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末国产剧市场，陈妍希、周柯宇领衔主演的“姐弟恋”现偶剧《狙击蝴蝶》成为一匹黑马。剧中，资助人（“姐姐”）与被资助人（“弟弟”/“小奶狗”）之间跨越年龄、阶层的“姐狗文学”，让不少观众磕得非常上头。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年末国产剧市场，陈妍希、周柯宇领衔主演的“姐弟恋”现偶剧《狙击蝴蝶》成为一匹黑马。剧中，资助人（“姐姐”）与被资助人（“弟弟”/“小奶狗”）之间跨越年龄、阶层的“姐狗文学”，让不少观众磕得非常上头。
相较于此前一些“姐狗文学”作品，《狙击蝴蝶》确实有一些新意：人设有变化，选角很贴合，表演挺细腻。
剥开这层温暖精致的外壳，其叙事内核并没有本质性进步。“姐姐”通过付出（引领、资助、包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力量，而“弟弟”则通过回报以极高的情绪价值，来满足“姐姐”内心深处对被宠爱、被特殊对待的渴望。这种“姐姐情结”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枷锁。
文｜曾于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新型“姐狗文学”
内娱偶像剧中，霸气御姐与小奶狗弟弟的“姐狗文学”早已不是新鲜题材。
从《小丈夫》（俞飞鸿、杨玏）到《下一站是幸福》（宋茜、宋威龙）、《炽道》（金晨、王安宇），再到《爱情而已》（吴磊、周雨彤）、《骄阳伴我》（肖战、白百何），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部作品因击中社会情绪而引发热议。“姐狗文学”能持续吸引观众，在于相较于传统的“霸道总裁爱上我”或“白马王子与灰姑娘”模式，它展现出一种颇具时代感的“新意”。
《骄阳伴我》剧照
在传统的浪漫爱脚本中，男性往往是经济、社会地位与情感上的绝对主导者，是拯救灰姑娘于水火的王子，或是掌控一切的霸道总裁。女性角色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或是等待拯救的弱者，她们的人生轨迹与情感选择，大多围绕着掌握财富与权力的男性展开。影响了一代人的台湾偶像剧比如《流星花园》《天国的嫁衣》《绿光森林》《命中注定我爱你》，或者韩国最拿手的偶像剧诸如《夏娃的诱惑》《天国的阶梯》《浪漫满屋》《我的女孩》《继承者们》，多是如此。
“姐狗文学”颠倒了这一权力结构。“姐姐”是经济独立、心智成熟、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她们在职场成就、社会资源等公共领域具备显著的优势。比如《下一站是幸福》中，贺繁星是资深行政主管，元宋是尚未毕业的实习生；《我的男孩》里，罗小菲是成名导演，安庆辉是初出茅庐的新人；《骄阳伴我》中，简冰是功成名就的广告导演，盛阳则是挣扎于行业底层的职场新人……
《狙击蝴蝶》剧照
与之相对的“弟弟”，则被赋予了“小奶狗”或“小狼狗”的情感特质：他们年轻、炽热、忠诚，爱得纯粹且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围绕在“姐姐”身边，提供高度的情绪价值与情感专注。“小奶狗”满足了经济独立女性对于被重视、被取悦、被全方位情感滋养的渴望，而非传统模式中被掌控、被庇护的被动体验。
《狙击蝴蝶》在此基础上，将这套“姐狗文学”打磨得颇为细腻，也带有微弱的“5%创新”。
在许多“姐狗文学”中，姐姐的强大往往与一个巨大的情感或生活“缺口”如影随形。她们或因情场失意而失魂落魄，比如《我的男孩》中罗小菲因失恋醉酒，昏睡街头，才与安庆辉结缘；或是身处被催婚、被年龄羞辱的重压之下，如《理智派生活》中的沈若歆，分手时被男方羞辱“三十三了，满大街都是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小姑娘，您这岁数上婚介所都被人嫌弃”，也只是无奈撤离……“姐姐”多少内化了外人的“贬损”，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为“弟弟”的闯入提供合理性，也才能让弟弟的“治愈”功能得以发挥。
《狙击蝴蝶》中的岑矜虽然不能免俗地以离婚作为开场，但剧集的处理相对克制。她也有失落和疲惫，但并无歇斯底里的崩塌，也没有将自己锁在受害者或“败犬”的牢笼里。她仍会因为一个求助电话，驱车深入山村，对身处困境的少年李雾伸出援手；面对婚变，她冷静取证、理性应对；在事业领域，她有自己的追求与坚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风暴后，依然能保持体面、理性整理生活，并且内心保有善意与力量的女性。观众先于“弟弟”李雾，纯粹地被岑矜所吸引。
在“弟弟”李雾的刻画上，编剧则采取了一个“取巧”的设定：李雾是一个“孤儿”，父母双亡，养大他的爷爷已经离世，他寄人篱下，姑父对他没有感情。
这就规避了传统“姐狗文学”中一个最常见的戏剧冲突——来自男方家庭的强烈反对，以及弟弟在面对此种外部压力时，暴露出的幼稚、冲动与无力。在《小丈夫》《我的男孩》等剧集中，“姐弟恋”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弟弟”父母的阻挠，他们甚至各种羞辱“姐姐”，这反映了“姐弟恋”的现实阻力，也让观众看得糟心；而“弟弟”的应对方式，常常是青少年式的意气用事，如离家出走、激烈争吵，虽然初衷是为了守护爱情、对抗世俗偏见，但“弟弟”既不经济独立、也没有精神独立，非但没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将关系推向更尴尬的境地，观众都替“姐姐”心累。
《狙击蝴蝶》则“避重就轻”，李雾与岑矜的关系得以在一个几乎“真空”的环境里发展。虽然李雾对岑矜的追求，仍有“幼稚”的表现，比如吃醋、重逢后步步为营的靠近、伤害身体来换取岑矜关注等，但李雾的“幼稚”被限制在了情感反应的范畴内，不至于像其他剧集中那些“弟弟”在面对家庭阻力时因能力不足而彻底“露馅”。同时，李雾“寄人篱下”的成长背景，让他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懂事”与“小心翼翼”，不像那些被家庭过度保护、遇到阻力只会冲动对抗或退缩的“弟弟”那样，偶尔给人“妈宝男”的不佳观感。
人物塑造的“5%创新”，《狙击蝴蝶》构建起一种新型“姐狗文学”。“姐姐”更值得爱了，“弟弟”方的阻力也被彻底消除了，剧集可以更纯粹、更扎实地铺垫两人各自的生活轨迹与内心成长。选角上，陈妍希与周柯宇的组合产生了意外的化学反应，前者演绎出了岑矜的温柔与坚韧，后者也很好体现出李雾从青涩到沉稳的转变，演技比多数“小鲜肉”强。此外，剧集在制作层面的匠心，特别是双线叙事巧妙交织过去与现在，极大地增强了这份感情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所以，《狙击蝴蝶》能够成为国产现偶的一匹黑马，并不仅仅是营销的结果——你看多少现偶的营销更加铺天盖地，不也无人问津。
“姐姐情结”的迷惑性
不过，当我们的视线从“磕糖”的观赏体验中抽离，以更冷静的视角审视《狙击蝴蝶》及其所属的“姐狗文学”浪潮时，一个核心问题便浮现出来：这种看似由女性主导的言情叙事，真的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吗？尤其是当“姐姐”被赋予了经济独立、精神自主的强大外壳时，人们很容易认为“姐狗文学”更“进步”。
还是说，“姐狗文学”只是“玛丽苏”内核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情绪与市场口味，而完成的一次更为精巧的进化与变装？
先说回传统偶像剧，它们的内核可以概括为“玛丽苏”。这个词源于同人创作，如今已成为一类大众叙事模式的代名词：一个被设定为平凡的女性，获得了故事中最优质、最强大的男性角色们无条件的、超越现实逻辑的痴迷与深爱。
“玛丽苏”广泛流行的深层心理机制，用美国作家柯莱特·道林的分析，可归结为“灰姑娘情结”。“灰姑娘情结”指向许多女性内心一种复杂的状态：一方面潜藏着对完全依靠自我力量面对世界、承担全部人生责任的隐约畏惧；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渴望能有一个更强大的男性来将自己从现实的困境、平庸或孤独中“拯救”出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庇护。在以往的偶像剧中，男主角的“拯救”不只是带着女性脱离生活困境，更是帮助她实现了从“灰姑娘”到“财阀继承人的妻子”的阶层跃升。
当然，在玛丽苏叙事中，女性角色并非全然被动。不论《流星花园》《命中注定我爱你》还是《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继承者们》，看似无所不能的“霸总”们，内心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创伤、孤独或情感的荒漠，直到他们遇到了善良、坚韧、不屈不饶的女主角们，内心的空洞终被填满。
虽然女主角被赋予了“拯救”的功能，但这只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延续，因为她扮演的是一个“贤妻”的角色——照顾好自己的男人、疗愈他的创伤。这是玛丽苏叙事隐藏的交换逻辑：男性以其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财富、权力、地位）为女性提供外部世界的庇护与阶层提升；女性则以其情感劳动（包容、理解、抚慰、无条件的爱）为男性提供内部世界的稳定与心灵治愈。
所以，“灰姑娘情结”也可以称为“贤妻良母情结”，它将传统性别角色中对女性的期待，比如成为家庭的情感核心、丈夫的温柔港湾、疗愈创伤的母性力量，包装进极致的爱情童话里。女性的价值实现与人生圆满，局限在情感与家庭的疆域之内，而非自我在广阔外部世界的无限开拓。
乍一看，“姐狗文学”似乎已跳脱出“灰姑娘情结”的窠臼。“姐姐”事业有成、经济独立，不再需要“霸总”或“王子”提供物质与阶层的拯救，关系的主导权似乎握在了女性手中。
真是如此吗？在《狙击蝴蝶》为代表的“姐狗文学”中，“姐姐”虽然经济独立了，但也不妨碍她们承担一个熟悉的功能——传统家庭结构中“长姐”的功能。
在儒家文化圈中，“长姐如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观念和现象。传统家庭中的姐姐，常常需要过早地分担父母的责任，照料弟妹，成为家庭情感与物质上的早期支撑者，“姐姐”是一个付出者、照料者、牺牲者，“长姐如母”是责任，也是“枷锁”。
将这一角色模型平移至“姐狗文学”的浪漫关系里，岑矜对李雾的经济资助、生活照料、情感包容、人生引导，本质上是一种“类母职”或“类长姐职”的延伸，她以自身的资源与成熟，去滋养、塑造一个在起点上处于弱势的“弟弟”。这是市面上绝大多数“姐狗文学”的底层逻辑，不论怎样的“女强男弱”，还是将女性置于情感与生活的“照料者”与“付出者”位置。而年轻、帅气、满眼崇拜的“弟弟”，一声声依赖而亲昵的“姐姐”，以及他如“小奶狗”般忠诚、体贴、全心围着“姐姐”转的行为模式，极大地强化并甜蜜化了“姐姐”照料者身份的合理性。
这便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姐姐情结”。女性在公共领域拼搏所获得的资源、能量与光环，再次被“别有用心”地引导并倾注回对私人情感关系的极致追寻与精心经营之中，即，“姐姐”用外在的独立成就来支撑其扮演传统“女主内”的角色——作为男性的引导者与照料者，“弟弟”则用极致的情绪价值来奖赏和固化这一角色，并满足“姐姐”内心对被特殊宠爱、被全然需要的深层渴望，让“姐姐”将带有牺牲意味的“长姐心态”误读为心甘情愿的女性主体性。
《狙击蝴蝶》出圈的时候，在相关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我们可以非常频繁看到类似的评论“明天去就找个男大资助”“不用30万，不用300万，只要3万就能带回，刚好3万我有”……虽然这大概率只是一种玩梗，但这种半开玩笑的言论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姐姐情结”叙事所植入的一种潜在心理暗示。它虽然没有否定女性的社会成就，却让那些刚刚在“主外”战场上站稳脚跟的女性，又不自觉地在“姐狗文学”中重温并迷恋上“主内”的“成就感”。好像只要“姐姐”愿意投入情感和金钱，就真的能“养成”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小奶狗”，好像“姐姐”奋斗的意义，就是更好地成为“长姐”。
现实远比剧情残酷复杂。20年前的国产剧，就深刻剖析过一个纪实版的“姐狗文学”的走向。改编自安顿所著系列纪实文学作品《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的国产剧《绝对隐私》（插一句，这是一部内核非常先进、先锋、时至今日一点也不过时的女性剧集），其中有一个讲述“姐弟恋”的单元《冯齐的忏悔》。“弟弟”冯齐爱上年长的、离过婚且带有孩子的“姐姐”，“姐姐”顾虑很深，但冯齐死缠烂打，“姐姐”接受了冯齐的感情。可在父母的反对、前途的抉择面前，冯齐退缩了，他嘴上一句又一句深情的“姐姐”，还是默认地接受了“姐姐”主动提出的分手的提议。最终，冯齐选择与其他人成婚，一边又在记者面前“忏悔”他对“姐姐”的辜负。他既对不起当初毫无保留付出真心、最后主动放手成全他的“姐姐”，也对不起现任伴侣，自以为“情深”，本质上是“白眼狼”。
时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纳“姐弟恋”，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年龄与价值的捆绑歧视。诚然，亲密关系包含相互的帮助、真诚的鼓励与共同的成长，但这绝不是说，“姐姐”就必须承担起关系中照料、引导、呵护“弟弟”的责任。这是严重的迷惑和误导。你以为一味付出情感和金钱就能“养成”一个“李雾”，可很有可能，你“养成”的人连“冯齐”都不如。
一段关系是否“健康”、能否带来真正的幸福，其核心并不在于它是否贴合“姐弟恋”或任何其他流行标签，而在于关系中的两个人，是否都是心智成熟、人格独立、懂得彼此尊重且愿意共同承担责任的个体。剥去所有华丽的叙事外壳，找到一个善良、真诚、与你人格相契的“好人”，与之共同经营一段平等、踏实的关系，远比追逐某种被偶像剧美化过的恋爱“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可靠。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