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温情五代十国十大“好人”，藏着剧中未说尽的风骨

摘要：近期热播的《太平年》，以吴越钱弘俶“纳土归宋”为主线，串联起五代十国的烽火狼烟与人间温情。不同于以往古装剧对乱世“权谋至上”的渲染，这部剧更愿意停下脚步，刻画那些在“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浊世中，坚守本心、护民安邦、守节怀仁的人——他们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却是

近期热播的《太平年》，以吴越钱弘俶“纳土归宋”为主线，串联起五代十国的烽火狼烟与人间温情。不同于以往古装剧对乱世“权谋至上”的渲染，这部剧更愿意停下脚步，刻画那些在“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浊世中，坚守本心、护民安邦、守节怀仁的人——他们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却是乱世里最动人的光。

五代十国，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苛政、战乱、杀戮成为常态，可总有一些人，以仁心破戾气，以坚守抵沉沦。今天，我们就结合《太平年》的剧中情节，聊聊这乱世里最值得铭记的十大“好人”，看看他们如何用一生，践行“太平”二字的初心，也读懂剧中那些高光瞬间背后的历史底色。

一、郭威：剧中“不屠城的帝王”，五代最仁厚的开国君

在《太平年》中，郭威的出场自带沉稳气场，没有乱世枭雄的跋扈，只有心怀百姓的踏实。剧中刻画了他最动人的名场面：后汉小皇帝刘承祐滥杀权臣、屠戮其全家，郭威走投无路起兵反叛，攻入京城后，手下将领请求“屠城震慑”，却被他断然拒绝，一句“乱世百姓已经够苦了，我起兵是为了终结战乱，不是为了滥杀无辜”，尽显格局与仁心——这正是史实中郭威的真实写照，也是剧中最戳人的“清流瞬间”。

作为后周的开国君主，郭威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剧中他称帝后，遣散宫中多余宫女太监，穿粗布衣裳、吃家常饭菜，废除后汉苛捐杂税，甚至下令禁止官员搜刮民脂民膏，活脱脱一个“节俭爱民”的明君形象。更让人动容的是，剧中隐晦提及他临终前的遗诏——“纸衣瓦棺”薄葬，不立石人石马、不役民力，这份超越帝王私欲的清醒，在五代乱世中独一无二。他传位给异姓贤能柴荣，而非拘泥于一姓之私，这份公心，更是被《太平年》悄悄藏在细节里，成为后周强盛的根基。

二、柴荣（郭荣）：剧中“拼命求太平的卷王”，五代第一英主

柴荣是《太平年》中最让人意难平的角色之一，也是剧中“太平之志”的核心源头。剧中的他，是钱弘俶北上汴梁时结识的知己，两人在乱世中一见如故，喝酒畅谈对太平的向往，约定“平定战乱，共守百姓安宁”（虽为编剧合理演绎，却贴合两人的理想）；更是那个带病亲征、咳血仍冲锋的“拼命三郎”——亲征北汉时，他已病得站不稳，却依然身披铠甲，大喊“今日一战，只为扫清战乱，让百姓过上太平年”，一句话呼应剧名，也道尽他的一生执念。

史实中的柴荣，与剧中形象高度契合：在位五年六个月，他整顿军纪、改革吏治、兴修水利，西取后蜀秦凤四州，南平南唐江淮十四州，北伐契丹四十二天连下三州三关，兵临幽州，离收复幽云、统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遥。《太平年》细腻刻画了他的勤政与遗憾：每天只睡三个时辰，吃饭时都在处理政务，积劳成疾咳血不止，却始终不肯停下脚步；临终托孤时，紧紧握着赵匡胤的手，反复叮嘱“辅佐幼主，完成我未竟的心愿，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眼里的不甘与牵挂，看得人破防。他“三十年致太平”的宏愿，虽因英年早逝未能实现，却被《太平年》永远定格，成为乱世中最耀眼的理想之光。

三、钱弘俶：剧中主角，以“纳土归宋”换江南太平

作为《太平年》的核心主角，钱弘俶本身就是五代十国“好人”的最佳典范——他不是杀伐果断的霸主，却是最懂“止戈为武”的君主。剧中开篇，他是爱游乐、好美食的闲散王爷，对政治毫无兴趣；可北上汴梁，目睹契丹破汴、白骨露野的惨状后，他彻底蜕变，回到吴越后，内除奸臣胡进思，外抗南唐侵扰，整顿朝纲、劝课农桑，把吴越打造成乱世中的江南乐土。

剧中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他最终“纳土归宋”的抉择：北宋建立后，南唐、南汉次第被灭，吴越直面兵锋，手下大臣劝他坚守割据，他却直言“割据必致江南战火，百姓再遭涂炭”。最终，他遵从钱氏祖训“利在天下必谋之”，主动献上吴越十三州、五十五万百姓，实现和平统一，让江南免受兵戈之苦。《太平年》没有把他塑造成“投降者”，而是刻画成一个“以一国之亡，换一境之安”的智者，他的善良与担当，不仅是吴越百姓的福祉，更是五代乱世中“和平”最生动的注脚。

四、钱镠：剧中钱弘俶的精神图腾，十国第一明君

《太平年》中，钱镠虽未直接出场，却贯穿全剧——他是钱氏家族的“定海神针”，其“保境安民”的祖训，是钱弘俶一生的行为准则。剧中多次提及钱镠的功绩：兴修钱塘江海塘，抵御海潮侵袭，让杭州从“斥卤之地”变成“鱼米之乡”；不称帝、不扩张，始终坚守吴越一隅，专心治理地方，让百姓在乱世中得以安居乐业。

史实中的钱镠，与剧中塑造的精神形象完全一致。他出身贫苦，起兵后始终以“民为根本”，禁止军队劫掠百姓，轻徭薄赋、招抚流民，推动吴越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飞速发展。剧中钱弘俶整顿吴越时，常常提及“先祖钱镠曾言，治世先治民”，这份传承，正是钱氏家族能在十国中长期立足、口碑载道的关键。钱镠一生节俭，勤政爱民，民间千年称颂，他的风骨，也成为《太平年》中钱弘俶成长路上的精神灯塔。

五、冯道：剧中“斡旋乱世的老臣”，被误解的救时宰相

冯道在《太平年》中是一个极具争议却又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历经四朝十帝，身处乱世中枢，却始终坚守本心。剧中有一个经典名场面：钱弘俶北上汴梁，目睹契丹暴行，朝堂上行刺恶将失败，身陷险境，正是冯道挺身而出，在契丹与后汉势力之间艰难斡旋，保住了钱弘俶的性命，也悄悄稳住了汴梁的混乱局势。剧中还刻画了他与郭威的秉烛夜谈，一句“削藩非以力胜，乃以智取”，道出了五代政治博弈的核心，也展现了他的智慧与远见。

后世有人骂他“无节操”，可《太平年》却还原了他的另一面：他不党不私、不贪不暴，一生都在做“救民于水火”的事——劝君主少杀人、护文士、救灾民，在战乱中保全典籍与文明，让百姓尽量减少苦难。剧中的他，没有权臣的跋扈，只有乱世老臣的无奈与担当，正如近现代史学界对他的平反：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他不是不忠，而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守护着乱世中的一丝文明火种，是当之无愧的“救时宰相”。

六、王朴：剧中柴荣的“左膀右臂”，五代第一战略家

《太平年》中，王朴虽戏份不多，却每一次出场都直击要害——他是柴荣最信任的重臣，是后周统一战略的核心制定者。剧中提及，柴荣北伐契丹、南征南唐前，都曾与王朴彻夜长谈，而王朴所著的《平边策》，正是后周乃至北宋统一全国的战略蓝图。剧中还刻画了他“刚正严明”的形象：整顿吏治时，不惧权贵、严惩贪腐，哪怕是皇亲国戚，只要触犯律法，也绝不姑息，成为后周吏治清明的关键。

史实中的王朴，才华横溢、远见卓识，不仅精通战略，还擅长历法、音律，是五代少有的全能型人才。他辅佐柴荣期间，推行改革、整顿军纪，为后周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剧中隐晦提及他的早逝，柴荣得知死讯后痛哭不止，感叹“天夺吾良相”——若王朴不死，柴荣或许能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而北宋的历史，或许也会被改写。他的忠诚与才华，在《太平年》的细节中悄然绽放，成为乱世中“贤臣”的典范。

七、李嗣源：剧中隐晦提及的“小康之主”，五代少见的仁君

《太平年》中，李嗣源虽未直接出场，却多次被剧中老臣提及——他是后唐的第二位君主，也是五代乱世中少见的“小康之主”。剧中提及，后唐之所以能在乱世中维持短暂安定，正是因为李嗣源称帝后，减赋税、裁宦官、远声色、勤政节俭，让百姓得以喘息，史称“天成小康”。

史实中的李嗣源，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他称帝后，废除后唐庄宗时期的苛政，禁止宦官干政，重用贤才，轻徭薄赋，招抚流民，让北方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与五代其他嗜杀的君主不同，他不滥杀、不嗜杀，对待旧臣宽厚，对待百姓仁慈，哪怕晚年昏聩，也始终坚守“爱民”的底线。《太平年》虽未过多刻画他，却通过侧面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乱世仁君的风骨，也读懂了五代乱世中“安定”的来之不易。

八、王审知：剧中南方“治世之主”，闽地千年称颂的明君

《太平年》的主线虽聚焦吴越与后周，但也多次提及南方各国的局势，其中，闽王王审知就是剧中隐晦刻画的“治世之主”。剧中提及，五代时期，南方各国战乱不断，唯有闽地在王审知的治理下，得以安定富庶——他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交好中原、不兴兵革，还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让闽地成为乱世中的“避风港”。

史实中的王审知，与剧中塑造的形象高度契合。他出身贫苦，起兵后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不称帝、不扩张，专心治理闽地。他废除苛政、整顿吏治，重用贤才、兴办学校，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让闽地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他一生节俭，勤政爱民，不贪财、不好色，对待百姓如同子弟，闽地百姓千年奉为名宦名王，几乎无负面记载。《太平年》通过侧面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南方明君的担当，也读懂了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偏安治世”的温情。

九、符彦卿：剧中“忠勇仁厚的名将”，满门忠勋的长者

《太平年》中，符彦卿虽戏份不多，却凭借“忠勇仁厚”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他是后周的名将，也是柴荣的岳父（剧中符皇后的父亲），剧中刻画他善战而不嗜杀，治军严整、爱民如子，哪怕历经多朝，也始终坚守忠节，不恃功自傲、不结党营私。剧中提及，柴荣亲征时，符彦卿辅佐左右，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却始终低调谦逊，对待士兵宽厚，对待百姓仁慈，成为后周军队的“精神支柱”。

史实中的符彦卿，是五代第一流的名将，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朝，始终以德立身。他善战不嗜杀，每次征战都严禁士兵劫掠百姓，所到之处，百姓皆夹道欢迎；他为人仁厚，对待下属宽厚，对待亲友真诚，三个女儿都成为皇后（周、宋两朝），满门忠勋，却始终低调谦逊，不恃宠而骄。《太平年》虽未过多刻画他，却通过符皇后的角色，侧面展现了他的家风与风骨，让我们看到了五代乱世中“名将仁厚”的难得。

十、李煜：剧中“悲情词帝”，仁弱却善良的君主

《太平年》中，李煜的戏份虽集中在后期，却成为剧中最具悲情色彩的“好人”。剧中刻画他仁慈、爱民、不好杀，信佛向善，身为南唐后主，他不擅长权谋，却始终坚守本心——面对北宋的兵锋，他不愿让江南百姓遭受战火，多次遣使求和；哪怕国破被俘，也始终牵挂着南唐百姓的安危。剧中还刻画了他的才华，月下填词、花间赋诗，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道尽他的悲情与无奈。

史实中的李煜，与剧中形象完全一致。他不是昏暴之君，只是生不逢时的“文人君主”——他仁慈爱民，减免赋税、救济流民，禁止滥杀无辜，南唐在他的治理下，虽国力衰弱，却也得以维持短暂的安定；他文化修养极高，诗词、书法、绘画皆造诣深厚，被誉为“千古词帝”。他的亡国，是实力差距的必然，而非个人昏庸，后世对他的评价，多是同情与惋惜。《太平年》没有抹黑这位悲情君主，而是还原了他的善良与才华，让我们看到了乱世中文人的风骨，也读懂了“生不逢时”的千古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