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太平年》编剧董哲：我想把钱弘俶写成一个普通人

摘要：“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当编剧董哲回看自己笔下的五代十国乱世时，冯道的这句诗，或许也正是他的内心思考——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守住内心秩序？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守住内心秩序？

文 | 阙政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当编剧董哲回看自己笔下的五代十国乱世时，冯道的这句诗，或许也正是他的内心思考——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守住内心秩序？

2026年开年，一部名为《太平年》的历史正剧正在爱奇艺热播，将观众的眼光拉回了那段长期被遗忘、夹在唐宋之间的幽暗岁月。《新民周刊》记者与编剧董哲进行了一次长谈，潜入那片由鲜血与野心构成的黑暗森林，在看似矛盾的剧名和史实之间，找寻黑暗时代文明废墟中的光明。

《太平年》编剧董哲

一个人吃人的黑暗时代

“一个人吃人的黑暗时代。”这是董哲对五代十国的第一印象。早在2008年，董哲就以五代十国为背景，创作了网络小说《北唐》。“当时研究那段历史，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跌破底线’——整个中原大地，人类社会，传统古中国一切的法则和秩序都被打碎，进入了一种近乎于文明大倒退的绝望时代。在黑暗森林法则下，黎庶百姓都处于无序状态——稳定的封建王朝未见得有多好，但五代十国却是今人无法想象地坏。”

如同电视剧开篇呈现的“血肉磨盘”，五代十国的黑暗，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相食”。“史书中常能见到‘大荒，人相食’的记载，但尚且带着绝境下的悲悯，所谓‘易子而食’，也代表文明社会的最后一丝不忍。但是在五代十国，‘人吃人’却是常事。”董哲说，“与真实的历史相比，电视剧里呈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要在这样的废墟上重建叙事，首先要面对的，是史料本身的“废墟感”。与二十四史中其他朝代相对齐整的构架不同，《五代史》没有“志”——那些记录天文、地理、职官、礼仪的篇章付之阙如，只剩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帝王将相，在“本纪”与“列传”中仓促上下台。

董哲编剧的主要典籍依据是《吴越备史》与《十国春秋》。前者只存残篇，连剧中主角钱弘俶的本纪也只剩一半；而后者修于800多年后的清朝，其权威性与细节也早已在漫长的时间里风化。很多时候，一个在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史书中的全部记载不过寥寥二三百字。

历史碎成了一地瓦砾，需要创作者俯下身，如同考古学家般一片片拾起、修复、拼合——董哲只能在《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里，找寻世家列传中的只字片语，缀补成前因和后果；又从古代日韩与中国贸易往来的零星记载乃至洛阳出土的钱王碑墓志铭里，摘出与钱弘俶相关的点与滴。

白宇饰演钱弘俶

他的创作就像是一场基于碎片拼图的大型推理——他从宋太宗北伐高粱河失败的记录中，找到了钱弘俶指挥后军有序撤退的细节，为这个人物的军事才能补上了关键一笔；他又从其小舅子孙承祐在战地涿州请客吃鱼脍的记载中，嗅到了一丝乱世贵族的奢靡气息，并将其化为剧中一个生动的闲笔。

半年多的史料研究和案头工作，与其说是准备，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沉浸式酝酿——董哲在等待，等待一个时刻，当史料的碎片累积到某个临界点，人物会挣脱作者的牵引，自己“活”过来。

想把钱弘俶写成一个普通人

“我要叩阙，去问一问天子！”在《太平年》的朝堂上，当群臣对郭威代汉报以沉默时，少年钱弘俶的这一声呐喊，让董哲感到了人物的“违逆”。他坦言，“叩阙”这个奋不顾身的行动在他的计划之外——那是人物在当时情境下自己作出的选择。当水丘公上前阻拦，钱弘俶凛然回敬“我是大晋检校司空，水丘公要阻我吗”时，董哲知道，钱弘俶这个人物的灵魂开始苏醒了。

这种人物的“违逆”，是董哲最为珍视的创作体验，它意味着，人物不再是提线木偶，而拥有了自由意志。与此同时，创作者从一个全知的上帝，退而成为一个观察者与陪伴者，与笔下的人物一同成长，一同迷惘，一同抉择。“到这时，观众才会相信，是真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董哲说。

而剧中钱弘俶（白宇饰）的成长弧光，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违逆”中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次的成长来自家庭：父亲钱元瓘的离世，让“兄友弟恭”的幻象突然破碎，手足之情在政治立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这是少年钱弘俶第一次被迫走出舒适区，直面权力的冷酷与人性的复杂。

第二次的成长来自北方：当他踏上中原大地，吴越的江南烟雨被沿途的千里枯骨、人间炼狱所取代。这种强烈的心理冲击让他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了乱世，也让作为编剧的董哲，第一次与笔下的人物实现了精神同步——他的震撼，也是他的震撼。

第三次成长，是在无力感中寻找存在感：钱弘俶想要守城，却发现自己连弓都拉不开，在城墙上就是个废物。“这种无力感让他对自己不满，开始自我审视——人都有这样的时刻：有的事情是自己想做的，有的事情是自己有能力去做的，有的事情是目标很远大但是不能够马上达成的，还有的事情则是眼前必须马上就做的……很多时候人的选择，对自己的锻造，就是从‘我先别管我想做什么，把能做的先做了再说’开始的，钱弘俶也是一样。”董哲说，“包括他后来那个‘纳土归宋’的抉择，底层逻辑也是这样。他心里未尝没有一个‘一统天下，成为天下共主’的梦想，但是他清晰地知道实现那一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反观‘纳土归宋’却是他眼前、立刻、马上就能做的——与其在那里高谈阔论雄心勃勃的计划，倒不如像城墙上的小兵一样，把盾架起来，为身边的同袍挡上一剑。”

朱亚文饰演赵匡胤

纳土归宋，献出十三州土地以求保境安民的钱弘俶，不够气吞万里如虎，也够不上帝王霸业，却为黎民百姓做了最后一件好事，避免了生灵涂炭，让吴越得以保全。“钱弘俶这个人物，我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他当作普通人去写；他只是一个被推到历史关键节点的普通人。这就是他当时所能作出的最诚恳也最艰难的抉择。”

长乐老的“活久见”

在电视剧《太平年》所展现的众生相中，如果说有哪位是董哲的偏爱，一个熟悉的名字就会浮出水面：冯道（董勇饰）。

董勇饰演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人称“官场不倒翁”。他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履历，就是在五代这个朝代更迭如走马灯般的混乱时期，历经五代、侍奉过十个皇帝——在后梁，他是燕王刘守光的幕僚；在后唐，他官至宰相；在后晋，他是开国功臣，身居高位；在后汉，他又从契丹安然返回，继续被委以重任；在后周，他还成了太师，晚年73岁善终后，被追封为瀛王……真可谓是“流水的江山，铁打的冯道”。

“当年写小说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身上一定有点东西。”董哲说，“只有他能代表五代，他也亲历了五代——‘活久见’这个标签，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从唐末战乱到北宋建立的几十年间，中原人口就去掉了四分之三，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幸存，其中还包括新生儿呢。在这样‘十不存一’的时代，幸存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事；而冯道不仅生存下来、贯穿五代、代代为官，他甚至还修齐了儒家九经——这事在太平岁月都未必能做到。”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董哲对冯道的诗作信手拈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冯道写的《天道》。他给我一种老子的感觉，内心自成一乾坤。除了五代为官，对于乱世之人，他也是能保就保，无分贵贱，不管是黎庶百姓还是官宦子弟。他还救过很多被掳掠的女性”。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偶作》）。真可谓，五代破破烂烂，冯道缝缝补补。

太平是永远的追求

《太平年》这个剧名乍听起来有点像悖论——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谈何“太平”？董哲却说，“太平”一词，有四项所指：

“唐太宗‘三十有五致太平’（白居易诗）。在诗人看来，李世民的赫赫战功都是太平盛世的铺垫，而唐朝的高光时刻，落点都在‘太平’二字。这是第一个‘太平’。五代十国最高光的君主，我认为是柴荣，他最有战略眼光，也最富雄心自信，在周遭一片黑暗之中，他是那个画出‘三个十年计划’蓝图的人：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这是第二个‘太平’。钱弘俶‘纳土归宋’的那一年，是赵光义在位的‘太平兴国三年’，这是第三个‘太平’。百年后，北宋大儒、人称‘横渠先生’的张载，凝练地总结了被儒家士大夫们视为人生理想天花板的四句话（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第四个‘太平’。”

在战乱不止，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太平”二字超越了阶级、宗族、人种，成为最高理想。“太平不是息事宁人，不是妥协退让——跟太平相关的人：唐太宗，柴荣，钱弘俶，张载，都是入世的。”董哲说，“中国人追求太平，是从进取之中追求。”

这四个“太平”，串联起了一条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无限趋近的目标，驱动着人们从创伤中汲取力量，脚踏实地，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逆着错误世道而行的人，都是太平的求索者。每一个在封建时代奋起反抗恶政暴政的人，都值得尊重。”董哲表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故事：黄巢起义时攻破长安，许多贵族女子被起义军将领掳走为妻。后来唐军收复长安，这些女子又被当作战俘押了回来。唐僖宗站在高楼上质问她们：你们都是贵族子女，世代享受国家恩惠，为什么要去跟从反贼？一片沉默中，一个女子勇敢地抬起头反问皇帝：‘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乃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国家动用百万大军都守不住首都，反而来责备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这算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