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一开年，就让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的热播剧，非《太平年》莫属。作为今年央视率先亮相的历史题材重头戏，这部剧把镜头对准了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的那段乱世风云，开播之前豆瓣上已经有超过1.1万人标明“想看”。剧集一上线，话题一路走高，不少观众却坦白承认，五代十国
2026年一开年，就让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的热播剧，非《太平年》莫属。作为今年央视率先亮相的历史题材重头戏，这部剧把镜头对准了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的那段乱世风云，开播之前豆瓣上已经有超过1.1万人标明“想看”。剧集一上线，话题一路走高，不少观众却坦白承认，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实在太过陌生，不提前做点功课，很难跟上剧情节奏。这也不奇怪，五代十国本来就是教科书里一笔带过的冷门章节，此前几乎没有哪部影视作品愿意以它为背景。
短短五十三年间，光中原王朝就换了十五位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正称得上“走马灯”。更让人不适的是，这个时代的昏暗与残酷，远远超出当代人的想象。偏偏又是这段被忽略的历史，一头连着辉煌的大唐，一头接着富庶的大宋，把两种制度、气质乃至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串联在一起。二十世纪学界盛行的“唐宋变革论”，就认为唐宋之间中国社会从“中古”走向“近世”，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变。明人陈邦瞻也早就察觉，唐宋之间“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差别之大，宛如两个世界。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兴起不过半个世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剧烈的转变？答案就藏在五代十国的连年烽火里。
要真正看懂《太平年》的内在逻辑，尤其是赵匡胤、钱弘俶等人的选择与命运，必须站得更高，从“大历史”的视角，去看那些身处乱世的“小人物”怎样沉浮。读懂这段历史，既能看懂剧，也能领悟乱世中的和平抉择。
乱象的种子，早在公元754年就已埋下。那一年天宝十三载，唐玄宗在位已经整整四十二年，他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垂垂老者。在他眼中，这四十多年国泰民安、仓廪丰实，边关拓土、四方来朝，生活里有杨贵妃唤他“三郎”的温柔，有听琴、吃荔枝的惬意，一切都似乎恰到好处——如果他在那一年驾崩的话。朝堂权贵与市井百姓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竟然是他们余生，甚至未来近两百年里最后一个“太平年”。
第二年，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被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叛军两个月攻下洛阳，安禄山称帝；半年后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前遭遇兵变，杨贵妃香消玉殒。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逃向西北的太子李亨被将士拥立登基，唐玄宗只能接受“被当太上皇”的命运。安禄山起兵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节度使本是唐玄宗为便于扩张边境而设，因其统摄一地的军权、财权与人事权，边境一旦失控，这些“无名有实的土皇帝”就会变成帝国最致命的威胁。安禄山正是利用手中权力，掀起席卷天下的狂澜。
乱局平定用了整整八年，大唐的虚弱早已暴露无遗。河北、两淮的节度使不再听从中央号令，甚至拒绝缴税，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朝廷为剿灭他们，又不得不任命新的节度使，恶性循环就此形成。西部边境的吐蕃屡屡南下劫掠，甚至攻占长安。史书记载，从安史之乱起，唐朝“国都六陷，天子九迁”，核心地带在一次次战乱中满身疮痍。
公元875年，盐商黄巢在山东揭竿而起，大军横扫半个中国，一度攻入长安称帝。危急关头，朝廷故技重施，向外族借兵。沙陀人李克用率部南下，重创起义军，起义军将领朱温选择投降，反手给起义军致命一击。在李朱二人合力下，黄巢起义被平定，二人也借此进入权力中心。天子成了傀儡，巨唐沦为残唐，朝堂之上人人想做曹操，鲜少有人真心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朱温最终抢得先机。904年，他将唐昭宗强行迁往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一次性杀死三十多名朝臣，尸体像病死牲畜一般被抛入黄河。他不愿只做曹操、司马懿，而是要在有生之年登基称帝。907年，他在尚未剪除李克用等强藩的情况下，直接废掉唐哀帝，建立后梁。从此，他不再是最大的军阀，而要成为天下唯一的皇帝。李唐的覆灭没有引发多少忧伤，只留下无数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眼睛，虎视眈眈，磨牙吮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正式翻开。
赵匡胤出生时，父亲赵弘殷在洛阳禁军当差。四年前，公元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在河北称帝，建立后唐，随后攻破汴京，灭掉宿敌朱温建立的王朝。赵弘殷因救驾有功，升为禁军将领，从此扎根洛阳。后唐初年算得上乱世里难得的喘息期。李存勖灭梁后又扫平众多藩镇，尤其两个月攻下易守难攻的蜀地，让南方诸国为之胆寒。通过兵变上台的李克用养子李嗣源更是一代明君，整顿吏治，与民休息，带来短暂中兴景象。禁军不必频繁出战，赵匡胤在相对太平的环境中长大，读书习武，练就一身本领。
二十一岁那年，他渴望建功立业，出门游历天下。这段童年经历赋予他乱世中少有的天真，他带着古典时代的豪侠之气，以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平生最见不得不公，爱打抱不平。坊间盛传，他途中偶遇强盗劫持女子，只身上前救下，又千里护送姑娘回家，一路严守礼节。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经典戏曲《千里送京娘》。
故事终究是故事，走出洛阳，他看见了世道更残酷的一面。晚唐以来的连年战争把千百年来的道德底线打得粉碎，君臣伦理沦为废纸，节度使敢杀天子，将领能杀节度使，牙兵稍不如意就把主帅送上黄泉路。父子相弑、兄弟互杀成为常态，各种畸形、嗜血的行径层出不穷。最令人发指的，当属五代武人以人为粮的恶习。起初是因军粮不足，拿俘虏充饥，后来竟吃出瘾头，即便不缺粮也常去附近村寨抓人杀做军粮，有人甚至迷信“以形补形”，哪里受伤就专吃人的哪一部分。
庙堂之上的所谓衣冠楚楚者，多半更是禽兽。南汉末代君主刘鋹将朝政全盘交给宦官，还规定为官者必须先自宫，于是出现了满朝文武皆太监的荒诞一幕。血腥、癫狂、糜烂、丑恶，构成那个时代的底色。赵匡胤面对的，正是在战乱中被彻底唤醒的人性至暗面。
乱世之中最苦的永远是百姓。除了随时丧命，无尽的劫掠让人根本活不下去。赵匡胤一路走来，只见城镇化为废墟，村庄变成荒丘，昔日的繁华要么成为路边枯骨，要么举家逃亡，不知所踪。良田荒芜，河渠失修，只有年复一年的白雪，徒劳地想洗净这片土地上的罪孽。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若说乱世里还有一块可以称作“乐土”的地方，只能是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同样起于节度使，靠半生征战据有两浙之地。相比北方节度使，他远离中原战火，也难以像昔日越王勾践那样挥师北上。吴越立国之初，钱镠就定下规矩：中原王朝如何更迭，都奉其为正朔，称臣纳贡，以此换取对方承认与支持。这种“事大主义”做法在南方不算罕见，唯一的例外是占据淮南、江南、江西膏腴之地的南唐。南唐国力最强，争霸之心最盛，中原也需要吴越在南唐背后加以牵制。五代之世，吴越与南唐虽有苏州、常州一带的摩擦，大体还是维持了和平。
钱氏在吴越共传三世五君，历代君主都算得励精图治，保境安民，这在五代十国中可谓难得的清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钱氏对两浙的开发。自安史之乱、特别是黄巢起义以来，北方战乱不止，大批百姓南渡，太湖平原、宁绍平原人口激增，人地矛盾日益尖锐。钱镠主政后大兴水利、开垦荒田，安置北方流民，尤其是疏浚西湖、修筑捍海石塘，彻底改变了杭州的水利环境，周边数十里土地受益匪浅，也为杭州后来成为两宋南方第一大城打下基础。在钱氏治下，杭州乃至整个两浙经济腾飞，泽被后世。教科书常说唐宋之间经济重心南移，吴越钱氏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漫长进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钱镠与赵匡胤都不会想到，百年之后杭州将在风云际会中成为左右宋室乃至华夏生死存亡之地。
钱俶第一次见到赵匡胤，是在公元976年春天。这一年钱俶四十七岁，赵匡胤四十九岁。钱俶本名钱弘俶，和两位哥哥同属“弘”字辈。赵匡胤称帝后，向来“事大”的吴越主动避讳，把祖宗定下的字辈从名字里删去。两人只差两岁，一个是在深宫中长大的弱柳，一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雄主，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悬念，更像是一场单向碾压。
赵匡胤能当上皇帝，是个人努力与历史进程结合的典型。后唐之后，中原又经历了后晋、后汉两个沙陀政权，宫廷政变与军阀厮杀愈演愈烈。更糟的是，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为登基不惜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北方契丹，换取对方支持，给本已混乱的局面再添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尽管石敬瑭家族久居中原，在“华夷之辨”里被视为华夏，而契丹在风俗、法度、文教上与中原差异很大，他割地之举从开始就被天下人唾弃。后果很快显现，后晋末年局势动荡，契丹挥师南下，掳走后晋皇室，自己在汴梁皇宫里当起皇帝，“辽”这个汉化国号由此开端。
契丹入主中原激起汉地军民强烈反抗，被迫北撤。这一过程中，汉人军阀快速成长，郭威是代表人物。他从一名牙兵起步，摸爬滚打，在后汉开国时立下汗马功劳，被委任枢密使，统率全军。地位一旦太高，猜忌随之而来。五代军人面对猜忌只有两种选择：你死，或者我亡。郭威选择造反，代价惨重，留在汴京的一家老小，包括襁褓中的儿子，全被后汉朝廷杀害。他在建立后周之后，竟无子嗣可立为太子，只能把妻侄柴荣当作储君。
赵匡胤站对了队。早在郭威起兵前，游历中的赵匡胤偶遇其军队，认为这支队伍大有前途，便中止游历，加入其中，成为后周建政的“原始股”。不久，柴荣又看中这个黑黑的小老弟，将他纳入麾下。至此，历史已为赵匡胤铺好路，接下来就要看他个人的努力。同样从牙兵做起，赵匡胤一路杀敌，攻后蜀、征南唐，官职一路上升，到柴荣去世前，他已是殿前都点检，牢牢掌握拱卫中央的兵权。
郭威、柴荣都有一颗一统天下的心，可惜天不假年，功败垂成。继位的小皇帝柴宗训年仅七岁，无力延续基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赵匡胤面前，他犹豫过。一边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后周宗室，一边是尚待统一的破碎山河与悲苦交加的黎民；一边是暗地里鼓动他造反的士卒，一边是对他猜忌日益加深的托孤老臣。怎么选，都会有遗憾，都会有骂名。
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还是游历过程中深深烙在他脑海里的一幕幕惨剧。天下苍生，太久没尝过太平的滋味。百年乱局，该结束了。这么想着，一件黄袍披在了他肩甲之上。大年初三，雪落陈桥。
到公元976年春天，距离赵匡胤称帝已过去十六年。十六年间，他做成不少事，也有许多事未竟。做成的最重要之事，莫过于统一。后蜀、南平、南汉、南唐这些割据多年的“土皇帝”，在宋军攻势之下土崩瓦解，除了对面的吴越，以及遥远的北汉、交趾和燕云，汉家疆土重新连接在一起。另一件重要的事，是杯酒释兵权。称帝之后，赵匡胤几乎每天都在思索同一个问题：如何避免五代变成“六代”？他深知自己的机会从何而来，也担心亲信之中会不会出现下一个自己。为此他废除殿前都点检职位，召集开国元勋，以荣华富贵换回兵权。史书里一句话，现实中需要万般谋略。可光靠谋略不够，五代乱局的根源在于人心。那个“千里送京娘”的赵大，在权力之巅依旧初心未改，元勋们愿意相信他，革除兵权不是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是真心要终结武人乱政，开启万世太平。
因此，当宋军攻灭后蜀却在成都大肆烧杀抢掠时，赵匡胤心中的悲哀远大于欣喜。他的军队依然带着五代旧习，视人命如草芥，为战争狂热。攻打南唐时，他严令整饬军纪，甚至在前线士兵要求城破后劫掠时，冒着哗变风险断然拒绝。这种自我克制让宋军行动一度艰难，不经历这种艰难，和平就无法真正扎根。这些所思所想，赵匡胤都告诉了钱俶。甚至在钱俶朝觐结束准备回吴越时，赵匡胤送了他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大宋朝廷里一份份奏章，内容是要求扣留钱俶、以此威胁吴越的请求。这份礼物历代帝王罕见，他把选择权还给吴越人，还给这乱世中唯一一群久不知兵的幸运儿。他相信，吴越人会做出与他一样的选择。
他没有亲眼看到那一天。当年十月，赵匡胤在深夜与弟弟赵光义饮酒，第二天被发现驾崩于宫中。到底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玄机，历朝历代众说纷纭，“斧声烛影”的传说更把罪名指向赵光义。但平心而论，赵匡胤想让有经验的弟弟继位，也有他的道理：他亲眼见识过“主少国疑”的危险，在天下未定之时，让政治经验丰富的人接手，总好过年轻的儿子们。而且，自己终究是一介武人，真正的太平天下，终究要交到真正懂得华夏文明的人手中。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向赵光义献上降表，正式纳土归宋。第二年，赵光义亲征北方，灭掉北汉，毁掉太原旧城，随后挥师燕云十六州，试图彻底完成汉家江山的一统，却在幽州城外高梁河遭遇惨败，只能坐着驴车逃亡，传为后世笑柄。此后宋辽之间多次交手，互有胜负，直到宋真宗时期订立澶渊之盟，燕云十六州问题被暂时搁置，宋辽开启百年和平，崇文抑武成为大宋国策。直到徽宗时女真人建立金国并灭辽，宋朝趁机从金人手中购得燕京及附近六州，赵匡胤的遗愿才算部分实现。此时距北宋开国已过去一百六十三年，距北宋亡国仅剩四年。
赵宋皇室最后一次出现在赵匡胤陵墓前，是在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这一年，宋蒙联军攻入蔡州城，金哀宗自缢身亡，金朝灭亡。宋将孟珙寻得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太庙告慰在天之灵。随后，理宗命宋将赵葵、全子才趁中原防务空虚，率军北上收复“三京”，其中包括北宋皇陵所在的洛阳。许多士兵第一次踏上中原大地，震惊于北国风物，更惊叹于多年战乱之后，中原已沦为“千里无鸡鸣”的荒原。当年人口上百万的汴京，只剩千余户人家。昔日的百年和平，不过是黄河水冲刷下转瞬即逝的片刻。北宋皇陵前，宋军祭扫礼毕匆匆而返，身后马蹄声渐近，那是又一个草原帝国，和一场逃不掉、也赢不了的战争。
《太平年》把一段并不太平的历史搬上荧屏，不是教人沉溺于血腥和权谋，而是让我们看见：在每一个看似遥远的时代里，普通人如何咬牙活着，少数人如何试图从泥淖中拔出一条通往和平的路。屏幕内外，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乱世也不会成为过去式，只有看清历史，才能更珍惜此刻“太平年”的滋味。
来源：追剧航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