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深夜,澳门街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电视机前,余则成握着翠平的手,两人的眼睛紧盯着屏幕。再过几个小时,澳门就要回归了。
文/鼎客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深夜,澳门街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电视机前,余则成握着翠平的手,两人的眼睛紧盯着屏幕。再过几个小时,澳门就要回归了。
“则成,你看,莲花旗降下来了。”翠平轻声说。
电视里,葡萄牙国旗在澳门总督府前缓缓降下。余则成感觉到翠平的手在微微发抖,他自己的心跳也快了几分。两年前看香港回归时,他激动得整夜未眠;如今澳门也要回家了,下一个……下一个就该是台湾了。
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余则成和翠平站了起来,跟着唱国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余则成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想起了抗战岁月,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这一路走来的艰难与荣光。
“则成,”唱完国歌,翠平擦着眼泪说,“澳门回来了。”
“嗯,回来了。”余则成搂住妻子的肩,“总有一天,台湾也会回来的。”
窗外传来鞭炮声,邻居家的电视也开得很大声,能听到欢呼和掌声。这个冬夜,无数中国家庭都守在电视机前,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电话响了,是晓光从北京打来的:“爸,妈,你们看了吗?澳门回归了!”
“看了,正看着呢。”余则成说,“你在北京怎么样?”
“我们研究所组织集体观看,大家都激动坏了。”晓光的声音里透着兴奋,“爸,您说,台湾什么时候能回来?”
“快了,越来越快了。”余则成望着窗外的夜空,“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台湾也不会远了。”
挂了电话,余则成和翠平毫无睡意。他们煮了一壶茶,坐在阳台上慢慢喝。虽然已经是深夜,但远处的街道上还能听到欢呼声,看到隐约的烟花。
“则成,咱们结婚二十六年了。”翠平忽然说。
余则成算了算:一九七三年补办的婚礼,到一九九九年,正好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了啊。”他感慨,“时间过得真快。”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咱们在民政局领证吗?”翠平回忆着,“那天也是冬天,你穿着新做的中山装,我穿着红棉袄。老张当证婚人,说咱们是‘迟到了二十四年的婚礼’。”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余则成握住她的手,“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不,最幸福的是你回来的那天。”翠平纠正他,“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你站在门口,说‘翠平,我回来了’。”
两人相视一笑,眼中都有泪光。二十六年的婚姻,五十三年的相守,这份情谊,已经融入了骨血,化作了生命的一部分。
阳台上的海棠树叶子已经落尽,但枝干依然挺立,在冬夜里勾勒出倔强的轮廓。余则成想起自己刚回大陆时种下这棵树的情景,那时晓光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科学家了。而他和翠平,也从壮年走到了古稀。
“则成,咱们还能看到台湾回归吗?”翠平问。
“能,一定能。”余则成笃定地说,“咱们身体还好,再等十年,二十年,一定能等到。”
其实他心里清楚,他和翠平都七十多岁了,身体再好,也未必能等到那一天。但他愿意相信,愿意期盼。就像过去那些年,他相信革命会成功,相信新中国会建立,相信总有一天能回家——这些相信,最后都成了真。
所以这次,他也要相信。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晓光带回来一个人。
那天余则成和翠平正在包饺子,门铃响了。翠平去开门,看见晓光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外。男人约莫五十多岁,身材瘦高,穿着深蓝色的羽绒服,手里拎着两盒礼品。
“爸,妈,这是林致远,我同事。”晓光介绍,“致远,这是我爸妈。”
“叔叔阿姨好。”林致远微微鞠躬,“打扰了。”
余则成擦了擦手上的面粉,仔细打量这个突然造访的客人。男人气质儒雅,眼神清澈,笑容温和。他注意到林致远看晓光的眼神,那是一种深沉的、克制的情感。
“林同志,请进请进。”翠平热情地说,“正包饺子呢,一会儿一起吃。”
“那我帮忙吧。”林致远很自然地脱下外套,洗了手,坐到桌边,“我擀皮还行。”
余则成和翠平对视一眼,都没说话。晓光带同事回家不是第一次,但春节带回来,还这么自然地参与家务,是第一次。
四个人一起包饺子,气氛有些微妙。林致远话不多,但做事细致,擀的饺子皮圆而均匀,厚薄适中。余则成暗中观察,发现他和晓光之间有种默契:一个递皮,一个接皮;一个调馅,一个尝咸淡。这种默契,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
饺子下锅时,翠平把晓光拉到厨房:“晓光,这个林同志……就是同事?”
晓光脸一红:“妈,您看出来了?”
“妈又不傻。”翠平压低声音,“你们在一起了?”
“还没……还没正式确定。”晓光搅着锅里的饺子,“他离过婚,有个女儿在美国读大学。我们……我们认识三年了,一直在犹豫。”
翠平沉默了。女儿五十一岁了,终于有了感情归宿,这是好事。但对方离过婚,有孩子,年纪也比晓光大五岁……作为母亲,她有些担心。
“他对你好吗?”
“好。”晓光点头,“很尊重我,理解我的工作,也……也理解咱们家的情况。他知道爸爸的事,很敬佩。”
“那他前妻……”
“病逝了,癌症。”晓光轻声说,“他一个人把女儿带大,很不容易。”
翠平心里一软。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人,应该更能互相理解,互相珍惜。
吃饭时,余则成问起了林致远的工作。原来他是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研究方向与晓光的数学有交叉,两人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
“听晓光说,余叔叔早年也在科研系统工作过?”林致远问。
“算是吧。”余则成含糊地说,“在台湾做过一些研究工作。”
“余叔叔的经历,我听晓光简单说过。”林致远的语气很诚恳,“我非常敬佩。能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下坚持信仰,很不容易。”
余则成看了晓光一眼,知道女儿把该说的都说了。他没有生气,反而有些欣慰。晓光能把这个男人带回家,能告诉他家里的故事,说明她信任他,也说明这个男人值得信任。
“都是过去的事了。”余则成摆摆手,“现在好了,国家强大了,你们年轻人可以在更好的环境里做研究。”
“是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更该努力。”林致远说,“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后来人不再经历前辈们的苦难。”
这话说到了余则成心坎里。他看着林致远,眼神温和了许多。
饭后,晓光送林致远下楼。余则成和翠平站在窗前,看着两人在楼下说话。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林致远给晓光围上围巾,动作很自然。
“则成,你觉得怎么样?”翠平问。
“人不错。”余则成说,“稳重,踏实,也懂晓光。”
“就是年纪大了点,还有个女儿。”
“年纪大点知道疼人。”余则成说,“至于女儿,晓光这个年纪,也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有个现成的女儿,也好。”
翠平惊讶地看着丈夫:“你……你不介意?”
“我介意什么?”余则成搂住妻子的肩,“只要他对晓光好,只要晓光幸福,其他都不重要。咱们等了半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能幸福吗?”
翠平靠在他肩上,点点头。是啊,他们这一生,经历了太多分离与等待,太知道幸福的珍贵。只要女儿能找到幸福,其他真的都不重要。
二〇〇一年,晓光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余则成家的客厅里办。请了老张、沈馆长等几位老友,还有晓光的几个同事。林致远的女儿从美国赶回来,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叫林静,开朗大方,一见面就叫晓光“阿姨”,叫余则成和翠平“外公外婆”。
“这孩子,真懂事。”翠平拉着林静的手,喜欢得不得了。
“外婆,我早就想有个阿姨了。”林静笑着说,“我爸一个人太久了,现在有晓光阿姨陪他,我也放心了。”
婚礼上,余则成作为父亲讲话。他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女儿穿着红色旗袍,看着林致远握着女儿的手,忽然有些哽咽。
“我这一生,最亏欠的就是晓光。”他缓缓开口,“她出生时我不在,她成长时我不在,她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我都不在。但今天,我在了。我能看着她出嫁,能把她交到另一个爱她的人手里,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晓光的眼泪掉了下来。林致远紧紧握着她的手。
“致远,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余则成看着女婿,“好好待她,让她幸福。”
“爸,您放心。”林致远郑重承诺,“我会用余生爱她,护她,让她幸福。”
简单的仪式后,大家一起吃饭。老张举起酒杯:“则成,翠平,恭喜你们。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女儿成家了。”
“是啊,终于等到了。”余则成和翠平碰杯,一饮而尽。
饭后,大家坐在阳台上聊天。海棠树又开花了,粉白的花朵在春夜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林静拿出相机,给大家拍照。她特别给余则成和翠平拍了一张合影:两人并肩坐在海棠树下,手牵着手,脸上是平静而幸福的笑容。
“外公外婆,你们真好看。”林静看着相机屏幕,“等我回美国,把照片洗出来,挂在墙上。”
“好,多洗几张。”翠平说,“给你爸和晓光也留几张。”
夜深了,客人们陆续离开。晓光和林致远也要回自己的新房——是晓光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虽然不大,但很温馨。
临别时,晓光抱住父母:“爸,妈,谢谢你们。”
“谢什么,傻孩子。”翠平擦着眼泪,“以后常回来。”
“一定。”
看着女儿女婿离开的背影,余则成和翠平站在门口,久久没有回屋。春夜的暖风吹过,带来海棠的花香,也带来新生活的气息。
“则成,咱们的女儿,终于有家了。”翠平轻声说。
“嗯,有家了。”余则成搂住妻子,“咱们的任务,完成了。”
回到屋里,两人毫无睡意。他们坐在客厅里,翻看晓光从小到大的相册。从婴儿照到毕业照,从戴红领巾到穿学位服,从青涩少女到成熟学者……一张张照片,串起了女儿的成长,也串起了他们的岁月。
“时间过得真快。”翠平抚摸着照片,“好像昨天她还是个小不点,今天就嫁人了。”
“是啊,真快。”余则成合上相册,“不过这样也好。咱们老了,有彼此陪着;女儿成家了,有幸福的日子过。这一生,圆满了。”
“还没完全圆满。”翠平说,“还没看到台湾回归呢。”
“会看到的。”余则成微笑,“一定会看到的。”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圆而明亮。又是一个春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二〇〇三年春天,非典来了。
省城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街上人少了,都戴着口罩;小区门口设了检查点,测体温,查证件;电视里每天播报疫情,数字一天天往上涨。
余则成和翠平已经八十岁了,属于高危人群。晓光从北京打来电话,叮嘱他们千万别出门,需要什么她让人送。
“爸,妈,你们一定要小心。”晓光的声音很着急,“这个病毒对老年人特别危险。口罩戴好,勤洗手,别去人多的地方。”
“知道知道,我们不出门。”翠平说,“家里吃的用的都有,你别担心。”
话虽这么说,但时间一长,家里的菜还是吃完了。余则成戴上口罩,准备去超市买点东西。翠平拦着他:“我去吧,我身体比你好。”
“不行,我去。”余则成很坚持,“你有关节炎,走路不方便。”
正争执不下,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社区的小李,戴着口罩,手里拎着两大袋东西。
“余爷爷,陈奶奶,这是社区给你们送的菜和日用品。”小李把东西放在门口,“这段时间你们别出门了,需要什么打电话,我们给送。”
余则成和翠平很感动。特殊时期,还能有这样周到的照顾,让他们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
“谢谢,太谢谢了。”翠平连声道谢,“多少钱?我给你。”
“不要钱,政府补贴的。”小李摆摆手,“余爷爷,陈奶奶,你们保重身体。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电话。”
关上门,余则成看着两大袋东西:米、面、油、蔬菜、鸡蛋,还有口罩和消毒液。东西很齐全,考虑得很周到。
“现在的政府,真好。”翠平感慨,“记得五八年那会儿,困难时期,哪有这样的照顾。”
“时代不一样了。”余则成说,“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
虽然不能出门,但日子并不无聊。余则成继续写回忆录,翠平在阳台种菜——用花盆种了小葱、蒜苗、香菜,长得绿油油的,看着就喜人。两人每天看电视,关注疫情进展,也关注两岸新闻。
这天,电视里播出一条消息:台湾也出现了非典病例,疫情在蔓延。
余则成的心揪了起来。他想起了老赵。老赵已经八十七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如果感染了,很危险。
他赶紧给老赵打电话——两岸通电话已经方便多了,直接拨号就能接通。
电话响了好久才接,是老赵虚弱的声音:“喂……”
“守诚兄,是我,则成。”余则成急切地问,“你那边怎么样?听说台湾也有非典了。”
“是……是有。”老赵咳嗽了几声,“我在家里,不敢出门。儿子从美国寄了口罩和药来,还能应付。”
“你身体怎么样?咳嗽得厉害吗?”
“老毛病了,气管炎,每年春天都这样。”老赵说,“则成,你们那边严重吗?你要多小心,年纪大了,抵抗力差。”
“我们没事,社区照顾得很好。”余则成说,“守诚兄,你一定要保重。等疫情过去了,来大陆住段时间,我照顾你。”
“好……好……”老赵的声音有些哽咽,“则成,能认识你,是我这辈子的福气。”
挂了电话,余则成心情沉重。他能听出老赵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声音虚弱,气息短促。八十七岁,又是在疫情中,真的很让人担心。
“则成,老赵怎么样?”翠平问。
“不太好。”余则成叹气,“年纪大了,身体本来就弱,又赶上疫情。”
“那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
余则成想了想:“我给他寄点中药过去吧。大陆的中药对调理身体有帮助,特别是老年人。”
他联系了台办的同志,通过特殊渠道给老赵寄去了一批中药和营养品。随包裹附了一封信:“守诚兄:疫情严峻,务必保重。中药请按说明服用,可增强抵抗力。盼疫情早日过去,盼重逢之日。弟则成 谨上”
包裹寄出去了,但余则成的心还是悬着。那些天,他每天关注台湾的疫情新闻,每次看到死亡病例增加,心里就一阵发紧。他默默祈祷,希望老赵能平安度过这一关。
也许是他祈祷起了作用,也许中药真的有用。一个月后,老赵打来电话,声音明显有力了些:“则成,中药收到了,吃了感觉好多了。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说什么救不救的,你能好起来就好。”余则成松了口气,“守诚兄,等疫情过了,一定来大陆。”
“一定,一定来。”
非典疫情在夏天终于控制住了。当电视里宣布“疫情解除”时,余则成和翠平都长长舒了口气。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但也让很多人感受到了温暖和团结。
疫情过后,生活恢复了正常。公园里又有了晨练的老人,菜市场又有了讨价还价的声音,街道上又有了车水马龙的景象。经历了这场劫难,人们更加珍惜平凡的生活,更加珍视身边的人。
余则成和翠平也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日常:晨练,买菜,上老年大学,去台办帮忙。只是他们更加注意身体,更加珍惜每一天。
这天在老年大学,书法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一幅关于“团圆”的作品。余则成想了很久,提笔写下八个字:“山河一统,家国团圆”。
老师看了,连连称赞:“余老这幅字,有气魄,有情怀。”
“不是气魄,是心愿。”余则成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国家完全统一,看到所有分离的家庭都能团圆。”
“会的,一定会实现的。”老师说。
余则成点点头。他相信,就像相信春天一定会来,相信海棠一定会开花,相信分离的人一定会重逢。
【第九章(上)完】【未完待续】
本文为《潜伏》同人衍生作品,人物设定取自原著,故事情节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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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鼎客thin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