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霸王别姬》的结尾——十一年后，程蝶衣与段小楼再度穿上戏服，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走台。追光落下，蝶衣抽出那把见证了他们一生纠缠的剑，转身，横颈，倒下。动作干净得像他第一次学会这个身段。

电影落幕时，总有些画面会长进记忆里，拔不出来。

比如《霸王别姬》的结尾——十一年后，程蝶衣与段小楼再度穿上戏服，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走台。追光落下，蝶衣抽出那把见证了他们一生纠缠的剑，转身，横颈，倒下。动作干净得像他第一次学会这个身段。

段小楼愣了两秒，轻轻唤出他最初的名字：“小豆子。”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这句在电影开头念不对就要挨打的台词，在结尾处，从濒死的程蝶衣口中说出，却成了他对命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纠正。

人这一生，究竟是在演别人，还是在找自己？

陈凯歌用一部电影，问了我们一个最残忍的问题。

让我们先从关师傅的戏班子说起。

那是个比任何现代公司都残酷的“人才培养体系”。孩子被送进来，先要签生死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入了科班，一切由师傅管教，打死勿论。”

训练的方法简单粗暴：背错词，打；走错步，打；眼神不对，接着打。小癞子逃跑被抓回来，师傅说：“打！打到他记住为止！”

但最狠的一招，不是打，是“给你一个身份”。

小豆子有六指，母亲艳红狠心切掉那根多余的手指，把他推进戏班。他骨子里抗拒唱旦角，尤其抗拒那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每念错一次，就要挨一次烟锅子捣嘴，捣到满嘴是血。

直到那次，在张公公府的堂会上，他又念错了。师兄小石头（后来的段小楼）急了，抄起师傅的烟袋，狠狠捣进他嘴里：“我叫你错！我叫你错！”

鲜血从嘴角流下。小豆子眼神涣散，然后，他开口，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全场喝彩。关师傅欣慰地笑了。小石头松一口气。

没人看见，小豆子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刻彻底碎了。

从此，世上再无小豆子，只有程蝶衣。

这就是戏班子最深的“规矩”：你要的从来不是成为谁，而是忘记自己是谁。

那个烟锅子，捣碎的不只是他的牙齿和固执，更是他与“男儿身”的最后一点连接。从此，他接受了命运分派的“角色”——在戏里是虞姬，在戏外，是“程老板”，是“角儿”，唯独不是他自己。

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剧本？

从小，我们就被塞进各种“角色”里：好学生、乖孩子、靠谱的员工、无私的父母……每个角色都有一套台词，一套动作，一套“该有”的表情。念错了台词？社会有无数个“烟锅子”等着捣你的嘴——可能是父母的失望，老师的批评，同事的侧目，网络的群嘲。

直到某一天，我们也像程蝶衣一样，在某个场合，流着血，微笑着，清晰地说出那句被期待已久的台词。周围掌声雷动，我们鞠躬谢幕。没人知道，心里某个部分，已经永远地死去了。

程蝶衣的悲剧，从不是因为他成了“角儿”，而是因为他再也回不去了。

那把烟锅子，捣出了一个完美的虞姬，也杀死了唯一的小豆子。

如果说程蝶衣是被“规矩”改写了性别的样本，那段小楼，就是被“规矩”磨平了棱角的范本。

年轻时的段小楼，是真正的“楚霸王”。他敢为受欺的蝶衣出头，敢拿砖头往自己脑门上拍，敢在日本兵面前梗着脖子不唱戏。他活得痛快，爱得也痛快，遇见菊仙，就敢在花满楼为她“打茶围”，敢在众人面前娶这个妓女。

他像是戏班规矩里的一个“bug”，一个未被完全驯化的异类。

但陈凯歌最狠的一笔，在于他让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bug”是如何被时代的洪流，一点点修复、抹平的。

第一次重大妥协，是在日本人进城后。程蝶衣因为给日本人唱戏被当作汉奸抓走。段小楼去求袁四爷救他。袁四爷慢悠悠地说：“楚霸王是何等人物？回营见虞姬已死，该当如何？该当慷慨悲歌，拔剑自刎！这才叫从一而终！”

段小楼跪下了。

那个曾经拍砖的楚霸王，为了救他的“虞姬”，跪在了一个他瞧不起的“戏霸”面前。这一跪，跪碎了他身上某种坚硬的东西。

第二次，是在文革批斗会上。红卫兵逼他揭发程蝶衣。在生死恐惧和群体狂热面前，他崩溃了。他嘶吼着，揭发蝶衣给日本人唱戏，揭发他和袁四爷的“肮脏事”。

这还不够。他们又把矛头指向菊仙，逼段小楼说“我不爱她！我要和她划清界限！”

火焰在眼前燃烧，人群在疯狂叫嚣。段小楼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我不爱她！我跟她划清界限！”

菊仙站在原地，穿着那身她为自己准备的红嫁衣，静静地看着她的大丈夫。那一刻，她眼里的光，彻底灭了。

段小楼的每一次下跪、每一次揭发、每一次划清界限，都是他在“男人”这个角色里，学会的“生存智慧”。

这智慧的核心是：在绝境面前，姿态不重要，活着才重要；真话不重要，安全才重要。

年轻时的砖头，是拍给别人看的，是“面子”；成年后的下跪，是跪给自己活的，是“里子”。他从一个靠“气节”活着的戏子，变成了一个靠“识时务”活着的凡人。

这难道不是大多数男人（乃至所有人）的成长轨迹吗？

少年时，谁不曾幻想自己是仗剑天涯的楚霸王？相信正义、相信爱情、相信有些底线死也不能碰。

可生活很快会给你上课。它可能是领导的刁难，是房贷的压力，是孩子的一声啼哭，是父母的一场大病。你发现，你手里的“剑”，劈不开现实的铁幕；你的“气节”，喂不饱一家老小。

于是，你学会了低头，学会了权衡，学会了在理想和饭碗之间，选择后者。你成了段小楼——一个心里还住着少年，但嘴上已学会说“正确台词”的成年人。

陈凯歌没有简单批判段小楼。他只是平静地展示：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一个想保护身边所有人的男人，最终是如何变得谁也保护不了，包括他自己。

楚霸王的悲剧，不在于战败，而在于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了霸王。

整部《霸王别姬》里，菊仙可能是最清醒，也最绝望的人。

她是个妓女，却有着常人不及的胆识和眼光。她在花满楼第一次见段小楼，就敢从楼上跳下来，赌这个男人的担当。她为自己赎身，光着脚走到段小楼面前，赌他的情义。她赢了，成了段太太。

她也是最早看懂程蝶衣和段小楼关系的人。她知道，在丈夫心里，那个一起长大的师弟，有着她永远无法替代的分量。她视蝶衣为最大的威胁，用尽一个女人的智慧和手段，想把丈夫“抢”回来。

她劝段小楼别和日本人硬杠，是怕他出事；她让段小楼远离程蝶衣，是怕他被牵连；她烧掉蝶衣的戏服，是想断了他的念想。每一步，都出于一个妻子最朴素的爱与恐惧。

她像个高明的棋手，精心布置着保护家庭的“局”。

可她算对了一切，唯独没算到时代的疯狂，和人心的脆弱。

文革的批斗会上，当段小楼嘶吼着“我不爱她！我要和她划清界限！”时，菊仙的整个世界崩塌了。她赌上了一生的男人，在最后的考验面前，撤回了所有的筹码。

她回到家，穿上那身红嫁衣，平静地悬梁自尽。

菊仙的悲剧在于，她以为自己在下一盘“感情棋”，却不知所有人都被卷进了一盘“命运棋”。

她精于计算人心，却算不出历史的洪流能轻易冲垮所有精心构筑的堤坝。她以为最大的敌人是程蝶衣，最后才发现，真正的敌人是那个让人不做人的时代。

上吊前，她把那把见证三人恩怨的剑，还给了程蝶衣。这个举动，是谅解，是托付，也是一种彻底的放弃——你们的戏，你们自己唱吧，我不陪了。

菊仙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程蝶衣的“痴”和段小楼的“懦”。她的清醒，让她痛苦；她的绝望，让她决绝。她是全片唯一一个，始终在用“真人”的身份，对抗“假戏”的人。而当她发现，连她最爱的男人都已入戏太深、假戏真做时，她选择了最彻底的退出——用死亡，捍卫自己“真实”的身份。

一个妓女，用最干净的方式，嘲笑了整个时代的肮脏。

电影里，袁四爷曾对程蝶衣说：“尘世中，男子阳污，女子阴秽。独观世音集二者之精于一身。程老板，你便是这观世音。”

袁四爷看懂了程蝶衣的美，却没看懂他的痛。那种痛，来自于“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撕裂。

对程蝶衣而言，戏不是戏，是命。

所以他会对段小楼说：“说好了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所以他在法庭上平静地说：“如果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国去了。”

所以他在文革后重逢段小楼，第一句话是：“你，可还记得，咱们是在哪出戏里，成的角儿？”

在他的逻辑里，戏里的虞姬就该跟着戏里的霸王从一而终，戏里的规矩就该高于现实的法律，戏里的情义就该穿透时间的尘埃。

他是全片唯一一个，试图用“戏”的法则，在“现实”世界里活下去的人。

这注定是场惨败。

而我们大多数人，活成了段小楼，甚至不如段小楼。我们早早学会了“出戏”——工作时戴上专业的面具，回家换上温柔的笑脸，在社交场合说着得体的话。我们熟练地在不同角色间切换，并称之为“成熟”。

我们嘲笑程蝶衣的“痴”，觉得他傻，不懂变通，不识时务。

可夜深人静时，有没有那么一刻，我们会羡慕他？

羡慕他可以为了一个信念，一种情感，一份艺术，疯魔般地投入，至死不改？羡慕他活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哪怕这种完整，是以毁灭为代价？

陈凯歌把程蝶衣塑造成一个悲剧，却也在他身上，寄托了一种近乎殉道者的美学。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极致，恰恰是平庸现实最稀缺的光。

我们不敢成为程蝶衣，但我们心里，或许都住着一个想成为程蝶衣的小鬼。只是现实的重重“烟锅子”，早早捣碎了他。

《霸王别姬》的伟大，在于它不仅是三个人的爱情悲剧，更是一幅时代的浮世绘。

从民国到抗战，从新中国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车轮轰隆碾过。每个人都被卷挟其中，无人能够幸免。

关师傅代表旧时代的规矩，在日军入侵时悲愤而死；袁四爷代表旧时代的权贵，在新中国被当作“反动戏霸”枪决；那坤代表旧时代的油滑，在新时代继续做着不倒翁；小四代表新时代的背叛者，最终也被更新的时代抛弃。

程蝶衣、段小楼、菊仙，三个人的爱恨纠缠，在太平年月或许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时代的风暴眼里，却被放大、扭曲、碾碎，成了无法承受之重。

文革那场批斗戏，是整部电影的高潮，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残酷的镜头之一。曾经相依为命的师兄弟，互相揭发，嘶吼，把最恶毒的语言像刀子一样插进对方心里。曾经深爱的夫妻，在生死面前，选择背叛。

陈凯歌没有简单地把过错归咎于某个人。他展现的是：当一种集体性的疯狂被点燃时，好人也会变成野兽，爱情也会变成筹码，艺术也会变成罪证。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空间小得可怜。你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摧毁。段小楼选择了被同化，程蝶衣选择了被摧毁，菊仙选择了自我了断。

没有一种选择是容易的，也没有一种选择能被轻易评判。

这让我们想起电影开头，小癞子看着台上光彩照人的名角，哭着说：“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啊？得挨多少打啊？”

那时候以为，成为“角儿”就是终点。后来才知道，成了角儿，还有更狠的“打”在后面——那是时代的耳光，命运的捉弄，人性的深渊。

电影最后，程蝶衣抽出剑，自刎于段小楼面前。

这一剑，是虞姬对霸王的追随，也是程蝶衣对“从一而终”的最终实践。

但更深一层，这是他对命运的最后一次反抗。

他一生都被安排：被母亲安排进戏班，被师傅安排唱旦角，被时代安排命运。只有这最后一刻，他主动安排了自己的结局——用戏里的方式，死在戏里的舞台上，死在“霸王”面前。

他终于，完整地演完了“程蝶衣”这个角色。

段小楼那声恍惚的“小豆子”，像是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唤醒了最初的那个男孩。可那个男孩，早已死在了很多年前，被烟锅子捣碎的嘴里。

银幕暗下，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幽幽响起：“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们坐在黑暗里，久久不能平静。

《霸王别姬》讲的，何止是一段畸恋，三个人的纠缠？它讲的是每个人与命运的对抗与妥协，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溃败与坚持，是“做自己”这件事，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走出影院，生活继续。我们依然是段小楼，为了生存，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身不由己的事。

但或许，在某个瞬间，当一首老歌响起，当一段旧戏开锣，当偶然瞥见镜中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时——

我们会想起程蝶衣最后的那个眼神。

那眼神在问：你，可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模样？

那把横在虞姬颈上的剑，其实一直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它追问着：这一生，你是在演别人写的剧本，还是在走自己选的路？

哪怕，那路上布满荆棘，尽头是悬崖。

疯魔如何？成活又如何？

至少，我曾真实地活过一场。

来源：星光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