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部恢宏巨制应该是第一部以五代十国为背景，描绘中国这段最动荡最破碎历史的大制作，其中最打动我的，不是权谋斗争和战争场面，而是它在反复强调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下来最基础最朴素的一个价值共识，那就是：人，要有是非善恶之分。

最近看《太平年》有点上头，总想写点什么，结果写着写着又转进到美国了，你看这事闹得。

这部恢宏巨制应该是第一部以五代十国为背景，描绘中国这段最动荡最破碎历史的大制作，其中最打动我的，不是权谋斗争和战争场面，而是它在反复强调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下来最基础最朴素的一个价值共识，那就是：人，要有是非善恶之分。

杀人是错的，吃人更是错上加错，就算你是被这世道逼得如此，心里也要清楚，自己在作恶，而不是把作恶合理化、正当化，正因如此，我们的历史才会留下褒贬，我们的故事才会有赞扬和唾弃，我们的记忆才会有歌颂和审判。

五代十国是一个皇权解纽、武夫当道的时代，弑君篡位如同家常便饭，父子相残、兄弟相屠屡见不鲜，然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将这种混乱理解为一种新道德新秩序，大家知道你在作恶，作恶者大多也清楚自己在作恶，人们在内心坚持着价值共识，是非知道。

朱温篡唐称帝，终身背负篡逆之千古骂名，儿皇帝石敬瑭卖国求荣割让燕云十六州，在史书上更是遗臭万年，这些历史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即便在武力可以决定一切的表象之下，“正统观”“忠义观”“华夷之辨”这些中国传统价值共识，仍然影响着历史评价与人心向背。

真正的野蛮，不是有人作恶，而是整个社会系统性地将恶行正当化，五代十国百年混乱没有演变成中华文明的彻底断裂，就是因为这种“知其恶”的集体意识从未完全熄灭。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短命政权都在追认前朝、请求正朔、修撰史书，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在基因层面的本能反应。

即便在刀剑说话的时代，政治权力仍然渴望被纳入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叙事中，而不是彻底诉诸强权即公理的野蛮逻辑。

这种对正统的执着追求，是中华文明在极端压力下的自我保护机制，它阻止我们滑向更彻底的虚无。

在那黑暗无光的岁月里，我们没有像西罗马崩溃后的欧洲那样，将封建割据永久合理化；也没有像波斯伊斯兰化后那样，以宗教法统完全取代政治传统；更没有像日本武士政权那样，将军事贵族统治固定为世袭秩序。

中华文明在乱世中保留了“一统”作为政治想象的上限，将分裂视为异常而非常态，即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这为后来的北宋重建奠定了基础，但也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统治者对武将集团的排斥和恐惧，宋代重文抑武、中央集权、士大夫政治的强化，都是对那个黑暗年代矫枉过正式的回应，这或许会削弱国家的军事能力，但它确保了五代十国的暴力轮替不会再重演。

文明延续的奥秘，不仅在于创造辉煌的能力，更在于从崩溃中学习、修复的制度化能力，漫长的历史中，华夏大地多次由乱入治的循环，就是这种文明韧性的体现。

好，抒情结束，我要开始转进了。

看《太平年》，我不禁联想到当今世界的某些趋势，霸权主义被包装为打击贩毒，一国之总统竟然可以被上门查水表；

政治斗争被包装成打击非法移民，ICE竟然可以肆无忌惮的当街杀人，竟然是合法的；

公平贸易被偷换概念成为甲方最大，关税竟然变成了一种武器；

当整个国家开始习惯于为结果辩护，把强权视为规则，把恶法当成真理，那用我们中国古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太平年》最珍贵的启示在于，文明存续的关键，不在于永远不犯错、不崩溃，而在于保留“知道自己在犯错”的能力。

五代十国之所以能走向宋代重建，正是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有人记得什么是“乱”、什么是“常”，什么是“不得已而为之”、什么是“本不应该为”。

当一个国家开始系统性地将不义解释为文明、将掠夺美化为智慧、将强权论证为法则，那它真正的危机就已经降临。

抵御这种危机，需要有人像剧中那些守护价值烛火的人物一样，在任何时代都坚守最朴素的是非判断：杀人是错的，抢劫是错的，欺凌弱小更是错的，无论它被包装成何种“必要”或者“文明”。

历史不是线性进步的童话，文明也不是一旦获得就永不会失去的财产，每一次重温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记忆，都是对文明底线的重新确认。

我们或许无法杜绝恶的存在，但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将恶定义为恶的语言能力、道德勇气和制度坚持。

这就是中华文明在这颗星球上延续5000年不曾断代的根本原因。

来源：剧集不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