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剧里第七、八集把所有人都困在城门里。钱弘俶和孙太真本来是吴越使团的客人，转眼成了城中的“外援”。三哥负责和水丘昭券周旋，郭荣要去街巷里安置流民，赵匡胤被推到城墙上指挥。谁都没得选。

汴梁城被契丹围得透不过气，可城里偏偏还挤进五万没处待的老百姓，谁也不肯先崩溃。

剧里第七、八集把所有人都困在城门里。钱弘俶和孙太真本来是吴越使团的客人，转眼成了城中的“外援”。三哥负责和水丘昭券周旋，郭荣要去街巷里安置流民，赵匡胤被推到城墙上指挥。谁都没得选。

真正压轴的是冯道。石重贵早就疯疯癫癫，只有这个老臣还能扛出一副“我来兜底”的架势。他挨个盯着文武大臣，逼着大家出兵、出粮、修城墙，反正每个人都得表态。

城内次序乱得像菜市场，他就盯着开封府把税粮、治安、流民登记全部拢起来。郭荣被交给“生杀予夺”的权力，这话听得人心惊，可安顿流民的速度就是快。

城墙这头忙修缮，那头又得调家丁、兵丁凑成临时守军。赵弘殷被指名去管军务，赵匡胤带人死守，冯道自己却始终不碰军权，像是在提醒大家：文臣也能把局面撑住。

他对官员说“给天下留最后的体面”，把大家逼得开不了口，只能咬牙执行。可是剧外一翻史书，骂名铺天盖地：十朝元老，奸臣之尤。

冯道出自河北普通地主，少年只懂读书写字。五代乱世里，他靠擅写文章、善劝谏慢慢爬上去。劝后唐明宗别拿粮价折腾农民，靠的就是那句“谷贵饿农，谷贱伤农”。

他不结党，不弄权，别人抢兵权抢封赏，他就蹲在文案堆里抄经书。后来主持雕印《九经》，百姓叫他“冯菩萨”。这类细节，剧里并没展开，可人物的骨架已经摆在那儿：乱世文臣只好学会在夹缝活下去。

三十一年间北方换了十四位皇帝，平均一个政权不到三年。冯道的“不倒翁”本事，不光来自心机，更多是制度没有可依。他选择“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换来的是士大夫群体的轻蔑。

《太平年》里的冯道被拍得有担当，他面对契丹逼城时，完全站在汴梁这一边。可史书还记着他对耶律德光称臣，甚至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相互矛盾的评价，本质都是对“立场”两个字的争夺。

剧里赵匡胤、钱弘俶这些年轻人正面硬刚，冯道则用官府系统维持最基础的秩序。两条线交织，让故事有张力，也让观众更难把冯道扁成一个标签。

我看着这些剧情老想起前阵子刷到的另一段历史细节：有位宋初老臣在京师告急时也被要求筹粮，他宁可带着家眷住进城外仓库，亲眼盯着粮袋封口，生怕有人中途截留。都是类似的乱局，人的抉择却天差地别。

汴梁城被契丹包围，却还得安顿五万流民，这个数字太刺眼。冯道把流民里的青壮全都收编，还让郭荣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这种决断在和平年代绝不会被接受，可当城里只剩一口气，谁还顾得上讲究程序？

赵匡胤的打法也不是电视剧胡编。他确实以善战闻名，后世传说“黄袍加身”之前，他守城、出战的事比皇帝段子要多得多。剧里用他来支撑“抵抗到底”的信念，有历史底座。

钱弘俶和孙太真本该是吴越国的代表，如今却亲眼看汴梁被围。吴越向宋归附的过程就是“纳土归宋”，剧集用这段历史强调的是和平统一的价值，把个体命运放在宏大主题里。

和平不是一个口号就能落地。剧里不断提流民、城防、粮草，提醒观众统一这件事离不开基层治理，说真的，这些安排看着挺好，就是不知道如果真放到现实，这套办法能不能落地。

我还记得去年讨论另一个剧时，有人提到“守城不是喊口号，得算清楚每一斗粮”。《太平年》这次算得很细：谁负责城墙，谁管军务，谁处理民心，连开封府的官吏都得出场。这种细节让故事更有重量。

冯道最后一句“给天下留最后的体面”，听着像情怀，其实是为了稳住士气。他很清楚，大家只要相信这场守城仍能彰显尊严，就不会提前溃败。

城中人物各带着自己的算盘。钱弘俶既要保护随行人员，又得想办法把吴越国的利益带回去。孙太真则在无常中寻找主动权。三哥和水丘昭券代表了吴越宫廷里的博弈，谁也不想因为留在汴梁，就让吴越失去谈判筹码。

郭荣是另一种角色，他作为密使四处联络，还负责安置流民。既要有人味，又要够硬。剧里给他“生杀予夺”的权力，就是告诉观众，在城破之前，他可以像临时军政长官一样做决定。

我倒觉得，树立这样一个冯道，是因为现实也需要一种“不极端”的力量。既不完全歌颂忍气吞声，也不鼓吹“宁死不屈”，而是承认很多时候，人只能在夹缝里选择最能救人的办法。

历史上，欧阳修、司马光骂他“奸臣之尤”。但剧中冯道的表现让观众看到另一面：他在契丹兵临城下时，不忘调动资源；面对官员推诿，他一个个敲打。这种戏剧冲突让角色更立体。

连冯道自己都在诗里写“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听起来像自嘲，也像给自己找台阶。人在乱世活得太久，总有观众质疑他是不是把底线卖了。

《太平年》说是第一部聚焦“纳土归宋”的剧，强调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大方向正得不能再正，可细节里却摆满了血汗与妥协。冯道、赵匡胤、钱弘俶、郭荣四条线交错，把这种矛盾拉得很长。

汴梁城内外的紧绷感在剧里层层加码。外面是契丹骑兵，里面是流民、军队、官员，所有人都挤在临界点。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单一主角的英雄主义，而是群像的挣扎。

我喜欢剧里一个小桥段：冯道让赵弘殷负责修城墙时，赵弘殷第一反应不是抱怨，而是问能不能调手下的工匠。这点细节告诉我们，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还有人愿意按规矩把事做好。

同样的，也有人想浑水摸鱼。城中有人试着混进流民队伍躲避征调，郭荣立刻清点名单，连夜把青壮都挑出来。这样的桥段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另一段史料，某城官员为了防止军粮被偷，把自己的长子送去领队押运，最后保障了补给。不同时代相似的故事总会出现，说明人性没差多少。

冯道的骑墙术放在现代眼光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务实，有些人仍然难以原谅。这正是《太平年》想要掰开揉碎的命题：不倒翁到底是圆滑还是担当？

如果你被困城中，会选跟着冯道顾全大局，还是像赵匡胤那样直接上城墙？

来源：穿越时空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