了痛处。他火急火燎带人去小灵通店，架势摆得很足，但站在店门口，看着高启强那副不惊慌、不求饶的样子，他下不了手。不是突然心软，而是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卖鱼的，很可能真握有对自己、对赵立冬、对何黎明都致命的东西。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做掉，警察必然顺着这条线查下去，万一录音笔真的存在，那可就不是“多一条人命”的问题，而是整条保护伞链条可能被掀翻。

有人会问：既然黄翠翠录到的，只是何黎明和徐江之间一些暧昧调情，至多算生活作风问题，至于让徐江紧张成这样吗？这一点上，剧情埋得比较深。细看细节会发现，那段录音所涉及的，并不只是“轻浮几句”，其中夹带着关于场所性质、特殊客人、甚至疑似器官买卖之类的隐秘信息。一旦被完整拿出来，不单是徐江的“组织卖淫、赌场、沙场黑吃黑”会暴露，连与他勾连的“上面的人”，也难保身。

徐江在拿录音笔威胁赵立冬之前，其实已经被对方保护过多次。疯驴子出事后，赵立冬立刻安排人到检察系统挑安欣的毛病，故意搞得一团乱，好让真正的焦点从徐江身上挪走。后来，安欣在局里愈发孤立，赵立冬甚至亲自出面，施加压力。所有这些动作的前提，是赵立冬相信：徐江手里有足以让自己掉脑袋的证据，既然彼此拴在一条绳上，只能相互扶一把。

值得一提的是，在疯驴子落马、白江波司机被抓之后，徐江已经很清楚，自己处在风口浪尖。这时候，他去找赵立冬，话里话外，都在提醒对方：“真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不还得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这其实是在变相敲打——只要自己活着，那些肮脏交易就还有“密封”的可能；一旦死了，东西落在别人手里，就不是赵立冬能控制的了。

再把视线拉回到高启强身上。对于徐雷之死，徐江心里的仇是不会消的，但哪怕再恨，杀掉高启强也换不回儿子。相比之下，如果真能用这个卖鱼仔的命，换回那支录音笔，或者至少查清录音笔到底在谁手里，对他来说，这笔买卖才算划算。可问题在于，高启强开的价，不是“命换命”，而是“命换安全感”——他用“我手里有东西”这句话，把自己暂时挂在了一个“不能动”的位置上。

当时在小灵通店外，徐江盯着高启强，半晌没说话。有人猜测，他可能在心里盘算：“干脆堵一把，以为他在吹牛？”但以他在道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经验，很清楚，凡是能活到关键节点的小人物，大多不会空口胡来。风险极大的诈一把，虽说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但也有极大可能藏着真玩意。尤其是高启强那种表情，不是普通人装得出来的——有紧张，有狠劲，也有一种赌命的破釜沉舟。

从这一刻开始，徐江对高启强的态度，已经从“报仇对象”，变成“潜在威胁”和“重要线索持有者”的混合体。杀，是一种选择；留着，也是另一种选择。杀掉他，名义上算替儿子报了仇，气顺一些；但从利益角度看，自己失去一条能牵制赵立冬、何黎明的线。留着他，虽然心里窝火，但还有机会顺藤摸瓜，搞清楚录音笔的真正下落。

遗憾的是，这条线最后走向了失控。徐江没等到录音笔，等来的却是自己被围捕前的穷途末路。他再度求助赵立冬，看似是想借保护伞再撑一段，实际上两人之间的信任已经摇摇欲坠。赵立冬一边嘴上说会安排他出逃，一边暗中叫曹闯出手，准备在路上把他解决。对于赵立冬来说，既然解决不了徐江惹出的麻烦，那就解决掉徐江本人，这样一来，链条的末端被切断，危险也就降到最低。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赵立冬的秘书悄悄递给他一样东西——黄翠翠的录音笔。当时说了一句：“堆在待处理的文件里，都落灰了……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后直接给我了。”这句话等于说明，所有人拼命争抢、徐江为之殒命的“筹码”，其实早就不在他手里。赵立冬真正害怕的，是录音笔在别人手里；一旦重新夺回，他对徐江的需要，就几乎归零。

有意思的是，这支录音笔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落到高启强手里。所谓“证据”，只是他用来诈徐江的一道心理战术。他赌的是信息不对称：徐江不知道录音笔是否存在，不知道在谁手里，也不知道内容到底有多致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敢说“我有”，敢拿出来做筹码，就能在短时间内逼得徐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手，玩得不算完美，却足够致命。

那天在白金瀚电话里的那段对话，大致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

高启强压低声音说：“徐总，当年水库边的事，记得吧？我一直想把话说明白。”

徐江沉默了一下：“你是谁？”

“就那个卖鱼的，高启盛是我弟弟。还有一件事，你该更关心一点，黄翠翠留下来的东西，在我这儿。”

短短几句，没有直接说“录音笔”，没有亮出底牌，却足以让徐江从愤怒迅速转入防备。这种转变，正是后来他在面对高启强时“退缩”的根源——不是怕人，而是怕那支看不见的“笔”。

换个角度看，徐江对待白江波和对待高启强，完全是两套标准。对白江波，他知道对方怂、没能力、没人脉，只能在自己的阴影下瑟瑟发抖。这样的对手，就算牵出唐家兄弟，也是可以被“一锅端”的。白江波开口供出旧厂街，价值就已经被掏干，剩下的，无论是杀是留，都不会改变局势。徐江选择了最狠的一条路，因为在当时看来，动手成本不算高，收益却很直接——报仇、立威、震慑其他沙场老板。

而面对高启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卖鱼仔虽然地位低，却掌握着徐雷之死的现场信息，又疑似握有黄翠翠的“关键物件”。他一旦死去，谁也说不清那样东西会不会突然出现在警察手里，或落进别的势力手中。就算徐江让小弟“干干净净”，也没法保证不留尾巴。更关键的是，徐江自己也已经陷在与赵立冬、何黎明的交易网里，不是当年那个可以大摇大摆“再多一条命也无所谓”的小混混头子了。

说到底，徐江在高启强这里“怂”，其实是被现实环境逼出来的一种谨慎。他不是突然失去气性，而是意识到：这一次，动手的成本，远远大过能拿到的回报。在黑道人的账本里，报仇可以往后排，活命和利益，永远靠前。他为了儿子出手收拾白江波，是顺势；在高启强这里收手，是权衡之后的无奈。这种前后差别，恰恰说明他不是简单的“杀人不眨眼”，而是知道在什么人身上能轻易下刀，在哪些人身上必须多看几眼。

从结果看，徐江的犹豫，确实给了高启强一条命，也给了后面二十年翻云覆雨的机会。如果当年小灵通店外，他哪怕冒一次险，后面的京海格局，很可能完全改写。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推演。站在当时那个节点上，一个身陷多重关系、背负多宗人命的黑道老大，在面对一个既是线索又可能是炸弹的目击者时选择收手，并不难理解。

徐江对白江波狠，是因为看准了对方无力反击；面对高启强“怂”，则是因为看到了一个潜在的火药桶，一旦引爆，炸掉的可能不止是自己一个。对他来说，这个选择未必光彩，却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逻辑：该狠的时候狠，该缩的时候缩，命和利益，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来源：策略喜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