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4到6.3：海外剧的滤镜，翻拍剧的困境

摘要：这倒也不意外。近年来，我们已经看惯了大小屏幕上一边翻拍一边翻车，能成功借力的案例屈指可数。其中的症结或许在于：翻拍看上去是块诱人的馅饼，实则处处是陷阱。创作者既不能对原版亦步亦趋，也不能完全脱离原版另起炉灶；既要对剧情和人物进行本土化改编，又不能偏离原版那些关

作者：邵岭

从极具文艺气息（“不知所云”的另一种委婉说法）的剧名开始，《秋雪漫过的冬天》就在与自己的翻拍对象——韩剧《我的大叔》——拉开差距。

《秋雪漫过的冬天》剧照（上）、《我的大叔》剧照（下）图片源于豆瓣

二者的差距确实明显。评分网站上，《我的大叔》高达9.4分，而《秋雪漫过的冬天》一直拖到快收官才开分：6.3分（截至发稿前该剧豆瓣评分6.7分）。

这倒也不意外。近年来，我们已经看惯了大小屏幕上一边翻拍一边翻车，能成功借力的案例屈指可数。其中的症结或许在于：翻拍看上去是块诱人的馅饼，实则处处是陷阱。创作者既不能对原版亦步亦趋，也不能完全脱离原版另起炉灶；既要对剧情和人物进行本土化改编，又不能偏离原版那些关键的戏剧支点。

换句话说，翻拍其实要求改编者具备更扎实的创作力。

《秋雪漫过的冬天》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清晰揭示了海外剧的滤镜如何成为翻拍剧的困境。

情节取舍之难：当“滤镜”破碎时

《我的大叔》首播于2018年，讲述了年龄、地位迥然不同，却同样背负着生活重担、在各自的人生苦旅中挣扎前行的男女主人公互相走近并治愈对方的故事。剧中最动人的，是两人因为身处极度困境而产生的超越爱情的情感羁绊。

把一个异域故事移植过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取舍。改编者需要辨认，哪些情节对故事走向至关重要，哪些元素会与本土文化水土不服。而这个过程本身是艰难的，因为尽管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观看海外剧时，我们其实戴着一副由地理与文化距离打磨而成的“现实感滤镜”。时空的阻隔让我们自动切换了观看模式，距离产生美，滤镜赋予了原作某种真实感豁免权。

《我的大叔》剧照。（图片源于豆瓣）

《我的大叔》里有两个情节极具代表性。其一几乎贯穿全剧：女主与瘫痪的奶奶相依为命。因无力承担养老院费用，她在一个夜晚将奶奶“偷”出，自己照料，上班时则由亲如姐弟的发小帮忙看护。其二出现在故事开端：公司高管有一位地下情人，两人通过一部专用手机联系。一次乘坐电梯时，高管的手机响起，他碍于旁人在场没有接听，女主则伺机从他口袋中拿出手机，假装是自己的电话，为其解围，从而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为后续剧情埋下伏笔。

这两个情节本身都有可商榷之处。在观众的正常认知中，失能老人的照护是一个牵涉复杂社会支持系统的现实难题。将老人托付给一个连自己都过得浮皮潦草的年轻友人，无疑是过于轻率了；而在“一人多机”已成常态的今天，有两部手机被人发现，和将手伸进男领导的衣袋中被人发现，哪一种更尴尬更窘迫更可疑更危险？

只不过，当这些情节出现在海外剧中时，我们会下意识地用“文化差异”“他国国情”去包容。一旦翻拍，故事落地为身边的现实，观众手中的望远镜就变成了显微镜，他们会凭借生活经验，检视每一处细节是否扎实可信。

另一方面，《秋雪漫过的冬天》在保留这些脆弱的“形”的同时，却丢掉了更核心的“神”。例如开篇的“受贿案”，在原版中是一场充满荒诞感的乌龙事件：男主朴东勋与上司朴东云名字仅一字之差（当镜头推进到两人名字的韩文特写时，近似感会更明显），外卖小哥因此送错了装有购物卡的信封，朴东勋莫名其妙成了受贿者，无辜卷入了上层的派系斗争，是彻彻底底的无妄之灾。翻拍版却拿掉了这个精妙的误会，改为明确的“有意陷害”。从“被命运误伤”到“被对手针对”，人物的憋屈与无奈感被极大地削弱了。

可见，改编者只是将原版中的这一设定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未真正理解其对塑造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优秀作品哪里会有无足轻重的细节呢？

真正的本土化，在于重塑人物

把一个韩国的故事搬到中国，怎样才能有效植入本土语境？肯定不能只满足于把城市从首尔换成重庆，把饮食从泡菜换成火锅。

人物，才是真正的核心。然而原版的成功本身也会成为一道“滤镜”，容易让改编者产生惰性，忘了人物的行为动机、社会的运行规则、冲突的具体形态，都必须在本土语境中重新获得真实性与必然性。

在《我的大叔》里，男主朴东勋的“丧”，是其个人性格与韩国特定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共同挤压的结果。在家中，他身为次子却因为兄长无业而不得不像一个长子那样，成为大家族的经济支柱与门面担当；在公司，大学里的学弟成了上司，这在等级森严的企业文化中给他带来了持续的屈辱感。而家庭的重负又让他不能失去工作，只能对职场的一切忍气吞声。

凡此种种，都使得男主陷入深刻的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贬低，活在一种低能量的状态中，也就是所谓的“丧”。生活对他来说，犹如一场无期徒刑，而他和女主的彼此救赎，正是因为互相肯定了对方的价值，把对方从不爱自己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可以说，朴东勋面临的是一种内外交困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压力让他的痛苦有了现实的重量，也让他的“被救赎”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

《秋雪漫过的冬天》剧照。（图片源于豆瓣）

反观《秋雪漫过的冬天》，男主姜家齐也被赋予了一种“丧”，观众却不知这种丧感从何而来。“学弟成上司”的情节被原样搬来，但论资排辈这件事在中国职场远未到令人窒息的程度，观众甚至看到他在剧中屡次“硬刚”上司，以捍卫自己的职业操守。中国的城市家庭中也普遍不存在韩式的“长子责任”枷锁，从剧情来看，姜家齐的原生家庭反而对他是体谅有加的。他的隐忍更像源于个人性格中的“体面”与优柔——姜母就说他从小“受了委屈不吱声”，而非生存压力下的必然。

于是，当他对着女主说出“在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个好人，把我从像囚徒一样的生活中给唤醒。因为身边有你这样的人，让我好像能看到一点希望”时，观众因找不到其痛苦的根源，不仅难以共鸣，甚至觉得矫情。

事实上，将人物行为归因于个人性格而不去探究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少翻拍自日韩原版的影视剧的通病。只有当人物的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在本土文化的发生动机上，故事才不会发出格格不入的异响。但改编者往往会忘记，日韩与我们虽然同处东亚，地缘相近，社会文化实则差异巨大。

前段时间播出的《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改编自日剧《不能结婚的男人》。原版于2006年首播，是对彼时日本社会出现的单身潮进行观察和思考之后的产物。主人公森野信介并非作为个体，而是作为大环境下典型的“这一个”被塑造的，从而能够带动观众共同关注与探讨社会文化现象。在剧中，森野信介之所以不能结婚，本质上是因为所有不必要的人际交往都被他排除在了生活的必选项之外，“别人”在他的字典里等同于“麻烦”。

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年轻人结婚欲望降低的现象。但《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却选择把“不能结婚”作为一个戏剧化的点，把“单身”作为戏剧噱头，把单身的原因归于主人公俞瑜性格中的“怪”，比如增加他因为跟朋友打赌自己是不是十句话之内必招女人讨厌，而一次次去和陌生女性搭讪的情节，却完全没有花力气去深挖这个设定的内涵。

俞瑜当然可以和森野信介同患“恐婚症”，就像姜家齐和朴东勋可以共享“中年疲惫”的表象一样，但俞瑜和姜家齐的困境，必须是一个属于中国中年男人的故事。改编者需要回答：在中国语境下，同样的困境应如何体现？

作为一个最新案例，《秋雪漫过的冬天》再次提醒我们，成功的翻拍远非替换符号那么简单。它要求创作者既要吃透原作的灵魂，又要像管道升在《我侬词》中所写的那样，有胆量将其打碎，用本地的泥土重新塑造。这意味着，改编需要保留原版那种触动心灵的剧作火花，但又得为其找到能够点燃本土观众的燃料——可以是本土的现实焦虑，还可以是本土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本土的人情世故。做不到这一点，再动人的台词也如空中楼阁，人物的悲喜便与观众隔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