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超火爆的剧集非《太平年》莫属，《太平年》是以五代十国的纷乱为开篇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混乱的一个时期，短短五十三年，中原地区历经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书为了区分与前朝同名，均冠以“后”字）的更替，皇帝更是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更换，先后多

最近超火爆的剧集非《太平年》莫属，《太平年》是以五代十国的纷乱为开篇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混乱的一个时期，短短五十三年，中原地区历经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书为了区分与前朝同名，均冠以“后”字）的更替，皇帝更是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更换，先后多达十四位之多。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多达十国，共二十二位君主。而吴越国的命运早在唐朝末期便已埋下了伏笔。开创者钱镠出身寒微，凭借镇压黄巢起义的军功崭露头角，逐步统一两浙地区，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受封吴越王，正式建立割据政权 。深知“地狭兵少、强邻环伺”的困境，钱镠确立了两大核心国策：对外“奉中原为正朔”，以藩臣之礼周旋于历代中原王朝，避免卷入逐鹿中原的战火；对内“保境安民”，兴修钱塘江海塘抵御水患，鼓励垦荒与海外贸易，使杭州、明州（现今宁波）成为乱世中的富庶港口。其临终前留下的“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等十条家训，更成为了钱氏家族的治国纲领，为吴越国七十二年的存续奠定了基础。

钱镠之后，其子钱元瓘、其孙钱弘佐相继嗣位，均恪守祖训，维持了吴越国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公元947年的宫廷政变打破了平静：钱弘佐病逝后，继位的钱弘倧意图整顿军政、抑制权臣，却遭宿将胡进思发动政变软禁。最终，胡进思迎立钱弘倧之弟钱弘俶为王，这场不流血的权力更迭，将吴越国的命运交到了这位“本无继位可能”的君主手中 。剧集将钱弘俶的人生设定为核心叙事线，既还原了他“宽厚仁德”的史实，坚决拒绝处死被废兄长，使其得以善终，也通过虚构情节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塑造了一位在权臣环伺、外患加剧背景下逐步成长的君主形象。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五代十国的分裂格局迎来终结性转折。宋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后平定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吴越国逐渐陷入“四面包围”的孤立境地。钱弘俶审时度势，主动遵循藩臣之礼，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改名“钱俶”，并多次遣使贡奉、出兵助宋攻伐南唐，以务实姿态换取生存空间 。剧集通过展现钱弘俶在“助宋攻唐”等关键决策中的两难，既担心“唇亡齿寒”，又畏惧“引火烧身”，精准还原了小国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也为最终的“纳土归宋”埋下了伏笔。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遵循惯例入朝觐见宋太宗赵光义，此时的吴越国已无任何战略缓冲：南唐灭亡后，吴越国成为南方仅存的割据政权，宋朝的军事包围与政治施压日益加剧。在开封期间，钱弘俶虽获“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的超规格礼遇，却深陷“名为宾客，实为软禁”的困境。而割据漳泉的陈洪进主动纳土归宋的举动，更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幕僚崔仁冀的直言点破了现实：“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 这份压迫感，被剧集转化为朝堂暗斗与宗族争议的戏剧冲突，凸显了决策的艰难 。

经过再三的痛苦权衡，钱弘俶于同年五月上表宋廷，将“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出，史称“纳土归宋” 。这一决策并非简单的“投降”，而是多重考量的结果：其一，恪守钱氏“善事中原”的祖训，完成对中原王朝的终极臣服；其二，顺应统一大势，避免两浙地区陷入战火；其三，以主动归降换取保全宗族，实现“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的初衷。剧集通过展现钱弘俶与臣子、宗族的激烈争论，还原了这一决策的人性温度。他并非毫无血性，而是在“君王之尊”与“生民之命”间选择了后者。

纳土归宋后，吴越国平稳并入北宋王朝，两浙之地未动干戈，数百万生灵免遭兵燹，杭州、苏州等富庶城池得以保全。宋太宗封钱弘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臣僚皆获封赏，钱氏家族未遭屠戮，反而在宋朝世代为官、名人辈出，从北宋文学家钱惟演到近现代的钱穆、钱锺书、钱学森，成为绵延千年的望族 。这一结局与蜀、江南、河东等地“力屈势穷而后束手”的惨烈统一形成鲜明对比，正如苏轼在《表忠观碑》中所赞：“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剧集以这一和平结局呼应“太平年”的剧名，完成了从“乱世”到“太平”的叙事闭环。

在古代中国的统一叙事中，“刀光剑影、兵戎相见”是主流范式，而纳土归宋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以政治协商与利益让渡实现区域整合。这种模式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思路一脉相承，通过制度安排与宗族保全，降低了统一的社会成本与文化破坏。剧集通过展现吴越国“封府库、籍郡县”的有序交接，凸显了这一模式的先进性：它不仅实现了领土的统一，更保留了吴越国积累的经济成果与文化底蕴，使“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为后世杭州“东南第一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

五代十国是“武夫当国、兵连祸结”的时代，多数割据政权以“逐鹿中原”为目标，视生民为草芥。而钱氏吴越国自钱镠起便坚守“爱兵恤民”的家训，钱弘俶的纳土归宋更是将这一思想推向极致，他放弃了君王的绝对权力，以“去其国如去传舍”的姿态，换取“民幸富完安乐”的太平。剧集将这一核心立意转化为“太平”的主题，扭转了传统统一叙事的帝王视角，转向“老百姓的安乐祥和”，正如剧评所指出：“‘太平’一词，所关联的首先是人民，是下层社会，是安乐祥和，一下子就把帝王视角转变为人民视角”。这种以民为本的抉择，使纳土归宋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行为，成为中国历史上“仁政”的典范。

吴越国虽为割据政权，却始终以“中原正朔”自居，钱镠“心存忠孝”的家训、钱弘俶“颇知书，雅好吟咏”的文人气质，都体现了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纳土归宋并非文化的断裂，而是文化认同的最终凝聚，吴越国的经济模式、文化传统被宋朝吸收，成为宋文化“崇文抑武”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剧集通过还原吴越国的海外贸易、水利工程、文人雅集等场景，展现了其文化的先进性，而纳土归宋则证明：真正的统一不仅是领土的合并，更是文化与人心的归向。这种“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和平统一”，为后世中国的疆域整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钱弘俶的决策，本质上是个人与家族利益对时代大势的妥协。他放弃了帝王之位，却赢得了“忠孝盛大”的千古名望；吴越国失去了独立地位，却保全了宗族与百姓。这种“舍小利取大义”的智慧，在乱世中尤为珍贵。剧集将钱弘俶的成长史作为主线，正是为了凸显这种抉择的人性挣扎与历史担当。他并非天生的“圣人”，而是在看清时代趋势后，主动承担起“止戈为武”的责任。这种个人抉择与历史大势的共振，使纳土归宋成为“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顺时势”的完美结合。

结语：太平之年，当归民心

《太平年》的火爆，不仅在于其对五代十国历史的细致还原，从实有其人的钱弘俶、蒋承勋，到半虚构的俞大娘子，都扎根于史料基础，更在于其对“太平”的深刻诠释：乱世中的和平，不仅是军事征服的终结，更是民心的归向与文化的融合。吴越国的纳土归宋，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了统一，以“保境安民”的初心践行了民本，以“文化认同”的根基凝聚了人心，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超越征服的佳话。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它依然启示我们：真正的统一，从来不是强权的碾压，而是人心的所向；真正的太平，从来不是武力的震慑，而是生民的安乐。这或许就是《太平年》留给当下的最珍贵的历史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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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剧海小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