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重贵坐在龙椅上发号施令的时候，绝对没想到，他最倚重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心里已经打起了别的主意。
刘知远这人，太懂什么叫“趁乱称帝”了。
石重贵坐在龙椅上发号施令的时候，绝对没想到，他最倚重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心里已经打起了别的主意。
石重贵派人传旨，要求刘知远率兵会师山东。镜头切到刘知远的府邸，他拿着圣旨，慢慢踱步到窗前，窗外是他操练的私兵。
使者催促：“刘都统，陛下急诏，还请速速发兵。”
刘知远转身，面带愁容：“河东近日匪患不绝，若抽走主力，恐生大乱……这样，你先回去复命，我整顿兵马，随后便到。”
使者一走，幕僚凑上来：“主公，真要发兵？”
刘知远把圣旨随手一扔，轻笑一声：“发兵？拿我河东儿郎的命，去填别人的野心？”
这不是抗旨吗？
没错，但他做得极其“艺术”，每次皇帝催促，他都以“边境不稳”、“粮草未齐”、“士卒疲敝”为由，拖！一拖再拖！拖到朝廷自己都乱了阵脚。
在那个年代，明目张胆抗旨是死路一条。但刘知远深谙“软抵抗”的精髓，我不说不去，我只是“暂时”去不了。朝廷催得越急，他越显得“忠厚老成”、“顾全大局”。
“石重贵啊石重贵，你想当英雄和契丹死磕，别拉上我。这乱世，手里有兵有地盘，才是硬道理。你的圣旨？先在我这儿歇会儿吧。”
渐渐地，皇帝也品出味儿来了。
军国大事不再找刘知远商量，那个“都统”头衔，成了空架子。换了别人，可能慌得不行，赶紧表忠心。但刘知远呢？
他反而松了口气，开始“慎事自守”。
什么叫“慎事自守”？
就是关起门来，疯狂发育！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把河东经营得铁桶一般。朝廷的乱局，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
在契丹攻破汴梁，后晋灭亡之后。
天下大乱，群龙无首。多少人急着站队，多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刘知远在干嘛？
他派出了大将王峻，出使契丹。这一出使，堪称“骑墙派”的顶级操作。
首先，恭喜契丹老大耶律德光拿下汴梁。 姿态做足，给足面子。
然后，诉苦
：
我这儿情况特殊啊，各族杂居，我一走肯定乱套，所以不能亲自来朝贺，请您体谅。
最后，表诚意，贡品都备好了，随时孝敬您！
厉害，太厉害了！
这一步，既没有立刻跪舔新主，又没有公然对抗强敌。他给自己留足了所有的余地。
果然，契丹主耶律德光也不傻，直接戳破他的心思，派人传话：“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
这话问得诛心！
但刘知远怎么应对的？他接下来的行动就是答案，他依然按兵不动。
他还在等！
等一个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时机。契丹刚入中原，势力最强，此时称帝是当活靶子。他在等契丹陷入中原人民的反抗泥潭，等他们焦头烂额，等一个“彼竭我盈”的完美节点。
刘知远此刻的沉默，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这是一种基于绝对实力和清醒判断的自信。他知道，龙椅就在那儿，跑不了，但谁先坐上去，谁可能先被火烧屁股。
时机，终于被他等到了。
契丹在中原的统治不得人心，烧杀抢掠，反抗四起。耶律德光自己也快撑不住了，打算北撤。
中原权力出现真空！
后晋开运四年（947年）二月十五，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了。
但妙就妙在，他没有立刻改国号，依然沿用后晋的“天福”年号，称“天福十二年”。
为什么？
这又是一步深谋远虑的棋，当初后晋是中原正统，石敬瑭的法统还在很多人心里有残留。沿用旧年号，是在向天下宣告，我刘知远，不是篡位，我是继承！我是来恢复晋室江山，驱逐契丹的！
这个旗帜一竖，那些还对后晋存有念想的地方势力、遗老遗少，心理上就更容易接受他、归附他。果然，“各地纷纷归附”。
等到他真正挥师南下，收复洛阳、汴梁，在中原站稳脚跟之后，他才从容地改国号为“汉”，改元“乾祐”。
至此，大局已定。他从一个地方节度使，完美蜕变成为开国皇帝。
可惜啊，天不假年。 过了年，刘知远就去世了。但他用短短一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务实称帝”操作。
为什么说刘知远是“务实派”？
因为他的每一步，都把“生存”和“利益”放在“面子”和“虚名”之前。
皇帝猜疑？没关系，我缩回来壮大自己。契丹质问？没关系，我赔笑脸但不交底牌。他不在乎一时被人看轻，他在乎最后的赢家是谁。
石重贵让他出兵当炮灰，他坚决不干。保存实力，才是乱世最大的本钱。
他不在乎被骂“骑墙”、“观望”。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要最后赢了，过程里的“不光彩”自然会有人帮你润色。
你说他狡猾吗？当然。
但在那种人命如草芥的乱世，他的“狡猾”，何尝不是一种对跟随他的将士、百姓负责任的“清醒”？ 热血上头，带着大家去送死，很简单；但忍辱负重，带领大家活下来并且夺取天下，很难。
《太平年》没有把刘知远塑造成一个光明伟岸的英雄，反而这种带点灰色、极度务实的形象，更让我觉得真实、有张力。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但他是一个成功的zheng治家。
他的故事告诉你，在时代的巨浪里，有时候，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而活得够久、够稳，才有资格去定义什么是“正确”。
来源：司吖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