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另一边看完第一集只想开麦：只有我一个人没看懂吗？明明是剧不尊重观众，却反怪观众山猪吃不了细糠。历史正剧就可以不把观众放在眼里吗？

好久没见《太平年》这样，口碑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的选手了。

一边把它捧成细糠，一部剧竟有劝学之效，填补了五代十国在历史剧上的普遍空白；

另一边看完第一集只想开麦：只有我一个人没看懂吗？明明是剧不尊重观众，却反怪观众山猪吃不了细糠。历史正剧就可以不把观众放在眼里吗？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之后还有《大唐赋》《大汉赋》《风禾尽起张居正》《江山大同》，历史剧101正浩浩荡荡等待入场，可以预见，类似的争论恐怕还要经历好几轮。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正剧究竟怎么拍，才能既叫好又叫座？

必须承认，《太平年》的开场是有野心与张力的。

五代十国，世人皆知是乱世，而它选择用最极致的方式刻画这礼崩乐坏——食人。

这还不够，还要上演 “父杀亲子”的情节——儿子因良知未泯拒食人肉，被父亲手刃。

这场戏阴冷彻骨，演员的演绎也精准，其实和《封神》开场“逼子弑父”一个道理，都在极短篇幅内建立起一个秩序的崩塌、人性的危局。

然而，开场后，《太平年》旋即陷入了某种迷失。前几集的核心任务，在于向观众交代清楚五代十国到底是个什么局面——藩镇与王朝的关系、天下为何分裂、皇帝为何是“儿皇帝”、为何武夫当国。

但剧集让众多人物如走马灯般快速登场，视角在不同阵营间频繁切换。

第一集前前后后出场了二十多个相关人物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记忆力的酷刑。大家本就不熟五代十国，更难以在短时间内将一张张特征并不鲜明的面孔、一个个陌生地名与复杂关系一一对应，也无从代入。

历史剧的开场，是个技术活，更是门艺术。 它负责“勾引”，而不是“劝退”。

那些被时间记住的经典，无不深谙此道，尤其是第一集，人物的出场、视角的切换，以及关键事件的选取都是有讲究的。

较为常见的是以关键战役作为切入。

《大秦帝国之裂变》开篇即是战国时代秦魏两国大战，弱秦对强魏，如何绝处逢生，以及关键人物商鞅在危局中登场。

历史的结果我们已然得知，但历史剧的魅力在于如何走到那个结果的悬念。

《雍正王朝》的开场设计了一个对照，一边是太子与后妃偷情的宫闱秘事，一边是康熙主持朝会、商议黄河水患的治国现场，以党争的视角拉开九子夺嫡的序幕。

它们的共同诀窍在于，先给你一个强有力、能抓住人、好进入的“钩子” ——或是存亡之战，或是财政危机，或是继承之争。将庞杂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关系，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自然呈现出来，而非倾倒而出。

其实《太平年》是抓取了核心事件的，不论后晋还是吴越，它选取的，都是权力更迭的节点。

后晋这边，借未来太祖赵匡胤的眼，看地方坐大不认天子，看“儿皇帝”如何窝囊不作为。

吴越更显政治权谋的荒诞：一个将领中饱私囊，倒卖皇家财产，做叛国生意，一把火烧了内库直接把大王给气死了。

一个投机的奸商一个又蠢又坏的将领，间接引发了一场权力更迭。

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其实是可以非常出彩的。

其实等你后来看明白，再转头看第一集，会发现交代了很多细节。

只不过大事件小事件混杂在一起，又缺乏梳理，重要人物和过场角色拥挤登场，而且视角切换没有逻辑，像PPT转场，观众尚未记住一张面孔，视角已跳往他处。

历史剧不怕人物多，怕的是人物无记忆点；不怕线索杂，怕的是线索无主线收束。这就好比写文章，字句之间，段落之间，皆有勾连。

比如《大明王朝1566》堪称教科书般的开场。

一位钦天监的死，不同人对此事的态度，立刻织就了一张关系网，引出整个大明王朝的架构：不同人物的派系、派系之间的关系，派系内部和外部的争斗。

之后一场御前财政会议，揭开问题。

从钦天监之死，到国库空虚，再到嘉靖皇帝在幕后的操控。

短短一集，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不同阵营的立场利益、核心人物的性格手腕，乃至王朝的沉疴积弊，全部清晰立住。

观众无需熟读明史，便能迅速进入故事中。

其实到了第5集，钱弘俶出使汴梁，进入中原，《太平年》的叙事逐渐收束，视角也清晰了很多，大家也慢慢跟上了节奏。

接着就指向历史剧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塑造人物。

历史剧往往有个误区，容易将人物简化为某种观念的载体。真正的人物塑造，需扎根于具体的事件、冲突，以及不同思想的交锋。

可惜的是，《太平年》在这方面，多少显得有些简陋。

比如钱弘俶在大殿一番演讲，一个附属国王子，指着中原群臣的鼻子骂礼崩乐坏。

场面固然高光，也代为传达了剧作最核心的一个理念——礼崩乐坏不是不讲是非、不辨是非的理由，但问题是，这类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王孙形象，观众其实早已审美疲劳。

还有“三帝一王”的聚首。

前面台词点出了“群臣争谁做新天子，却不问旧天子为何弃天下”，恰恰也映照了剧集自身的一个症结：它讲天下礼崩乐坏，但是为何礼崩乐坏，没有深挖。

比如，旧天子石重贵打契丹这个重要的历史前因在剧中就以旁白略过。所以这场三帝一王聚首论天下谁能做天子的对话，更多是一个观念的展示，缺少人物纵深的构筑。

而剧中争议颇大的感情线，很多人认为削弱了历史叙事该有的凝重感，周雨彤饰演女主感觉可有可无，整部剧离了她就像鱼离了自行车，而且一定要设置这个女性角色的话，也该对她更用心些。

其实能够理解，因为这个剧本质上仍是一部残留着标准“成长型大男主”框架的作品。

中原之乱后，契丹建辽，刘知远又建后汉，这里飘更期待的写法是，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线并行，但是后面收窄为吴越主线，重心还落在较为常规的地方贪腐与王位变换上，与前面兵临城下共抗外辱的氛围有些落差。

后面虽然也开辟了宋朝、南唐的支线，但是还是缺少多线叙事的交响与合力。

另一问题是，《太平年》对重要政治人物的塑造，笔法有些老套，还是文人气节、武将善战那一套。或许意在铺垫“乱世武夫当道，宋代抑武重文”的历史暗线，但作为历史剧，拥有复杂纵深的人物还是太少了。

最典型的就是冯道。这位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的“长乐老”，在后世史书里背负着“无廉耻者”“左右逢源”的骂名。

这样一个五代十国的重要人物，《太平年》其实将他视为主角三人团的精神导师，把他处理得较为正面。

他更像一面“忠天下而不忠天子”、民本理念的旗帜。而郭威、郭荣、赵匡胤、钱弘俶都是这个理念的追随者。

所以赵匡胤本是兵变夺位，但是《太平年》里添加了一个关键改编，郭荣亲手把他爹郭威“黄袍加身”的旗子交给了赵匡胤。

钱弘俶最终选择“纳土归宋”也有这一理念的影响。

相比之下，反而是桑维翰这一人物的刻画还稍有暗面，既是主持割地之议的国家之耻，最终却能以自己的性命为筹码，谋张彦泽之死以谢天下。

归根结底，《太平年》对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判，都带着一种强烈的“后见之明”。这种预设导致政治群像往往过于黑白分明，缺乏五代十国那种在混沌乱世中于权谋、生存与信念之间挣扎的质感。

整部剧的基调，最终指向一种“忆苦思甜”式的叙事，描绘乱世之痛，托出对太平的渴望。

但剧名既已是“太平年”，反复借台词点题，反而显得刻意。

毕竟历史，有些东西是不言自明的，更多东西是要交给观众的。

何况，亡百姓苦，兴百姓也苦，太平年也不是非黑即白的。

大家总说历史正剧，其中“正”在何处？

“正”是呈现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在于一种历史感的营造。

《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贞观之治》，这些经典的“帝王将相”剧，根基都在于此。

这种历史感的还原，让人既能寻找与当下时代共振的东西，也能审视被时代淘洗掉的那些东西。

正如人们至今仍会参观故宫，因为

历史本身即是一种命运的显形，而命运总在循环往复中透露出某些永恒的讯息。

所以《太平年》在还原很多历史名场面上还是可圈可点的，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

但是史剧绝不仅是对历史课本的还原，它本质上不是一种“陈述”，而是一种“讲述”，所以需要一定的艺术加工创作，而如何呈现便决定了这史剧的高度。

就像李煜出场后，其形象引发了一些争议，不少观众认为剧中将其塑造得过于昏聩傲慢，这与大众心中那个吟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相去甚远。

其实就是写实与写意之间的落差，写实有写实的历史感，写意也能以有限的历史激发无限的想象。

历史如同万花筒，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学、野史，每一面都是真实却又局部的景象。

所以有些历史剧写战争，写打仗，将暴力视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体现。

《大秦帝国之裂变》

更多剧集则偏向于人的道德觉醒，以人的反思对抗系统的毒素，最终达成一种价值观的胜利，一种邪不胜正的秩序回归。

《雍正王朝》

《太平年》属于后者，它讲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这个超越时代的抉择如何产生，甚至更深一步，对所谓统治术也有反思。

京城涌入大量难民，郭荣在给难民施粥时，为镇压抢夺秩序的暴民，当场将其斩立决，之后却为其敛尸，还为他立了一炷香。

钱弘俶斥他惺惺作态，但郭荣却讲，世道不好，不代表人顺应世道不得不做的事都是对的。

正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历史剧可以承载某种秩序，亦可以承载对秩序的审视。

更高级的是《大明王朝1566》。高级在于它呈现的并非人物对秩序的看法，而是人物与制度的关系，而人物之深度恰恰来自于此。

它看似全是严肃的朝堂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艺术创作的部分，但是其虚构之处往往直指本质，所谓虚也是一种实。

史剧之深度不在于复现多少史实细节，而是让观众看清制度如何运作，并如何决定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

而还原历史的架构，显然不是如《太平年》那般，靠罗列官职头衔就能证明。

《大明王朝1566》里严嵩有一句台词，讲大明如何运作——

“大明朝只有一个人可以呼风唤雨，

那就是皇上；

只有一个人可以遮风挡雨，

那就是我。”

严嵩被刻画为“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但整部剧就是让你分不清忠奸，也不必分忠奸。张居正、徐阶虽然大力推行改革，打击严党，但也会为自己的胜利牺牲百姓生计。

看似截然不同，实则他们不管干什么运作的都是同一套权力体系。剧中真正揭示的，并非个别人的权谋心术，而是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

所有人——无论是谋国还是营私，本质上都在“忠君”的框架内挣扎。

“君臣父子、家国同构”的秩序之下，每个人物都必然地、悲剧性地，却又宿命般地进行着他们的演出。

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曾经遇冷，但如今被封为国剧天花板的原因。

或许也是大家现在如此渴望细糠剧的关键，也是历史剧真正能穿透时间的生命力所在，因为系统性的困境，是任何时代的观众都能感知的。

来源：柳飘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