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年》热播后，一向冷门的五代十国史引起广泛讨论，了解我做这段历史的师友，纷纷推荐我看这部剧，早在数月前，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部剧的宣传，从画面质感、场景呈现、服饰制作来看，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但面对这样一部电视剧，我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
《太平年》石重贵降辽与五代十国的亡国降君
文 / 陈红静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特勤学院
《太平年》热播后，一向冷门的五代十国史引起广泛讨论，了解我做这段历史的师友，纷纷推荐我看这部剧，早在数月前，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部剧的宣传，从画面质感、场景呈现、服饰制作来看，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但面对这样一部电视剧，我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很高兴能够以影视作品的形式向大众普及相关历史，另一方面，出于学术思维的惯性，我又难免会用更为苛刻的眼光去审视它。这倒也不是我囿于学究式的傲慢，纠缠于细碎历史细节的对错，而是面对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我们如何呈现出乱世中的权力与人心、治道与治术，而不使之沦为个别帝王将相的功德簿，这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情。显而易见，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能够在纷乱历史中始终重归统一，绝非某个人圣人般的文治武功能够取得的，而戏剧创作往往会倾向于突出塑造某个人物、某起事件，以更强烈地方式表达戏剧冲突或寄托今人的情感价值取向，这就难免会出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一定程度上的错位。
在《太平年》目前所播放的剧集中，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后晋出帝石重贵投降辽帝耶律德光的画面。也许是为了突出亡国的悲凉与凄惨，《太平年》在拍摄石重贵投降时极尽屈辱，不仅安插了所谓“牵羊礼”的投降仪式，还令耶律德光在现场扔下衣袍，羞辱石重贵。而实际上，契丹灭晋，石重贵时并没有举行投降仪式，更遑论牵羊礼。《旧五代史》载，开运二年十二月，石重贵闻耶律德光即将渡过黄河，欲与李太后前往亲迎，遭到耶律德光的拒绝，称：“岂有两个天子道路相见！”至开平三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至东京城北外，石重贵举族出封丘门，乘肩舆至城郊，耶律德光亦拒绝与之相见。直至石重贵被掳掠至契丹，他都没能够见上耶律德光，更谈不上遭到耶律德光的当众羞辱（《汉高祖实录》载，石重贵见过耶律德光，但双方遵守礼仪，无刻意的羞辱情节）。所以，这个情节的设计出自虚构，可能嫁接了有关北宋亡国之时对于徽、钦二宗降金仪式的传闻，从而强化亡国于夷狄之君的屈辱感。毫无疑问，亡国之君必会遭到屈辱对待，但在受降这样的正式仪式中，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德，没有必要添加这种额外的羞辱。耶律德光入东京城后，为了安抚人心，有意迎合中原民意，斩杀趁乱剽掠的晋将张彦泽，并“改服中国衣冠”，这些行为表明，最起码，耶律德光在表面上是需要营造政治遮羞布的，不会在礼仪上刻意刁难石重贵。另一方面，在胡汉语境消解的五代十国，中原未出现对非汉君主的强烈排斥，后唐、后晋、后汉皆为沙陀人，在契丹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也没有引起胡汉之间激烈的民族对抗，“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甚至也得到了南方藩属政权的承认。在《太平年》中，誓不臣服于契丹的钱弘俶，并无相关的史实依据，而在吴越境内的墓志出现了“会同十年”的称号，说明这一时期的吴越国承认了辽对中原的统治。荆南高从诲则两边下注，既入贡契丹，又遣使河东劝进刘知远（《资治通鉴》卷286）。南唐方面，与契丹保持兄弟之国的关系，对于后晋的灭亡乐见其成，还“遣使贺契丹灭晋”。对于这些行为，站在夷夏之辩或是忠君思想的角度，应当受到道义的指责，这也是《太平年》电视剧里所展现出的，但在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乱世中，以弱从强才是各个政权的生存策略，这也是吴越“以小事大”、“善事中国”的基本逻辑。
《太平年》刻意塑造了几个在乱世中坚守道义的年轻人，一个是本剧的主角，也是纳土归宋的钱弘俶，一个是为结束乱世奠定基础的后周世宗柴荣，一个是基本结束五代十国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这固然宣扬了许多我们心中所想的正向价值观，但与现实总是存在很大出入的。在一个秩序沦丧的乱世，他们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政治见识，但很难是一个坚守三纲五常的道德君子，或许他们富有理想，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罢了。
石重贵真正遭受的侮辱，不是在契丹入主之时，而是在漫长的囚徒生活之中。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失去权柄依仗的石重贵迁往辽国后，遭到了很多屈辱的对待。石重贵行至锦州时，被强迫跪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遗像，石重贵幼女为辽永康王属将求娶不得而遭入室劫掠，石重贵妃嫔为述律王子所抢夺等等。这些遭遇，给石重贵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作为一个曾经站在权力之巅的皇帝，这番处境自然是值得同情，不过相对于石重贵本人，与他相关联的女性明显遭遇了更为悲惨的迫害，这一点也应受到关注。
不独石重贵，这一时期降宋的亡国之君也同样悲惨，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与石重贵一样，李煜在开宝八年（976）金陵城破之时，亦欲自焚，《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国主令积薪宫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则尽室赴火死。”然而，在宋将曹彬的劝说下，李煜得知能够保命，也与石重贵一样未能坚定赴死的决心。但与石重贵不同的是，契丹承认其天子的地位，在投降过程中保存了一定的体面，而李煜及其所统治的南唐被宋人视为伪国伪主，宋军包围南唐皇宫后，李煜向宋将曹彬实行了“跪拜纳降”的投降仪式。开宝九年正月，李煜抵达汴京后，赵匡胤又亲自举行了献俘仪式，《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御明德门受献，煜等素服待罪”。李煜在宋朝的生活，同样艰难度日，人身自由遭到严格的限制，外人亦不得探视，基本生活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宋史·李煜传》又载“太平兴国二年，煜自言其贫”。除了物质上的穷困，精神上的凌辱也是常有的，在陪侍宋朝皇帝的过程中，降宋的亡国之君时常遭到戏弄，《宋史》卷478载：“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鋹，令纵观，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李煜的妻子小周后，也为宋太宗所欺凌，《江南野史》载：“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煜的降宋生活自然备受折磨，由此创作出众多故国之思的词作。纵然如此，宋廷仍对李煜的表现不满，太平兴国三年，李煜患病，宋太宗命翰林医官前往视疾，“中使慰谕者数四，翌日薨”，显然，李煜的死非比寻常。
除了李煜，更早灭国的后蜀后主孟昶也疑死于非命。乾德三年（965）正月，宋军攻破剑门、夔州，成都指日可待，蜀主孟昶投降，并备“亡国之礼，见于军门”（《长编》卷6）。所谓“亡国之礼”具体是什么形式，不得而知，在其后孟昶押往汴京仅“素服待罪明德門外”（《长编》卷6），应该也没有什么“牵羊礼”。投降之初，孟昶仍疑虑降宋后孟氏宗族能否得到保留，此时川蜀地区的有生力量还在，赵匡胤为减少收复蜀地的阻力，保证优待孟氏，声称“朕不食言，尔无他虑”（《宋史》卷479），孟昶这才打消投降的疑虑。然而，孟昶前往汴京后，宋将在蜀地烧杀抢掠、为非作歹，引起了蜀人的激烈反抗，孟昶也受到蜀人的普遍思念，也许出于忌惮孟昶在蜀地的威望，迁居汴京不到一个月的孟昶便骤然薨逝，其母李太后也绝食而亡。
此外，还有南汉后主刘鋹于开宝三年（971）降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去世，北汉后主刘继元，太平兴国四年（981）降宋，淳化二年（991）去世，二人入宋后还活了十年左右，算是正常死亡。两人相对幸运的结局，也非源于宋朝君主的仁慈，除了个人求生的智慧外，更重要地是二人的政治境遇不同。南汉、北汉，在宋朝眼里，一个地远蛮荒，一个国土危蹙，两个政权本身就对宋朝的统治构成不了威胁，再加之二人都是有名的昏庸残暴之主，无法再对故国产生大的影响力。于宋朝而言，杀他们并无益处，还徒增了滥杀降君的恶名。当然，能够保全性命，也不代表他们降宋后可以过上惬意的生活。刘鋹想尽办法讨好宋朝皇帝，“尝以珠结鞍勒为戏龙之状，极其精妙，以献太祖”，宋太宗出征太原前，刘鋹以自贬的方式奉承道：“朝廷威灵及远，四方僭窃之主，今日尽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这种谄媚的生存策略，与刘禅的“乐不思蜀”大概异曲同工。
毫无疑问，亡国之君的命运都谈不上多好，性命能够得到保存，便已经是十分罕见，至于他们在他国的生活所面临的猜疑、凌辱等等，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纳土归宋的吴越钱弘俶，也需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只不过，宋人在记述这些亡国降君的境遇时，带有十分强烈的本朝立场，对于掳掠至契丹的石重贵，史臣既同情又愤怒，《旧五代史》详细记载了石重贵遭遇的欺辱，并在评论中骂道：“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之甚也！”这种同情，自然包含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也不免有着宋人在与辽朝对峙中所产生的强烈危机感。作为承续五代而立的宋朝，面对中原天子为辽朝劫掠的境遇，宋人不免带入对本朝命运的忧患意识。在记述后蜀、南唐、南汉、北汉等亡国之君的命运时，作为胜利者的宋人，在官方史书中多少隐晦了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甚至大肆夸饰宋朝君主对待亡国之君的仁德与宽容。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更多地站在人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些亡国降君的个人遭遇，而没有必要变成一个宋朝人，为宋人的政治现实服务。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