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央视一套热播的历史大剧《太平年》，成功打破了观众对历史剧 “叫好不叫座” 的刻板印象，在黄金档掀起收视热潮。剧集以吴越王钱弘俶 “纳土归宋” 的传奇抉择为核心，为观众揭开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篇章 —— 五代十国。

热播剧《太平年》带火的 “冷门乱世”

刷屏的 “纳土归宋”，藏着五代十国的终极密码

近期，央视一套热播的历史大剧《太平年》，成功打破了观众对历史剧 “叫好不叫座” 的刻板印象，在黄金档掀起收视热潮。剧集以吴越王钱弘俶 “纳土归宋” 的传奇抉择为核心，为观众揭开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篇章 —— 五代十国。

在那个战火纷飞、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时代，钱弘俶面临着一个关乎吴越国命运与苍生福祉的艰难抉择：是坚守王权，在乱世中负隅顽抗，还是顺应大势，以和平的方式将吴越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百姓纳入北宋版图，换取江南地区的无血统一？《太平年》通过细腻的剧情、鲜活的人物，将这一历史瞬间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个 “冷门乱世” 的浓厚兴趣。

剧中，中原大地陷入 “食人乱世”，百姓在战火与暴政中苦苦挣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人间惨剧屡见不鲜；而吴越国却凭借 “保境安民” 的国策，偏安一隅，成为乱世中的 “世外桃源”，呈现出 “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的繁荣景象。这一强烈的对照，不仅凸显了钱弘俶 “纳土归宋” 抉择的伟大与艰难，也为我们理解五代十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那么，在这短短 72 年的分裂时期，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治乱逻辑？钱弘俶的 “纳土归宋”，又为何被视为五代十国历史的终极密码？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探寻其中的奥秘。

一、五代十国：大唐落幕的 “后遗症”，72 年的走马灯乱世

1.1 五代：中原王朝的 “短命轮回”

在唐朝灭亡后的短短 53 年间，中原大地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正统王朝，史称 “五代”。这五个王朝如同走马灯般迅速更迭，平均寿命仅 10 年左右，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政权交替的闹剧 。

五代的历史，始于朱温篡唐。这位曾参加黄巢起义，后又叛降唐朝的宣武军节度使，在唐朝末年的乱世中崛起，凭借着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907 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宣告了唐朝的灭亡，也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然而，后梁的统治并不稳固，朱温在位期间，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内部争权夺利不断，外部又面临着其他藩镇的威胁。912 年，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所杀，此后后梁陷入内乱，国力逐渐衰弱。923 年，李存勖率领晋军攻破开封，后梁灭亡，享国仅 17 年。

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他以复兴唐朝为旗号，建立了后唐。李存勖前期英明神武，军事才能卓越，他重用郭崇韬等将领，南征北战，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唐也成为五代中疆域最广的政权。但在灭掉后梁之后，李存勖却逐渐沉迷于享乐，宠信宦官，疏远功臣，政治日益腐败。926 年，魏博发生兵变，李存勖在兴教门之变中被杀，其养子李嗣源继位。李嗣源执政期间，整顿吏治，轻徭薄赋，使得后唐出现了短暂的清明，但他死后，后唐再次陷入内乱。936 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皇位，向契丹称臣，拜契丹首领耶律德光为 “父皇帝”，自称 “儿皇帝”，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借契丹兵力灭亡了后唐，建立后晋。

燕云十六州，这片位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战略要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石敬瑭的这一割让之举，让中原王朝失去了北方的天然防线，此后四百余年，中原王朝一直深受契丹（辽）的威胁。后晋建立后，石敬瑭对契丹卑躬屈膝，成为契丹的傀儡政权，百姓对其统治极为不满。石敬瑭死后，养子石重贵不愿臣服于契丹，双方开战。947 年，契丹攻入开封，后晋灭亡，统治仅 11 年。

契丹灭后晋后，在中原烧杀抢掠，引发了民怨。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在太原称帝，随后率军南下，攻占开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刘知远在位仅 1 年就病逝，其子刘承祐继位。刘承祐猜忌功臣，滥杀无辜，最终引发兵变。951 年，后汉大将郭威被迫起兵反叛，灭亡后汉，建立后周，定都开封。郭威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恢复中央集权，后周也成为五代中相对稳定的政权之一。郭威死后，养子柴荣继位，柴荣是五代中最有作为的皇帝，他整顿吏治，改革军事，发展经济，还亲征北汉、契丹，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在高平之战中，柴荣大败北汉与契丹联军，稳定了后周政权，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然而，天妒英才，柴荣英年早逝，年仅 39 岁。960 年，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建立北宋，后周灭亡，五代结束。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这句出自五代时期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原政权动荡不安的本质。在那个时代，武力成为了决定政权归属的关键因素，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能登上皇位，建立自己的王朝。这种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得中原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之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2 十国：南方割据的 “生存智慧”

与中原地区的五代不同，“十国”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十个政权，而是指在中原之外，以南方为主的一系列割据势力的统称。这些割据势力在唐朝灭亡后，纷纷自立为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五代并立。十国的历史，从 902 年杨行密被封为吴王开始，到 979 年北宋灭亡北汉结束，历时 77 年。在这 77 年里，十国的政权数量和疆域范围不断变化，但总体上呈现出南方政权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特点。

十国中的大部分政权位于南方，包括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前蜀、后蜀等，只有北汉位于北方的山西地区。南方政权与中原五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政治上，南方政权大多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统治策略，注重发展经济，与民休息，政权相对稳定，存续时间也大多比五代各朝更长。在经济上，南方地区相对远离战火，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使得南方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在文化上，南方政权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如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诗词作品以其深情婉约、意境深远而著称，被誉为 “千古词帝”，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十国之中，吴越和南唐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权。吴越由钱镠建立，定都杭州，统治范围包括今浙江全境及江苏、福建、安徽部分地区。钱镠及其后代推行 “保境安民” 的政策，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钱塘江海塘，有效地抵御了海潮的侵袭，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吴越还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日本、朝鲜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杭州、苏州等城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吴越的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是十国中最安定、最富庶的政权。978 年，吴越国王钱弘俶为了避免战火，主动向北宋献地归顺，吴越灭亡，和平地实现了政权的更迭，也使得江南地区避免了一场战乱，为北宋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唐则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政权。南唐由徐知诰（李昪）建立，定都金陵（今南京）。李昪在位期间，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跟邻国和好，使得南唐国力强盛。李昪死后，其子李璟继位。李璟积极用兵，在 945 年攻灭闽国，又抓住南楚内乱的机会于 951 年将其灭亡，使南唐的版图得到了进一步扩大。然而，连年的用兵也使得南唐国力受到了很大消耗，加上李璟在与后周的战争中失利，被迫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给后周，并去掉自己的帝号，只称江南国主。961 年，李璟去世，太子李煜即位。李煜虽然是一位杰出的词人，但却不是一位出色的君主。他沉迷于诗词书画，不理朝政，导致南唐政治腐败，国力逐渐衰弱。973 年，宋主赵匡胤召李煜入朝，李煜拒绝，赵匡胤遂进攻南唐。975 年，宋军攻陷金陵，李煜被俘，被押往汴京，后被赐死，南唐灭亡。

1.3 乱世根源：藩镇割据埋下的千年隐患

五代十国的乱世，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 “后遗症”。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由盛转衰，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为了平定叛乱，唐朝政府不得不大量启用地方节度使，赋予他们军事和行政大权。这些节度使在自己的辖区内拥兵自重，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史称 “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得唐朝的统治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在内部，藩镇之间相互攻伐，争夺地盘和资源，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在外部，唐朝还要面对来自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的威胁。为了维持统治，唐朝政府不得不不断增加赋税，加重百姓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黄巢起义的爆发，彻底摧毁了唐朝的统治根基。875 年，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十余年，虽然最终失败，但却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使得大量的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同时，黄巢起义也使得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藩镇割据的局面更加严重。

唐朝灭亡后，这些藩镇势力纷纷自立为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朱温，这位曾经的黄巢起义军将领，后来归降唐朝，成为了宣武军节度使。在唐朝末年的乱世中，朱温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在 907 年逼迫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历史。

从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掌握军政权，到黄巢起义摧毁唐朝统治根基，再到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五代十国的乱世是中央集权崩溃、地方势力崛起的必然结果。在这个乱世中，政权更迭频繁，战争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

二、《太平年》剧情溯源：吴越国的乱世生存之道与历史抉择

2.1 钱弘俶的成长线：从 “潇洒王孙” 到 “太平守护者”

在《太平年》中，白宇饰演的钱弘俶，无疑是全剧的灵魂人物。剧中，钱弘俶最初以 “擅做鱼脍” 的潇洒王孙形象登场，深受父兄疼爱，混迹于市井之间，放浪形骸，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两次 “汴梁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从一个闲散的王孙，逐渐成长为吴越国的 “太平守护者”。

第一次汴梁之行，钱弘俶目睹了中原大地的战乱与百姓的疾苦，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那个 “食人乱世”，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剧屡见不鲜。曾经天真烂漫的钱弘俶，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珍贵。这一趟汴梁之行，如同一把重锤，敲碎了他以往的世界观，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渴望和平的种子。

回国后的钱弘俶，开始关注国家大事，思考吴越国的未来。不久，兄长钱弘倧继位，但因其意图整顿军政，抑制权臣武将，触动了以宿将胡进思为首的军事集团的利益。仅仅半年后，胡进思就发动政变，将钱弘倧软禁，随后假传命令，迎立钱弘俶为王。就这样，钱弘俶被命运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肩负起了治理吴越国的重任。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钱弘俶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深知，要实现吴越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铲除权臣，整顿吏治。于是，他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终于，在一次合适的时机下，钱弘俶成功铲除了权臣胡进思，夺回了朝政大权。此后，他开始大力整顿吏治，任用贤能，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吴越国的政治逐渐清明，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

第二次汴梁之行，钱弘俶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原政权的强大和统一的大势。此时，赵匡胤已经建立了宋朝，并且制定了 “先南后北” 的统一战略。钱弘俶敏锐地意识到，吴越国若想在乱世中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于是，他在回国后，坚定了 “善事中原” 的国策，积极与宋朝交好，贡奉不绝。

在这个过程中，钱弘俶的内心经历了无数次的挣扎和痛苦的抉择。他深知，“纳土归宋” 意味着放弃吴越国的独立和自己的王权，但他更明白，这是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句在剧中多次出现的台词，正是钱弘俶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不想让吴越国的百姓再次陷入战火之中，为了苍生福祉，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 “纳土归宋” 的决定。

从 “擅做鱼脍” 的闲散王孙，到为了天下太平而放弃王权的吴越王，钱弘俶的成长历程充满了痛苦的撕裂与艰难的选择。他的每一次抉择，都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关乎吴越国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而推动他不断成长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对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的深刻体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位君主的责任与担当，也为吴越国的百姓带来了和平与安宁。

2.2 剧中的南北对照：中原的 “吃人乱世” 与吴越的 “偏安一隅”

《太平年》开篇，就以一段后晋节度使张彦泽 “烹子充粮” 的剧情，将观众带入了那个残酷的五代乱世。在中原大地，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如蝼蚁般脆弱。为了满足军队的粮食需求，张彦泽竟然做出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将自己的儿子斩杀后烹煮成军粮，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让人触目惊心。而这，仅仅是五代乱世中无数人间惨剧的一个缩影。在那个时代，“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的记载不绝于史书，百姓们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苦苦挣扎，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人性的底线被无情地践踏。

与中原的 “吃人乱世”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越国的 “偏安一隅”。在钱氏家族的统治下，吴越国凭借 “保境安民” 的国策，远离了中原的战火，成为了乱世中的一片 “世外桃源”。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越国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街市上灯火辉煌，酒楼中笙歌阵阵，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吴越国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吴越国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南沿海，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减少了战争的威胁。其次，钱氏家族自建国以来，就确立了 “奉中原为正朔” 的基本国策，避免了与中原政权的直接冲突。在中原政权更迭频繁的情况下，吴越国始终保持着对中原政权的恭顺，岁岁称臣纳贡，从而换来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在内部治理方面，吴越国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民生。他们积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钱镠在位期间，修筑了钱塘江海塘，有效地抵御了海潮的侵袭，保障了杭州平原的农业生产，使得吴越国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得以温饱。同时，吴越国还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枢纽，与日本、朝鲜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剧中虚构的黄龙社等势力，虽然是艺术创作的产物，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吴越国朝堂内部的制衡逻辑。在现实历史中，吴越国的政治相对稳定，但也存在着各种势力的角逐。这些势力之间相互制衡，使得吴越国的政治格局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避免了内部的权力过度集中和政治动荡，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2.3 历史真实的 “纳土归宋”：不是懦弱，是苍生为重的抉择

在《太平年》的高潮部分，钱弘俶做出了 “纳土归宋” 的历史抉择，这一情节也成为了全剧的核心。那么，在历史上，“纳土归宋”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深刻意义呢？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胸怀一统之志，制定了 “先南后北” 的统一战略。在他的领导下，宋朝先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势力逐渐壮大。此时，吴越国已经处于宋朝的军事包围之下，独立地位名存实亡。

面对这一局势，钱弘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凭借吴越国富庶的十三州土地和十万军队，与宋朝进行最后的抗争，还是顺应时势，放弃王权，将吴越国和平地纳入北宋版图？从感情上来说，钱弘俶作为吴越国的君主，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祖宗基业；但从理智上来说，他深知吴越国的实力与宋朝相差悬殊，如果执意抵抗，必然会导致东南地区战火纷飞，百姓生灵涂炭。

钱弘俶的祖父钱镠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如果遇到真主，宜速归附。” 钱弘俶深知，宋朝的崛起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只有顺应这一潮流，才能避免战争，实现天下太平。于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钱弘俶最终决定以苍生为重，放弃 “一家一姓之荣”，将吴越国所辖的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民众以及十一万军队，悉数献归北宋。

“纳土归宋” 这一事件，不仅避免了吴越国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也打破了 “分久必合” 的武力统一惯性，成为了中国古代和平统一的典范。钱弘俶的这一抉择，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赢得了民心和历史的崇高地位。北宋初年编订的《百家姓》将 “钱” 姓紧随皇姓 “赵” 之后位列第二，正是民间对其和平功绩的至高认可。

三、乱世微光：五代十国不是 “文化荒漠”

3.1 南方政权的经济文化繁荣：为北宋奠基的 “粮仓” 与 “文脉”

提及五代十国，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景象，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混乱与黑暗的时代。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原地区陷入战乱的同时，南方的十国政权却在悄然书写着一段经济文化繁荣的传奇，成为了乱世中的一抹亮色。

在经济方面，南方政权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吴越国为例，钱镠及其子孙深知水利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钱塘江海塘的修筑。这项伟大的工程，犹如一道坚固的防线，抵御了汹涌海潮的侵袭，保护了杭州平原的农田免受海水倒灌之苦，使得吴越国的农业生产得以稳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此外，吴越国还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枢纽，与日本、朝鲜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从这里运往海外，换回了丰厚的财富，进一步促进了吴越国的经济繁荣。在吴越国的统治下，杭州逐渐发展成为了 “东南第一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

南唐则是南方文化的璀璨明珠。李昪建立南唐后，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文化发展的政策，使得南唐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南唐时期，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人才辈出。

李煜，这位南唐后主，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词作。他的词情感真挚，意境深远，既有对宫廷生活的细腻描绘，也有对亡国之痛的深刻抒发，如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内心的痛苦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誉为 “千古词帝”。除了李煜，南唐还有冯延巳等著名词人，他们的词作风格婉约，对后世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绘画方面，南唐画家董源、巨然开创了江南山水画派，他们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构图，描绘出江南山水的秀丽风光，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唐的书法艺术也毫不逊色，杨凝式的书法风格独特，打破了唐朝以来书法的传统法度，为宋代书法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后蜀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贡献。后蜀时期，成都的手工业发达，尤其是造纸业和茶业。“薛涛笺”，这种以唐代女诗人薛涛命名的彩色笺纸，在五代时期闻名遐迩。它色彩绚丽，制作精良，成为了文人墨客们喜爱的书写材料，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远销海外。后蜀的茶业经济也十分繁荣，茶叶成为了重要的商品之一，通过茶马古道等贸易路线，与周边地区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为后蜀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南方十国的经济文化繁荣，不仅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割据政权的建设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南方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同时，南方的文化繁荣也为北宋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北宋文化繁荣的重要源头。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方，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乱世中孕育出的文明之花，为后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2 被遗忘的治世能臣：柴荣改革与冯道沉浮的时代印记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并非只有战火与纷争，也涌现出了一些治世能臣，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这个动荡的时代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后周世宗柴荣和冯道，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太平年》中，俞灏明饰演的柴荣和董勇饰演的冯道，生动地展现了这两位历史人物的风采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复杂与无奈。

柴荣，这位后周的第二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六年，但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雄才大略，在五代十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柴荣即位之初，便立下了 “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的宏伟志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柴荣整顿吏治，裁汰冗官，选拔贤能之士，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后周的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在经济上，他推行均田制，减轻农民负担，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军事上，柴荣对禁军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和训练，淘汰老弱，选拔精锐，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后来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柴荣不仅致力于国内的改革，还积极对外用兵，试图实现天下统一的大业。他先后三次亲征南唐，迫使南唐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极大地削弱了南唐的实力，拓展了后周的疆域；随后，柴荣又北伐契丹，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在北伐过程中，柴荣率领军队势如破竹，接连收复了瀛、莫、易三州及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等三关，史称 “关南之地”。然而，天妒英才，正当柴荣准备一鼓作气，彻底收复燕云十六州时，他却突然患病，不得不班师回朝。不久后，柴荣病逝，年仅 39 岁，他的统一大业也因此戛然而止。

柴荣的改革和军事行动，虽然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天下统一的目标，但却为后来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后周的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基本上继承了柴荣的改革成果和统一战略，最终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柴荣的雄才大略和壮志豪情，成为了五代十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与柴荣的壮志豪情相比，冯道的经历则更加曲折和复杂。冯道，这位历经四朝十帝的政坛 “不倒翁”，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他的为官之道，既充满了智慧，也饱受争议。

冯道出生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才华出众。他早年曾在刘守光手下任职，后因劝谏刘守光不要贸然兴兵而被下狱。出狱后，冯道辗转投奔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开始了他漫长的仕途生涯。在李存勖建立后唐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从此开始了他在五代政坛的传奇之旅。此后，冯道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辅佐了十位皇帝，始终担任着重要的官职，如宰相、太师等。

在那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时代，冯道能够屹立不倒，自然有其独特的生存智慧。他深知，在乱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是首要任务。因此，他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政治策略，即顺应时势，不轻易与当权者对抗。无论是哪个政权上台，他都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环境，为新的统治者效力。这种看似 “墙头草” 的行为，在当时却被很多人视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那个时代，反抗往往意味着死亡，而顺应时势则有可能保护自己和更多人的生命。

然而，冯道的这种生存方式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指责。尤其是在后世，随着儒家思想的强化和忠君观念的深入人心，冯道被视为 “奸臣” 和 “无廉耻之人” 的代表。人们认为，他身为臣子，却先后侍奉多位君主，毫无忠诚可言。例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冯道 “无廉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骂他为 “奸臣之尤”。

但如果我们从五代十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或许能够对冯道有一个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在那个乱世中，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皇帝如同傀儡，随时可能被推翻。在这样的环境下，冯道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尽可能地为百姓谋福利，减轻他们的痛苦。例如，在契丹灭后晋后，耶律德光曾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 冯道回答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他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说耶律德光不要对百姓进行残酷的杀戮和掠夺，从而保护了中原百姓的生命安全。

此外，冯道还主持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 —— 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在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文化典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冯道意识到，文化的传承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于是，他组织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和校勘，并采用雕版印刷的技术将其印刷成册，广泛传播。这项工程历时多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却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柴荣的改革和冯道的沉浮，是五代十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故事，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乱世中，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挣扎。柴荣以其雄才大略，试图打破乱世的局面，实现天下统一；冯道则以其独特的生存智慧，在乱世中维持着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文化的传承。他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都在各自的领域为五代十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事迹也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

四、历史启示：从乱世到太平，藏着中华文明的统一底色

4.1 《太平年》的 “太平” 深意：人心所向胜过王权霸业

《太平年》这部剧，剧名中的 “太平” 二字，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贯穿全剧的核心主题，是那个乱世中所有人的终极渴望。

在五代十国那个战火纷飞、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太平” 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中原大地陷入了 “食人乱世”，百姓们在战争的阴影下苦苦挣扎，生命如蝼蚁般脆弱。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剧屡见不鲜，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和平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渴望，不仅仅是百姓的心声，也是帝王将相们内心深处的追求。后周世宗柴荣，这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立下 “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的宏伟志向，他的壮志豪情，正是对 “太平” 这一理想的生动诠释。

钱弘俶的 “纳土归宋”，无疑是剧中最能体现 “太平” 深意的情节。面对北宋一统的大势，钱弘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凭借吴越国富庶的十三州土地和十万军队，与宋朝进行最后的抗争，以维护吴越国的独立和自己的王权；还是顺应时势，放弃王权，将吴越国和平地纳入北宋版图，换取天下太平。这一抉择，不仅关乎吴越国的命运，更关乎天下苍生的福祉。钱弘俶深知，战争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死亡，只有和平，才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以 “不忍以一邦之民，陷于兵火” 的胸怀，放弃了 “一家一姓之荣”，实现了吴越国的和平过渡，为天下太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钱弘俶的 “纳土归宋” 并非偶然，而是顺应了 “人心思定” 的历史大势。在那个乱世中，人们渴望和平，渴望结束战争的苦难，回归正常的生活。无论是中原地区的百姓，还是吴越国的百姓，都对和平充满了向往。钱弘俶的抉择，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所向，他的行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相比之下，五代中原地区的政权更迭，往往是通过武力夺取，伴随着血腥和杀戮，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种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更迭，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实现权力的转移，但却无法真正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它违背了民心，无法满足人们对和平的渴望。

中华文明始终以 “统一” 为核心底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统一就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分裂的时期，但最终都走向了统一。五代十国的分裂，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它无法阻挡中华文明统一的步伐。钱弘俶的 “纳土归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标志着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结束，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文明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太平年》通过对钱弘俶 “纳土归宋” 这一历史事件的演绎，深刻地揭示了 “太平” 的深意。它告诉我们，在乱世中，人心所向的 “太平”，远比王权霸业更加重要。只有顺应民心，追求和平，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主题，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同努力，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2 五代十国的遗产：北宋 “重文轻武” 国策的前世今生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短暂而混乱，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之一，便是催生了北宋 “重文轻武” 的国策。

五代十国是一个武夫专权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几乎都是通过武力夺取。在这个时期，武将的地位极高，他们手握重兵，成为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为了争夺皇位，武将们不惜发动战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种武夫专权的局面，给北宋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他深知武将权力过大的危害，担心自己的皇位也会被武将夺走，因此，在建国之初，便开始着手削弱武将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杯酒释兵权”，便是赵匡胤削弱武将权力的关键举措。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赵匡胤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设宴饮酒，在席间，他向将领们表达了自己对皇位的担忧，暗示他们交出兵权。石守信等人明白赵匡胤的意图，第二天便纷纷称病辞职，交出了兵权。通过这一手段，赵匡胤成功地解除了武将的兵权，将军事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除了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武将的权力。他设立了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但枢密院的长官多由文官担任，武将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同时，他还实行了 “更戍法”，将禁军轮流派往各地戍守，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武将与士兵之间形成紧密的关系，从而避免武将拥兵自重。

在削弱武将权力的同时，北宋统治者大力提升文官的地位和权力。他们重用文臣担任要职，掌握军政大权，使得文官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官的地位和待遇高于武将，形成了 “重文轻武” 的局面。例如，在科举制度方面，北宋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使得更多的文人有机会进入仕途。这些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后，成为了北宋政权的重要支柱。

北宋的 “重文轻武” 国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武夫专权、政权频繁更迭的问题，使得北宋的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北宋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如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同时，北宋的科技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重文轻武” 国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武将的权力受到限制，军队的战斗力逐渐下降，北宋在对外战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在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北宋屡战屡败，不得不签订一系列屈辱的和约，如 “澶渊之盟”“庆历和议” 等，每年向这些政权输送大量的岁币，以换取和平。这种局面不仅损害了北宋的国家尊严，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北宋的统治逐渐陷入危机。

五代十国的历史，为北宋的 “重文轻武” 国策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北宋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武将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的稳定，但也导致了军事积弱的局面。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即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有其两面性，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读懂五代十国，才懂《太平年》的 “太平” 之重

《太平年》的热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五代十国历史的窗口。这部剧并非简单的古装权谋剧，而是以吴越国的命运为切口，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大势。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我们看到了乱世的残酷，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从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的五代更迭，到 “保境安民” 的吴越偏安，再到钱弘俶 “纳土归宋” 的历史抉择，五代十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泪、挣扎与希望的史诗。这段历史不仅影响了北宋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当今时代，我们身处和平盛世，或许很难体会到五代十国时期百姓对太平的渴望。但《太平年》提醒着我们，太平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无数人的抉择与担当铸就。无论是柴荣的改革图强，还是钱弘俶的放弃王权，他们的故事都让我们明白，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希望观众在追剧之余，能走进这段 “冷门历史”，探寻其中的奥秘与启示。因为，只有读懂了五代十国，才能真正理解《太平年》中 “太平” 二字的珍贵与厚重。

来源：王屋山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