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年》围绕“平定程诏悦谋逆”吴越国萧山大营赏赐出了问题，胡进思转头就问钱弘俶，九郎君为啥要装傻充愣说自己是渔账子？
平定程昭悦之乱的朝堂上，气氛微妙。七郎君钱弘倧说“刀未沾血，箭未离弦”、只在罗城外走了一圈的将士，直接发难：这样的功劳，担得起每人十缗大钱的厚赏吗？ 这问题像一把刀，悬在了刚刚稳定的吴越国头上。
被问到的内牙统军使、大司马，四朝老臣胡进思，没有说话。这位从屠牛贩做到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只是把头转向了旁边的九郎君钱弘俶，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平息程昭悦之乱，你麾下的那些儿郎，是有功还是无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
这一转，是五代十国官场教科书级别的“甩锅”。胡进思不接钱弘倧关于“赏多少”的具体质问，而是把“该不该赏”这个更原则、更致命的问题，扔给了年轻的王子。
钱弘俶是怎么回答的？据剧情所示，他几乎是“胡搅蛮缠”地一推六二五，声称自己就是个“渔账子”（意指出身或眼界局限），不懂军事。这话听起来像是逃避，但在当时，这可能是唯一能破局的答案。因为胡进思的问题里，藏着两个要命的坑：
第一个坑，叫“五代铁律”。
在那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年代，军队是政权唯一的支柱。公开否定军人的功劳，就是自掘坟墓。程昭悦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自己真正忠诚的嫡系武装，全是靠钱财收买来的乌合之众。钱弘俶再年轻也明白，绝不能说将士“无功”。
第二个坑，叫“现实枷锁”。
说“有功”，接着就得赏。可钱从哪里来？程昭悦的叛乱虽然被扑灭，但给吴越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国库空虚。与此同时，国内还有饥荒需要赈济。钱弘佐这个国王，手里根本没钱。赏，财政要崩；不赏，军心要崩。这个具体“赏多少”的决定，无论钱弘俶还是胡进思，谁单独拍板，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钱弘俶的“装傻充愣”，是一场精妙的金蝉脱壳。他通过自贬为“渔账子”，首先避开了对“有功与否”这个原则问题的直接表态，守住了不触怒军队的底线。其次，他把“赏多少”这个烫手山芋，原封不动地踢回了决策系统的顶端——他的哥哥、国王钱弘佐，以及提出这个棘手局面的胡进思本人。潜台词是：我只负责带兵平叛，如何论功行赏，是庙堂之上该操心的事，我这“粗人”不懂，也不该僭越。
我们再回头看胡进思，他的“聪明”就体现在这里。他作为平定程昭悦之乱的最大受益者（事后被任命为大司马，总揽内外军事），身份极为敏感。
若他支持厚赏，会被钱弘倧甚至国王怀疑他借机收买军心，扩张个人势力；若他附议钱弘倧认为不该赏，则立刻会失去刚刚掌控的军心，自毁长城。于是，他选择把钱弘俶推出来。
这一招至少有三个目的：
一是试探
，看看这位即将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九郎君，政治手腕如何；
二是转移矛盾
，将王室内部（钱弘倧）与军方（他自己代表的势力）的潜在冲突，转化为王室兄弟之间的意见商讨；
三是自我保护
，无论答案如何，他都能置身事外，保留回旋余地。
这一幕小小的朝堂交锋，浓缩了五代十国所有的政治生存法则。这是一个极度务实的时代，忠诚与背叛的界限模糊，一切以实力和生存为首要考量。胡进思的圆滑，钱弘俶的隐忍，都源于对这条法则的深刻认知。
钱弘俶的这次“表演”，也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后来被胡进思拥立为王，并在几十年后做出了“纳土归宋”那个震惊历史的决定。
那个决定，与此刻他选择不正面回答赏赐问题，内核是一致的：
在无力改变的趋势和无法调和的矛盾面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将个人和家族的损失降到最低，为百姓换取最大的和平。
他或许不懂军事细节，但他深谙乱世中最大的政治——生存与和平的价值。
萧山大营的赏赐最终如何解决，剧情未表，但历史给出了后续的注解。钱弘倧因“不识大体”等缘由，后来失势。而胡进思与钱弘倧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在不久后发动宫变，废黜了钱弘倧，拥立了钱弘俶。
那句“该不该赏”的质问，早已不是简单的财务问题，而是吴越国未来权力格局的一次预演与信号。钱弘俶那句“我是渔账子”，不是糊涂，而是在风暴眼中，唯一清醒的应答。
来源：银幕悦读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