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正在热播，该剧以五代十国末年至北宋初年为背景，聚焦吴越国君主钱俶内除奸臣、外御强敌，最终通过“纳土归宋”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进程。
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正在热播，该剧以五代十国末年至北宋初年为背景，聚焦吴越国君主钱俶内除奸臣、外御强敌，最终通过“纳土归宋”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进程。
五代十国时期，因为特殊的原因，往往称其为唐宋盛世之间的“历史夹缝”。此时天下分崩离析，中原大地在短短53年时间里，政权更迭多达五次。而偏居东南的吴越国，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在钱氏政权三代五王的治理下，始终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实现了长达72年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在动荡的乱世中造就了一方安宁乐土。
吴越国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史载“浙右富庶登丰之久，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吴越国的经济富庶为江南地区成为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奠定了基础，打下了千年宋韵的深厚底蕴。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之间存在着深刻且相互作用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影响。货币不仅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更是推动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工具。那么，距今一千多年的吴越国流通和使用过哪些钱币呢？
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昌盛之时的疆域包括今浙江全境、江苏东南部、福建东北部、上海市等地，其文化渊源承袭唐代，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吴越国没有铸造本国钱币，而是沿袭使用唐代武宗会昌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背“越”和背“润”两种钱。就是这两种铜钱支撑起来吴越地区商品经济的日常运转。
开元通宝背下“越”
开元通宝背上“润”
唐武宗统治时期，内战连连，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货币匮乏。会昌五年（845年），“钱荒”益甚，为解决铸钱铜料来源的不足，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的建议，采取极端措施，下令将全国佛寺之铜佛像、佛教用器等，悉数交巡院州县查收，重新熔化以铸钱，命各道大行鼓铸，钱文仍为“开元通宝”。我们将这一时期的钱币称为“会昌开元”钱。会昌开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将铸造地名标识于钱币背面，从而开创了一种在钱背上加铸地州名的新式做法。第二年，武宗特发敕文，下令停铸旧钱，大规模铸造会昌开元通宝钱。一般直径约2.3厘米，重3.5克。今所见会昌开元在钱背加铸地名有23种，计：京、洛、益、梓、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兴、梁、广、福、丹、桂、清、永。其中的“越”代表江南东道越州，治所在今天的绍兴；“润”字代表江南东道润州，治所在今天的镇江。会昌开元钱总体特征是非常劣质，钱小质簿，且轮廓大都不规整，钱文模糊、笔画纤细。背文大小不一，非常随意，所以位置也不统一。
越州和润州可以铸造钱币，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比肩，充分说明了这两个地区当时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支撑了商品经济的日常运转。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会昌开元背“越”钱的铸造，使得浙东地区货币流通量直接增加37%，“钱荒”这一难题得到了暂时缓解。今所见背“越”字钱含铜量较高，有的可以达到92%-95%，大概是毁掉寺院精美铜器铸造而成。2021年6月，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内板桥村吴越国墓葬出土两枚唐代会昌开元通宝钱，背面分别是“越”和“润”。
吴越国的繁华早已消失，如今只能在古籍文献查找，在影视剧中再现。唯有保留至今的开元通宝背“越”、“润”钱，是吴越国曾经富庶繁华的例证，也是我们感悟吴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媒介。
除了铸造和使用会昌开元通宝钱外，吴越国还铸造有少量精美的非流通钱，即压胜钱，也称民俗钱，以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最多。地宫中共出土钱币3400余枚，品种多达30种，鎏金、鎏银、铜、铁、铅、玉各种材质一应俱全，这些钱币或有意嵌于砖缝中，或铺撒于地砖之上，并以丝线相连，堪称品类丰富的钱币宝库。
位于杭州西湖南岸夕照山上的雷峰塔，是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建造的佛塔。雷峰塔地宫出土玉质开元通宝钱，直径2.5厘米，重3.4克，呈石蜡白色，局部因铁锈附着呈淡黄色，形制仿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圆形方孔，正面阴刻隶书“开元通宝”四字，穿廓部位加工精细。
雷峰塔地宫出土“千秋万岁”铭文的鎏金银垫 ，直径25.4、厚0.05厘米，重98.5克。呈圆形镂空簿片状，正中镂刻一枚“千秋万岁”圆形方孔钱，以联珠纹分成内外两圈，外圈饰有六只展翅飞翔的鸿雁，周边铺满忍冬纹；内圈装饰两对顾盼传情的鸳鸯，四周镂刻池莲。图案布局井然有序，显现出一种鸟语花香、祥和温馨的景象。
“千秋万岁”铭文鎏金银垫
“国太人安天下太平”铜钱也出土自雷峰塔。直径2.2厘米。正面由八条竖纹将字与字之间隔开，每字上下又以两条弧纹相连，形同花瓣状。钱文分为两部分，以对文形式，从左至右书“国太人安”“天下太平”铭文（“太”与“泰”字义相通）。中心弧纹相连后，颇似一枚四出小钱，造型可谓构思独特巧妙。“国太人安天下太平”钱的币文寓意吴越国民众对海晏河清盛世太平生活的美好期盼，是钱氏政权“保境安民”执政理念的实物例证。
此外，雷峰塔地宫另出土1枚“饶益神宝”铜钱，直径1.8厘米。该钱始铸于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元年（859年）。据史书记载，吴越国王数次派使者到达日本，开展文化交流。这枚小小的铜钱正是吴越和日本两国对外交往的实物例证。
“饶益神宝”铜钱
1980年，在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西墅村发现钱镠母亲水丘氏墓，出土7枚鎏金银质“开元通宝”方孔圆钱，直径2.5厘米，厚0.14厘米。这种材质的钱币应是官方铸造，非常稀少，主要用于皇室权贵礼仪庆典赏赐馈赠。
水丘氏墓出土的鎏金银质“开元通宝”
今所见吴越国铸造的民俗钱，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反映了当时吴越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审美和美学韵味，是研究吴越国文化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国王钱弘俶在现实博弈中坚守理想初心，认为太平的根基在民生，遂决定纳土归宋，将本国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士卒悉数造册献于宋朝，避免了战乱和百姓的流离失所，延续了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富庶。
上述梳理的一枚枚钱币，无论是当时的流通钱还是民俗钱，都记录了五代十国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态，凝固了钱氏政权五位执政者的统治与江南的繁华富庶，是五代十国复杂政局的历史注脚，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堪称战火烽烟中钱氏王朝的绝唱。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