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侍奉10帝的“墙头草”，为何是赵匡胤、郭荣的“精神教父”

摘要：近期热播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以五代至北宋初年的乱世为底色，不仅勾勒出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家国抉择，更以细腻的笔触，直面争议，深度解读了一位千古争议人物——冯道。

近期热播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以五代至北宋初年的乱世为底色，不仅勾勒出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家国抉择，更以细腻的笔触，直面争议，深度解读了一位千古争议人物——冯道。

剧中，他是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十位帝王的“官场不倒翁”，被时人与后世不少人诟病为“朝秦暮楚”的墙头草；但耐人寻味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后周世宗郭荣，这两位立志终结乱世、开创太平的帝王，却始终对他心怀敬畏，暗中以他为师，将其视作精神与政治层面的“教父”。这份看似矛盾的关系，藏着乱世中士大夫的生存智慧，更藏着五代至宋初政权转型的核心密码，而《太平年》的编剧，也以高超的叙事能力，在历史事实与艺术创作之间找到了完美平衡点。

在《太平年》的叙事里，冯道的“墙头草”标签，从来都不是无原则的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的无奈妥协与清醒坚守。剧中开篇，中原大地乱象丛生，后晋政权摇摇欲坠，契丹铁骑虎视眈眈，“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成为时代铁律，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朝堂官员稍有不慎便会被满门抄斩。冯道身为文官领袖，没有武将的兵权可依，没有宗室的血脉可恃，唯有以“隐忍”为铠甲，以“务实”为初心，在乱世中艰难周旋。他不结党营私、不贪恋权位，每一次政权更迭，他都没有选择以死明志，而是选择留在朝堂，接手一个又一个残破的官僚体系。这种“不死节”的选择，恰恰与明初方孝孺形成了鲜明对比——方孝孺坚守“一臣不事二主”的忠君理念，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最终被诛十族，牵连数百人殒命，却丝毫未能改变政权更迭的结局，白白牺牲却毫无实际效用；而冯道选择“活下来”，以妥协换空间，以隐忍谋民生，反而在乱世中保全了百姓、传承了文化、稳定了秩序，两种选择的背后，是乱世与治世的差异，更是“愚忠”与“大忠”的分野。

《太平年》用多个剧情细节，打破了人们对冯道的固有偏见，也贴合了史学家对冯道历来的争议性评价。历史上，关于冯道的评价从来都是两极分化、争论不休，未有定论。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对其持严厉批判态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冯道列入“杂传”，斥责其“不知廉耻”，认为他侍奉四朝十帝，是“朝秦暮楚”的乱臣贼子，违背了儒家“忠君死节”的伦理准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明确表示，冯道“奸臣之尤”，其行为破坏了君臣之义，是后世士大夫的反面教材。但与之相对，也有不少史学家对冯道给予了高度肯定：五代史学家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称赞冯道“在相位二十余年，恭俭温厚，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认为他“以苍生为念”，是乱世中的贤相；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则更是直言，冯道“实可谓五代时之完人也”，认为在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要求士大夫“一臣不事二主”是苛责，冯道的妥协是无奈，坚守的是初心，其保全百姓、传承文化的功绩，远胜于所谓的“忠君”虚名。《太平年》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将这种争议融入剧情，既展现了冯道“妥协求生”的争议点，也凸显了他“保境安民”的功绩，还原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这正是其编剧功力的体现。

正是这份“不变”的坚守，让冯道成为郭荣、赵匡胤心中不可替代的“教父”——这份“教父”之名，无关血缘亲情，无关君臣依附，而是源于他积累的治国经验、搭建的文官体系，以及贴合时代需求的政治理念，为两位帝王终结乱世、开创太平提供了核心支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年》没有写历史上赵匡胤“游历天下”的经历，这并非随意删减，而是编剧基于剧情核心与人物塑造的精准考量，暗藏深意。

历史上，赵匡胤青年时期曾为了寻找机遇游历四方，先后到过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期间见识了民生疾苦、官场腐败，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阅历，这份经历对他后来的治国理念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太平年》的核心主线，是“乱世求太平”，它以五代至宋初政权迭代为经，以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位主要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为纬，编织出一幅由乱到治的时代画卷。如果保留赵匡胤游历天下的剧情，一方面会分散叙事重心，让剧情陷入“个人成长流水账”；另一方面，编剧刻意将赵匡胤的“民生认知”“治世理念”，更多与冯道的交集绑定，而非个人游历的感悟，正是为了将此时还年轻、尚未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赵匡胤，放入汴梁这个故事发生的中心去，加入本剧的叙事主脉络中。同时也能让赵匡胤的人物形象更聚焦于“终结乱世的创业者”，与郭荣、钱弘俶的“太平初心”形成呼应，让剧情节奏更紧凑，核心主题更突出，这恰恰体现了编剧“取舍有度”的创作智慧。

对于后周世宗郭荣而言，冯道既是旧朝文臣的象征，也是他整顿朝纲、实现抱负的重要依托。这里既有历史事实的还原，也有编剧的艺术加工，两者相辅相成，更凸显了编剧的创作能力。郭荣继位后确实胸怀一统天下的壮志，也确实重用冯道等老臣整顿朝纲，冯道也确实以老臣之身劝谏郭荣慎战安民。历史上冯道与郭荣的交集主要集中在朝堂之上，《太平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在不违背历史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增设冯道私下力劝郭荣不要亲征北伐的奏对场景，使庙堂决策的复杂性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戏剧冲突，让“乱世中治国道路的抉择”这一主题更加具象。贴合二人的历史性格，又强化了人物冲突，让冯道的“清醒”与郭荣的“信仰”更具画面感，丰富了人物关系，让“教父”之名更显厚重。

而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来说，冯道是他“建立新秩序、守护太平”的精神标杆与实践参考。这一点上，《太平年》同样做到了“尊重历史、合理创作”。历史事实是，赵匡胤建立北宋后，推行“重文轻武”“杯酒释兵权”等政策，确立了文官治国的基调，而这一理念的源头，确实与五代以来“武将专权、政权动荡”的现实密切相关，也与冯道多年来搭建文官体系、制衡武将权力的实践有着间接关联；但历史上，赵匡胤与冯道的直接交集并不多，冯道去世时，赵匡胤尚未建立北宋。而《太平年》的编剧，刻意增加了二人自后晋至后周这段时期的交集，让赵匡胤在未发迹时便受冯道理念的影响，这种改编看似“背离史实”，实则是对历史逻辑的精准把握——冯道的治国理念，本质上是五代至北宋初年“终结乱世、寻求稳定”的时代需求，赵匡胤的治国实践，正是这种时代需求的延续与升华。编剧通过艺术加工，将这种“间接影响”转化为“直接传承”，既让冯道“精神教父”的身份更合理，也让赵匡胤的治国理念更具溯源性，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美感”的统一。

《太平年》没有刻意美化冯道，也没有回避他“侍奉四朝十帝”的争议，而是以客观、理性的视角，还原了这位乱世文人的真实面貌。所谓“墙头草”，不过是太平人说离乱事；而郭荣、赵匡胤对他的敬畏与尊崇，恰恰印证了他的价值。在那个战火纷飞、礼崩乐坏的时代，冯道没有选择以死明志的“愚忠”，而是选择了“以苍生为念”的“大忠”，他用自己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承文明、安抚民生、搭建秩序，为终结乱世、走向太平埋下了种子。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解读，正是编剧强大创作能力的体现——不刻意洗白，不刻意抹黑，而是基于历史事实，挖掘人物背后的时代逻辑与人性复杂。

如今，透过《太平年》的剧情，我们再看冯道，不难明白：评判一位乱世中的官员士人，不能用“一臣不事二主”的单一标准。冯道侍奉四朝十帝，看似“不忠”，实则是对苍生最大的“忠”；他被诟病为“墙头草”，实则是乱世中最清醒的坚守者。而郭荣、赵匡胤对他的推崇，不仅是因为他的治国智慧，更是因为他坚守的“安民”初心、搭建的治理体系，正是他们终结乱世、开创太平的核心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