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历史剧《太平年》在全网刷屏，该剧罕见的以五代十国为背景，向观众展示了一幅风起云涌的乱世画卷，开播以来口碑爆棚，我忍不住看了几集，确实不错，但今天不打算和各位聊剧情，就谈谈我对该剧片名的一点想法。

最近历史剧《太平年》在全网刷屏，该剧罕见的以五代十国为背景，向观众展示了一幅风起云涌的乱世画卷，开播以来口碑爆棚，我忍不住看了几集，确实不错，但今天不打算和各位聊剧情，就谈谈我对该剧片名的一点想法。

我觉得《太平年》这个名字，很恰当地概括了该剧的主旨，五代乱世，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早一点结束战乱，让大家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其他的都无所谓。

其实不仅是五代十国，“太平年”是中国历朝历代从上到下的共同理想，北宋张载有句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你看，儒家研究了一辈子学问，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万世开太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安稳稳居家过日子。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和平年代待久了的我们而言，这个理想听上去一点也不激动人心，“太平年”，这不是我们年复一年都在经历的吗？我们已经对其像空气一样习以为常，儒家竟把它当做至高理想，这未免太“没出息”了吧。

有意思的是，“太平年“虽然看似平常，但在古代中国，真正”太平“的时代却屈指可数，历朝历代的所谓”盛世“大多维持不了多久，短则几十年，长则一百多年，其余时间就是各种大小战争不断，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不难发现，每个朝代都会爆发战争，不是农民起义，就是军阀叛乱，要么便是外族入侵，若再遇上个天灾，王朝直接下线，人口随之减半，整个社会重新洗牌。

如果把古代中国与同时期的欧洲做个比较，中国古代的战争无论从规模到烈度都要远超欧洲，欧洲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主要集中在古典时代，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及宗教改革以后，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不仅战争较少，战争规模也相当有限。

反观中国，从战国到晚清，战争连绵不断，而且伤亡巨大，秦灭六国的战争让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200万，汉匈战争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三国时期叠加各种天灾人祸，人口更是从汉末的5000多万锐减至1000多万，曹操的诗句——白骨荒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这一乱世的生动写照。

欧洲直到17世纪才爆发了又一场惨烈的战争，即号称西方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发生在德国境内，起源于宗教冲突，日后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会战，人口损失达五六百万。

但这个数字和中国比起来依旧是小巫见大巫，19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导致大清损失了2000万人口，甚至还有人觉得这个数字太保守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总伤亡数很可能超过了一个亿！要知道，这已经超过了二战全世界的伤亡人数。

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生于春秋乱世的儒家，对战争的恐惧已经刻到了骨子里，以至于被干出了PTSD，近乎偏执地将“太平”作为终极理想，只要哪个帝王有能力平定天下，他们便即刻双膝下跪，高呼万岁。

于是就有了后来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著名定义：

中国只有两个时代——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然而讽刺的是，当儒家孜孜不倦地追求“太平”，“太平年”反而成了最奢侈的理想，尽管历代帝王从儿时就接受“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但每个王朝都没能逃脱在内乱中崩溃的结局。正如古代老百姓把“吃饱肚子”作为人生目标，看似很低不难实现，到头来仍免不了忍饥挨饿，你越想要太平，太平就越不可及，你越想吃饱，反而得天天饿肚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隐藏着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农业受制于自然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遭遇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由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简单地说就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粮食的增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如果一个社会人口越来越多，饭迟早会不够吃，于是就会产生饥荒，饥荒会引发内乱，导致社会重新洗牌，回到原点。

这套理论很多人都挺熟悉，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大多数都能用马尔萨斯陷阱加以概括，但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

马尔萨斯陷阱只考虑了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模型，却忽视了另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权力与政治的运行。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会爆发周期性内乱，除了存在马尔萨斯陷阱以外，还与社会的运行机制有关。

从秦朝至清末，中国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加强的社会，尤其是到了明清，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缺乏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当权力向民间汲取资源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任何阻碍。

比如秦朝征用大量民力修建长城，直接点燃了秦灭亡的导火索；汉武帝为了讨伐匈奴肆意敛财，导致全社会差点破产；隋炀帝大搞面子工程，把国家都给搞没了；明朝万历三大征让民间不堪重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除了以上这些，还有皇帝为满足个人享乐向民间的各种索取和摊派，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皇帝本人，他们要么穷兵黩武，要么贪图享乐，要么心理变态，实在挑不出啥毛病，就让所谓的“奸臣”来背锅，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换成一个“贤君”，情况是不是会好一点？

很遗憾，即使有所谓的好皇帝上台，老百姓的日子仍不好过，甚至还可能越来越糟糕。

因为皇帝的下面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真正支撑传统社会运转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僚系统。

随着社会日趋稳定，皇权就会通过官僚系统不断向下延伸扩张，直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根据明代官员刘体乾的统计，汉朝全国的官员数量有七千五百员，唐朝有近一万员，宋朝极盛时期则达到了三万四千员，到了明朝，这个数字则飙升至12万人。

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官员数量往往较少，以宋朝为例，根据历史学家张宏杰的描述，北宋初期的内外官员总共才5000余人，四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再过四十年则翻了四倍，这还仅仅是官员的数量，并不包括吏的数量。

为什么古代的官僚系统会越来越庞大？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导致治理成本增加，毕竟疆域扩大了，人口增多了，政府治理也会趋向复杂化，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官僚系统自身。

官僚系统垄断了公共品的供给，所谓公共品，就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些举措，比如兴修水利，维持治安，拱卫边疆等等。这些公共品因为投入巨大，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垄断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评估产出？

垄断意味着缺乏竞争，也意味着你不需要像企业那样考虑投入产出比，你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究竟能创造多少回报，这是难以估量的，所以官僚系统可以不停地增派人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增派管事的。

这其实和某些大企业很类似，当子公司遇到挑战或陷入经营困境的时候，上级部门往往会空降一群领导下来，美其名曰“指导工作”，实则是给下级员工增加负担，原本听一个人就行，现在则要听两三个人的意见，最关键的是，所有事情到头来还是得自己做！

随着管事的人越来越多，权力寻租的现象就会普遍化，这也很好理解，原本我只需要贿赂一两个官员，如今来了一堆，想要办点事就必须把他们都伺候好了。同样的，朝廷向地方征税，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中途往往被层层截流，最后进入国库的数字大打折扣。

比如大清广东的粤海关，在英国人接手管理之前是大清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整个海关从上到下无一不贪，让所有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苦不堪言。粤海关甚至公然违反朝廷的明文规定，不对商人公布税率，这就意味着商人来华做生意成了开盲盒，海关官员想收多少就收多少。即便如此，他们还得重金贿赂这些官员，才能确保货物的正常流通。

治理成本上升叠加腐败横行，不断加重着民众的负担，历代帝王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裁撤冗员，减轻赋税，减少宫廷花销，但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即使你征税的数量少了，可该花钱的地方还得花，能贪污的地方继续贪，老百姓可能名义上少交了一部分税，但很快又会有新的苛捐杂税，或者把旧税新税一起合并计算！

明朝的一条鞭法就是典型，这原本是一项利民措施，就是把各项税收合并为一条，并改为用银两支付。可结果是农民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政府加征了新的徭役，还把新税并入到田亩税中，减税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

更讽刺的是，当朝廷打算裁撤冗员或者搞税制改革的时候，往往就是王朝拐点的开始，为什么要减税？因为老百姓已经吃不消了，而一旦老百姓吃不消，政府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朝廷已经缺钱了，这时候你想起来要改革，即便成功那也是一时的，整个官僚体系与既得利益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不仅蚕食着民众利益，也蚕食着皇权自身。

当然，这一切都是皇权无限延伸种下的恶果，当一个社会的权力运行已经超出了全民的供养能力，而它又必须靠继续压榨来维持自身运行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到达了崩溃的临界点，再加上马尔萨斯陷阱决定了资源上限，这就让王朝覆灭成了必然，大治之后必有大乱，这与帝王是否贤明，臣子是否忠君无关，因为它就是一个系统局。

说到底，所谓“太平年”只是王朝上半场的一小段黄金岁月，想要真正实现“万世太平”，在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里是不可能的。儒家眼里的“太平年”，往往标志着一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横空出世，但他们未曾意识到，帝王的野心和能力越大，权力就越不受约束，官僚系统搜刮民脂民膏的能力也会不断加强，汉武帝、朱元璋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有为之君，但也让整个社会因为他们而窒息。

儒家的根本问题，是把“太平”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的超神发挥上，这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社会的繁荣稳定源于商业和贸易，只有把全民的蛋糕做大，才能降低发生贫困和饥荒的风险；其次是约束权力，尤其是防止权力对社会资源的肆意汲取，缓解当权者与民众的矛盾。

很多人严重低估了商业的价值，商业不仅能促进经济繁荣，还能驯化权力和暴力。

一方面，商业能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而商业的发展源于私有财产保护和技术创新，如果统治者仍像往常那样一味索取和压榨，只会扼杀民间的创业与创新热情，成熟的商品经济根本不可能产生，所以政府不得不转变角色，从传统的汲取型向现代的服务型转变。

另一方面，商业能让人与人保持良性竞争。在传统社会，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都是零和博弈，失败的一方往往身首异处，血流成河。但商业竞争并非如此，商业竞争是非零和的，赢得一方能得到市场的奖励，输掉的一方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商业还能促进合作，正所谓“和气生财”，一个天生好斗的人，在商业社会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你可以勾心斗角，你可以机关算尽，但决不能诉诸武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你拥有或失去的，无非是金钱而已。

当然，以上这些答案在传统社会里永远也找不到，因为古人无法预知日后的全球化、工业革命和民主运动，这些都是一个社会实现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才得以让“太平年”成为日常，而不再是一种奢望。

来源：啸瞰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