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围绕“平定程诏悦谋逆”吴越国萧山大营赏赐引发的讨论，都是千年的狐狸，为啥还要演聊斋？

摘要：《太平年》围绕“平定程诏悦谋逆”吴越国萧山大营赏赐引发的讨论，都是千年的狐狸，为啥还要演聊斋？

这世间有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你的在演，但我也得配合你演完，既然大家都在演，那就索性演下去。

《太平年》里吴越国萧山大营那场关于赏赐的争论，表面上是在吵钱该不该发、功怎么算，实际上是一场五代十国权力丛林里，高手过招前无声的试探与站队。这场戏的精髓，不在七郎君钱弘倧那句尖锐的“刀未沾血，箭未离弦，担得起十缗赏钱吗？”的质问，也不在九郎君钱弘俶那看似胡搅蛮缠的“我是渔账子，不懂军事”的推脱，而在于老狐狸胡进思那一次精妙的、沉默的“甩锅”。

事情得从程昭悦谋反说起。这个商人出身、靠着投机和算计爬上高位的权臣，联合南唐，意图颠覆吴越。他的计划一度让多疑的国王钱弘佐束手束脚，幸好老臣水丘昭券痛斥醒主，钱弘俶才得以调动兵马，迅速平定了这场未遂的叛乱。叛乱是平息了，但烂摊子留下了：程昭悦一把火烧了山越社的财粮仓库，让本就紧张的国库雪上加霜。同时，按照五代通行的规则，出兵平叛的将士，无论是否经历血战，都必须论功行赏，这是维系军队忠诚的底线。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七郎君钱弘倧跳出来质疑赏赐的合理性。他的话直白而锋利，站在“节省国库”的道德高点，却触碰了五代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军心。面对这个送命题，刚刚因平乱有功被升为大司马、总管内牙军的胡进思，选择了沉默。他太清楚了，自己作为军队利益的直接代表，无论怎么回答都会引火烧身：赞同钱弘倧，会立刻寒了将士的心，动摇自己权力的根基；反对钱弘倧，则会被视为骄兵悍将，挑战王室的权威。

于是，他面无表情地把头转向了在场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实际带兵平叛的九郎君钱弘俶，抛出了那个看似请教、实则致命的问题：“九郎君，平息程昭悦之乱，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这一手，是典型的政治太极拳，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首先，他把矛盾从“王室（钱弘倧）vs 军方（自己）”这个危险框架，巧妙地转换成了“王室内部（钱弘倧 vs 钱弘俶）对军务的意见探讨”，自己则退到裁判席边观望。

其次，他是在公开试探钱弘俶。这位九郎君在剧中前期常被视作略显天真的“渔账子”，但在此次平乱中已展现出能力。

胡进思需要知道，钱弘俶在关键时刻会站在哪一边，是像他哥哥一样看重“道理”和“国库”，还是深谙乱世生存法则，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

钱弘俶的回答，看似荒唐，实则是那个情境下唯一明智的选择。他嬉皮笑脸地说自己就是个管渔税的账房（渔账子），不懂这些打打杀杀和赏功罚过的大事。这可不是真的蠢，而是一种极高明的避险策略。

他既不能附议七哥说“无功”，那等于否定了所有参与平叛的将士，自绝于军队，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五代，这无异于政治自杀。

他也不能简单地说“有功该赏”，因为国库空虚、饥荒待解的残酷现实就摆在眼前，承诺了赏赐却又发不出钱，后果更严重。于是，他只能“胡搅蛮缠”，把问题重新模糊化、娱乐化，实质是将决定权连同这个烫手山芋，一脚踢回给了做出最终决策的国王钱弘佐，以及那个提出问题的、手握兵权的胡进思本人。

潜台词是：我带兵完成任务了，至于怎么搞钱搞粮来搞赏，那是你们庙堂之上的大人物该头疼的事，别问我这个“粗人”。

在场的所有人，钱弘佐、胡进思、钱弘倧，都是“千年的狐狸”，谁看不懂这出“聊斋”呢？大家心知肚明问题的核心是没钱，以及赏军一事背后牵扯的权力平衡。

但这场戏必须演。对钱弘倧而言，他是在表达一种政治态度，试探国王和军方对财政紧缩的容忍度。对胡进思而言，这是一次完美的压力测试和矛盾转移。对钱弘俶而言，这是一次无奈的、必须通过的忠诚与能力测验。

而国王钱弘佐随后的处置，更是将这场无声博弈的结局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没有追究赏赐问题本身，而是以人事调整来回应。他把“胡搅蛮缠”的弟弟钱弘俶贬到了台州任知州。这看似惩罚，实则是保护，也是锻炼，让他远离中央的是非漩涡，同时去地方解决棘手的实际难题（比如剧中提到的“先征后量”的税收漏洞）。同时，他把自己的亲戚程普调往福州。

钱弘佐用这一系列动作，用意极深：第一，安抚了被钱弘倧话语刺激的军方情绪，表明王室没有否定军功。第二，将可能因赏赐问题心生嫌隙的两个弟弟（钱弘倧和钱弘俶）暂时隔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胡进思因平叛威望和职务达到权力顶峰时，钱弘佐通过调整关键岗位的人事，小心翼翼地试图平衡朝局，防止胡进思的势力过度膨胀。

但历史的走向证明，这次萧山大营的赏赐争论，只是吴越国内部权力危机的一次预演。钱弘佐早逝后，继位的钱弘倧因无法忍受胡进思的专权，意图除之而后快，却因谋划不周反被胡进思先发制人，发动兵变软禁。而最终，正是那个在萧山大营被问得“胡搅蛮缠”的钱弘俶，被胡进思“黄袍加身”，扶上了吴越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