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男女主角色郑德诚与李秋萍的塑造，解春来、林冬福、谭光明甚至是赵东升的人物刻画，都让作为普通观众的我，看到了在大多历史资料中常常会被忽视的这样一个群体。

不可否认，《小城大事》无论从剧情改编到人物塑造，都称得上是一部成功且有着无数闪光点的时代剧。

无论是男女主角色郑德诚与李秋萍的塑造，解春来、林冬福、谭光明甚至是赵东升的人物刻画，都让作为普通观众的我，看到了在大多历史资料中常常会被忽视的这样一个群体。

可当我们因为大结局中林冬福的因公殉职而唏嘘时，当我们为谭光明找到失踪多年发妻而感到高兴时，当我们因杜涛凭借为谭光明找到爱妻重回李秋萍视野而心生不满时。

又有多少的目光会聚焦到原著小说中那些本该是最重要、篇幅最多的一类人群身上呢？

作为一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且故事中大多数人物并非虚构的报告文学，作者朱晓军通过群像描写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式城镇化”进程中的多方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并确立了最重要的一类人“进城农民”。

与郑德诚拉着一大群所谓的“猴子”开启月海新城建设有所不同，原著中最核心的一群人，是来自大西部与本地农村的农民，比如像郑德诚哥哥一家这种角色。

他们虽然不是月海新城的主体，但至少在数量上要远超先富起来的“猴子”。

他们可能是建筑工人、小商贩、个体经营户、外来务工者乃至于本地拆迁户，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很可能会被今天城里人看成“傻子”的历史时期“由农民转变为市民”。

从某种角度或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群在《小城大事》中被相对弱化的群体，才是月海这座新城的真正建设者与承受者，无论好坏。

比起先富起来的“猴子们”，比起掌握新城建设方向的“郑德诚们”，他们才是那一群真正承载进城希望、焦虑、挫折与妥协的普通人，他们才是真正切身经历过“半城镇化”“身份断裂”“制度夹层中的生存状态”的那一群普通人。

相比起这群身处在“金字塔底层”的普通人，推动月海新城建设与发展方向的“郑德诚们”“赵东升们”，则是将目光与重心放在了建城、土地、拆迁、招商等所谓的大事之上。

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现实利益博弈中的一方，甚至有可能还是理想主义的维护与簇拥者，更有可能会是功利主义的信奉与执行者。

比起《小城大事》中的“郑德诚们”，现实中基层干部或地方官员，往往都会身处在无穷无尽的“上级考核、地方现实、群众诉求”夹缝中苦不堪言。

他们不仅要处理好上级的考核，还要面对地方上那些无法跨越的硬性条件，更要谨慎处理来自群众或有理、或无理的各种诉求。

相比起以上这些能放到台面上来的各种困难，并没有被《小城大事》充分刻画的，还有无法摆到台上来讲的灰色地带。

当资本的力量开始进驻月海新城时，当开发商与企业主开始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左右政策制定方向时，那些与资本产生联系的灰色关系才会让《小城大事》在制度与市场逻辑这件事上真正有一个具象的化身。

最终，杜涛从上海回来了，谭光明去上海了，郑德诚去县里了，林冬福因公殉职了，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顺理成章，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可现实呢，《小城大事》却忽略了原著中最精华、最纯粹的东西。

那些因月海新城而“被拆迁”却未能真正“市民化”的农民呢？那些在城市化运动中失地农民和返乡失败者呢？那些进城之后陷入贫困、失业甚至是家庭破裂的人呢？

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真正在《小城大事》中被正面提及或展现出来。

无论是影响深远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还是今天看起来近乎退出历史舞台的城乡二元结构，才是原著最重要的基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心中的《小城大事》该是一部不以刻画与塑造传统人物为重点的电视剧，甚至不该将重点放在“郑德诚们”身上，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如何进城”这么简单，而是农民这样一个特殊却又并不起眼的群体，如何在制度与时代洪流中做到集体迁徙与身份重塑。

关于《小城大事》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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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花煜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