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开篇人吃人，为何敢称太平？读懂吴越国的抉择便知答案

摘要：当五代十国的烽烟穿越千年，在电视剧《太平年》的镜头中重现，开篇“人吃人”的残酷画面，让无数观众心头一震。战乱的图景与“太平年”这个充满安宁意味的剧名形成强烈反差，不解之声随之而来：一个开篇就暴露人性绝境的时代，何以配得上“太平”二字？倘若深入回溯吴越国六十余年

文| 史实追踪

编辑| 史实追踪

当五代十国的烽烟穿越千年，在电视剧《太平年》的镜头中重现，开篇“人吃人”的残酷画面，让无数观众心头一震。战乱的图景与“太平年”这个充满安宁意味的剧名形成强烈反差，不解之声随之而来：一个开篇就暴露人性绝境的时代，何以配得上“太平”二字？倘若深入回溯吴越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轨迹，读懂钱氏家族在分裂乱世中的清醒抉择，便会明白这“太平”二字，从来不是虚言，而是用智慧与担当守护的一方净土。

《太平年》是一部非常全面的历史剧，不管从服装、场景还是剧情上都非常的震撼，让观众感觉到了这才是历史大剧该有的样子，仅看预告就知这剧要火，但很多观众不理解的是五代十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在电视剧的开头就出现了人吃人的画面，为什么会是《太平年》呢？

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要回到五代十国的历史坐标系中。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逐渐崩塌，各地节度使手握兵权与财权，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黄巢起义的战火更是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梁，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成为各路军阀角逐的战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轮番登场，最短的后汉仅存四年，最长的后梁也不过十七年。政权更迭往往伴随着屠城、劫掠与饥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在中原反复上演，这也正是《太平年》开篇“人吃人”场景的历史依据——在那个礼崩乐坏、生存至上的乱世，这样的人间惨剧并非艺术夸张，而是分裂时代的真实写照。

与中原的兵荒马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地区的相对安定。在中原政权更迭不休的同时，南方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荆南、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这些政权大多远离中原主战场，凭借山川地理的屏障，得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统治稳定。其中，前蜀与后蜀便是典型代表，在王建、孟昶等君主的治理下，蜀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除了政权交替时的短暂战乱，百姓基本能维持温饱。但即便如此，这些政权仍未能摆脱割据时代的宿命，或因君主昏聩、或因穷兵黩武，最终都在历史洪流中走向覆灭。而《太平年》的叙事视角，恰恰聚焦于十国之中最特殊的存在——吴越国，这个以“太平”为追求的政权，用六十余年的坚守，在乱世中书写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吴越国的传奇，始于创始人钱镠。这位出身杭州临安农家的乱世枭雄，早年以贩盐为生，后投身军旅，追随董昌保卫乡里。在平定王郢之乱的征战中，钱镠凭借过人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累迁至镇海军节度使，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地盘与兵权。彼时大唐王朝已然名存实亡，手握重兵的董昌野心膨胀，于公元895年在越州称帝，建立“大越罗平国”。面对昔日上司的叛乱，钱镠审时度势，接受唐昭宗的任命讨伐董昌，经过两年征战，最终平定叛乱。凭借平叛之功，钱镠被封为镇东节度使，自此占据了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为吴越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907年朱温建梁后，钱镠审时度势，接受后梁的册封，被封为吴越王；后唐建立后，又被册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但与其他割据政权不同的是，钱镠终其一生未敢称帝，始终以中原王朝的藩属国自居，年年纳贡、岁岁称臣。这种“奉中原为正朔”的姿态，看似是妥协，实则是钱镠的生存智慧——在强邻环伺的南方，吴越国疆域狭小，北有吴（后为南唐），南有闽国，西有荆南，唯有依附中原王朝，才能借助其威慑力保障自身安全。更重要的是，钱镠深知，称帝只会招致中原政权与周边邻国的共同敌视，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因此，他始终坚守“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将百姓的福祉置于权力欲望之上。

钱镠在位期间，最深远的功绩莫过于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大潮历来是两浙地区的大患，“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的大潮常常冲毁农田、淹没城池，让百姓流离失所。钱镠继位后，力排众议，征调民夫，耗费数年时间修建捍海石塘。他创新采用“石囤木桩法”，将装满石块的竹笼沉入江底，再打下坚实的木桩固定，形成坚固的防波堤。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不仅彻底解决了钱塘江大潮的隐患，更让沿江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肥沃良田，使得“钱塘富庶盛于东南”。除此之外，钱镠还大力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商贸，在他的治理下，两浙地区“境内无弃田，桑麻遍野，渔盐之利甲于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钱镠不仅自己勤于政事，更立下严格的遗训，要求子孙后代“善事中原大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遗训被钱氏子孙奉为圭臬，代代相传。在钱镠之后，其子钱元瓘、孙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相继继位，始终坚守“保境安民”的理念，延续与中原王朝的藩属关系，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即便是在周边政权相互攻伐、战火纷飞的年代，吴越国也始终保持中立，专注于内部治理，使得两浙十三州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难得的“乐土”。百姓不必担心战火侵扰，能够安心耕作、经商，生活虽不富裕，却能免于流离失所、死于兵祸的命运，这在乱世之中，已然是最珍贵的“太平”。

而吴越国之所以能被后世称颂为“太平年”的典范，更在于其末代君主钱弘俶做出的那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纳土归宋。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随后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在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规划下，宋朝军队先后平定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等政权。在平定后蜀的过程中，宋军与后蜀军队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激战，蜀地百姓饱受战火之苦，成都城破后更是遭遇劫掠，死伤无数。南唐后主李煜则选择负隅顽抗，即便宋军兵临城下，仍寄希望于割地求和，最终导致金陵城破，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李煜本人也沦为阶下囚，留下“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千古悲叹。

与李煜的固执不同，钱弘俶深知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仅凭吴越国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宋朝抗衡。倘若执意抵抗，只会让两浙百姓陷入战火，数十年的太平局面将毁于一旦。于是，在宋朝平定南唐之后，钱弘俶不顾部分大臣的反对，毅然决定遵循钱镠遗训，“纳土归宋”。公元978年，钱弘俶率领两浙十三州的土地、人民、财赋，正式归附宋朝，实现了和平统一。这一决定，让吴越国的百姓免于战火涂炭，得以在平稳过渡中融入大宋王朝，继续过着安宁的生活。钱氏家族的这一壮举，不仅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也得到了宋朝统治者的认可与敬重——成书于宋朝的《百家姓》，将“钱”姓位列第二，仅次于皇家姓氏“赵”，便是对钱氏家族功绩的最好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